用声音构筑自由国度

用声音构筑自由国度

作者:韩笑第261(2009/03/18)期

 1927年的炎夏,美国弗吉尼亚州玛科斯泉镇上的三个农民带着自己心爱的乐器,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前行。他们要前往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市的一个录音室试音。那时,一家唱片公司将眼光投向了南方山区,希望从中发现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并制作成专辑在全国发行。这三位装束普通的农民给自己的组合取名为“卡特家族”乐队,并被唱片公司的星探一眼相中,他们将成为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最富盛名的民歌乐队。 

  这是袁越在其65万字的著作《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中的篇首故事。史家笔下蔚为壮观的恢宏图景,往往肇始于社会某个无名角落里不起眼的变化。它们像气象仪器一样,精准地感知着时代风向的转变。在袁越看来,他所记述的这个故事,可以视作改变美国音乐进程的里程碑。透过“卡特家族”乐队在唱片市场和广播中的大受欢迎,民歌的灵魂在一个艺术品大规模复制的时代被释放出来,并将在这个地域广袤、族群众多的国度,展开它的现代旅程。 

  作者所要研究的对象———“民歌”,决定了他必须选取不同于任何一部正统音乐史的讲述方式。这里没有学院派的琐碎考证,也没有连篇累牍的概念辨析,反倒是活生生的底层面孔和铿锵的乐音扑面而来,夹杂着鲜活的时代气息。在袁越笔下,“卡特家族”乐队的成功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在于录音技术和唱片媒介的诞生,使得聆听这种行为魔术般获得了跨地域的公共性。自此之后,留声机和喇叭前的听众可以想象那些未曾谋面的歌手,一个声音共同体于无形中呼之欲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天生好的嗓音,练就高超的演奏技巧,并且他愿意放开喉咙,他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情绪,并得到远隔千里之外的歌迷的应和。这时的民歌已经不同于那些数百年间在民众中缓慢传播的古老民歌,尽管这时的民歌依然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但是歌声这条静水微澜却猛然加速,一变而为奔腾急流。于是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便如同电闪雷鸣,预告了民歌的现代命运。它每流经一片土地,便裹挟着当地人民的悲欢,浩浩荡荡向前奔去。袁越像一个先知,在第一章的结尾处以宣言般的语句昭告天下:“第一次,美国民歌在布里斯托找到了她的听众:人民。” 

  在一个逐渐浮现其雏形的唱片出版市场上,民歌从往昔的默默无闻中走来,开始在录音棚里书写新的篇章。尽管外在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剧变,但未曾改变的是民歌那一身从内到外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打扮。它所承载的乐观以及对生活渴望的歌咏,在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听来,恍如春日暖阳洒在身上。这便是袁越所说的,在二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美国,“那些失业的工人农民到杂货店总是买三样东西:一条面包、一磅黄油和一张吉米·罗杰斯(Jimmie Rodgers)的唱片”。而早期的民歌手均不脱劳动者的本色,他们的所歌所唱,均紧扣自己的劳动和工作环境,或是在蛮荒之地的马背上,或是在居无定所的迁徙中,歌背后的故事和歌曲本身一样值得讲述。书既以“传奇”为名,“传奇”不仅是袁越讲述故事所追求的文体方式,也是民歌从土地中与生俱来的品质。民歌是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这是袁越和所有正统音乐史观的歧异,他正是要书写那些“传奇”:酷爱民歌的洛马克斯父子四处寻访掌握黑人民歌的歌者,结果居然是在安哥拉州立监狱中发现了歌手“铅肚皮”(Lead Belly),他是一个有着炭黑皮肤和洪亮中音的洗衣工,其半生都在流浪征途中度过。而少小学琴且琴艺卓绝的伊丽莎白·科滕(Elizabeth Cotten),自15岁嫁人后便再没有摸过吉他,当她再次登台的时候,已经是60岁的老妪了。当然更为人熟知的是民歌之父皮特·西格(Pete seeger)跟随他的导师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所踏上的“认识真正的美国”的奇异旅程。仅以一把班卓琴和动人的歌声换取盘缠,他们四处漂泊,踏遍了美国的大西北,并最终在底层人民真实生活的洗礼中脱胎换骨。 

  袁越对于美国民歌历史的梳理构成了我们的参照。我们对于民歌的理解要么被无奈地塑造为晚会上标准化的颂赞民歌,要么拘泥于对民歌的前现代想象,仍然执著的寻求于原生态的山野之中,去找那未曾被商业流行文化“污染”的民歌。袁越对于美国民歌源流、发展和转折的描述,揭示了我们自身关于民歌观念的狭隘与保守。当民歌被符号化和定型化之后,其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便被阉割去势,成为被供奉起来的庙堂文艺。 

  在《来自民间的叛逆》中,袁越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只将对民歌的兴趣定位在“研究的意义上”。民歌并非置身于社会变迁之外,其意义是随时代之流的曲折而变化的,是不同的人群在抗争与异议的过程中赋予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将民歌视作一种流变中的精神传统,一种诠释着自由真意的灵魂。由此,袁越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民歌最为狂飙突进的一段历史,这便是冷战阴云笼罩下的美国历史。 

  一方面,民歌的公共性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扬。沿着民歌的河流回溯,我们可以轻易地从中读出一部美国民意史。特别是在那些逆流涌动的时刻,总是有不驯服的声音响起,唱出人们对自由和公意的向往。在民权运动、反越战等美国战后的重大事件中,民歌凭借其感性的力量,成为联结心灵,表征公众政治情绪的利器,民歌也不再停留于仅仅再现或反映现实,而是质疑、讽刺、挑衅、戏弄现实,民歌的境界由此为之大开。 

  另一方面,以鲍勃·迪伦(Bob Dylan)为首的音乐人,在摸索中不断进行全新的艺术实验,民歌的题材和音乐形式也自此变得空前开放。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战后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青年人取代了农民和工人成为民歌国度最重要的子民,他们开始以民歌来书写内心的彷徨与愤怒。这也推动民歌一改其传统保守的面目,将激进的艺术先锋派姿态穿戴上身,并学习从现代诗歌等文艺传统中汲取“叛逆”资源。 

  《来自民间的叛逆》是一部“内外兼修”的书,袁越的雄心是力图用包罗万象的笔法来探求民歌的秘密。所谓“内”,体现为对于音乐史脉络和歌曲理解的把握。而“外”,则是民歌生长其里的美国数十年间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从1929年的大萧条,到罗斯福新政,直至冷战启幕后的麦卡锡主义、“垮掉派”和嬉皮士运动等等,袁越均穿插其中娓娓道来,呈现出美国民歌与社会变革之间广泛的互动。而这本书在中文世界的诞生,也为“美国民歌传奇”添上了一个精彩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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