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秋莎》趣闻轶事
李凡纳利：应该把自己的文化紧紧地抓住
李凡纳利
根据《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改编的同名电影，该电影荣获了有“土耳其奥斯卡”之称的“安塔利亚金橙电影节”九项大奖，李凡纳利担任了该片的编剧与作曲
李凡纳利拥有多重身份，他是作家，也是作曲家、电影导演，还曾担任过土耳其国会议员。《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一书是作者的代表作，2002年出版后即成为土耳其的畅销小说冠军，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出版和再版53次以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探讨。本报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试图还原一个真实、深刻的土耳其。
读书报：您的书不仅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而且向全世界的读者展示了古老的土耳其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与现代激荡带来的精神颠沛。想请您介绍一下构思这部作品的过程和您对土耳其社会的认识？
李凡纳利：感谢你的评价。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其实是想从书中的教授伊凡先生出发，在写的过程中，荣誉谋杀只是我写的一个环节。书中的玛丽一开始只是一个小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却是那么具有震撼力，也直接影响到伊凡先生，所以我最后把她变成主角。作为作家，我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最后把主线引向了玛丽。
当然如果说到土耳其基本的社会状态的话，它缺乏一种存在感——一种“我是谁”的存在感。我作为土耳其人，本身觉得自己是亚洲人，根源是从亚洲过来的，包括语言也是属于阿尔泰语系。但是同时土耳其也有一千多年的穆斯林身份，当然这要追溯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所以在这片土地上也存在着欧洲的一些文化。土耳其觉得自己更接近欧洲，土耳其人像希腊人和奥地利人一样说自己是地中海人，同时也和邻居俄罗斯通过黑海有很多交往。在这些不同文化之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经常被想到的。对于我来讲，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所有东西，没有任何区别，不是穆斯林或其他什么。
我更多的作品说到的是土耳其当代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对土耳其和其他的读者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几乎所有作品的主题都说到传统与现代的磨合与冲突、东西文化的冲突。一般来说，在正常生活中不可能相遇的两个人，经常会出现在我的作品当中，感觉是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状况的人，彼此在这里接触、碰撞，彼此从冲突开始，到最后的彼此理解。
读书报：在现代化过程中，土耳其同样背负着很重的文化包袱。不同地域的土耳其人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时是否有同样的回应？
李凡纳利：刚才说到土耳其“我是谁”等身份问题时有说到地中海、意大利，那里的人也说自己是地中海人，他们也喝酒、也娱乐。但是从土耳其整体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刚才说到的那样。比如你越往东部走，你会发现他们的文化、思想和生活习惯越传统；但如果你往西部走，尤其往海边走，你会发现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想法都更开放。
读书报：您有着作曲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多重身份，您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身份？
李凡纳利：这对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的妻子她非常不喜欢我做政治家，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政治家，尽管我之前作为议员参加过国会。政治家和文学家之间有重要的区别：艺术家会把内心很深处的感觉拿出来，给别人去看、去理解；但是政治家不会，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心里面。可是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还有像希腊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就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从政，因为对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来说，我们这样的人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所以政坛非常需要这样的人出来说话，比如波兰的总理就是著名的钢琴家。
读书报：我很钦佩您这部作品在文化地理学上的构思。书中的玛丽和西玛尔、伊凡教授这些失去了生活的人最后都在海上找到了自己，这跟您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吗？
李凡纳利：对我个人来说，我是生活在海边的。其实对土耳其人来说，山对于他们的意义更大；而在土耳其的爱琴海附近，人们更多地受到海的影响。可能海对于人类来说，它给人的感觉更宽阔、亲切；但是山给人更加坚硬的感觉，也比较平和。哲学家对山的感觉是，它一边和土地联系，一边和死亡联系，但是大海给人一种更加轻松、自由的感觉。我写这本书之前，就是想让这本书从陆地开始，以大海结束——从没有希望的生活开始，到有希望的生活结束；从更加传统、更加封建的想法开始，到一个更加开放、现代的想法结束；从由男人主控的一个社会阶层开始，转到女人的地位更加上升的位置结束。
读书报：您的流亡生活对您的创作和生活有何影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您认为如何保持一颗纯真的心以及如何保持人与人之间那种非常容易的沟通？
李凡纳利：流亡生活对我有很大影响，因为经历了不同国家，所以对一件事情的感觉和看法会有很大的不同。流亡之初，我与妻子从土耳其到瑞典去，后来去了法国和德国等国家。这些经历都让我认识到，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不同的观念，这使我的世界观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流亡生活让我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想法，通过感受、了解不同人的想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世界化一点。
第二个问题说到城市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可惜，城市就像一个制造的机器，它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城市中生活了很久之后彼此变得相同——包括他的长相和思想。我觉得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文学，文学能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拥有不同文化的人，都把自己的文化紧紧地抓住。我记得中国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百花齐放”。
本版主要内容
- 《卡秋莎》趣闻轶事薛 范2018-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