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西方出版业的预付稿酬

当今西方出版业的预付稿酬

作者:米歇尔•迈耶第267(2009/07/01)期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小说中的“自我”——亨利·贝克曾说:“受人尊敬的作家是从不伸手要预付稿酬的;那一定是为在乡村正忍饥受饿的三流作家准备的。”自那以后,纽约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周边的房租飙升,不管是声誉卓著还是名誉扫地的作家都为自己的书寻求预付稿酬。这种款项曾经微不足道,但其中一些现已涨到数百万,如今年三月Scribner图书公司为美国作家、艺术家奥德丽·尼夫内格(Audrey Niffenegger,1963-)的第二部小说《她可怕的对称》(Her Fearful Symmetry)预付了500万美元的稿酬。关于这笔交易的新闻似乎有些奇怪,因为不久前Scribner的母公司西蒙·舒斯特的总裁宣布说因为收益下滑该公司将“对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诚然,在最近一连串的为图书业所做的“悼词”中,《时代周刊》指出预付稿酬将是出版业模式中的“金融鱼化石”,注定要像砖瓦石灰砌成的书店那样消失。 
  然而,尽管经济不景气,预计10本书里有7本不能赚回预付稿酬,这个体制似乎还不会在可预见的很短时间内消失。在最近的一些采访中,十几位总部设在纽约的出版公司与经纪人告诉我说,多多少少,“出版公司都必须要购买图书版权,”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竞相购买一流的图书版权”——这些图书绝大部分是指那些卖得好的书。 

  预付稿酬很少有权威的明码标价。其价码总是像香烟的牌子那样表达得含糊其词——“中档五位数”、“低档六位数”、“柔和七星”。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在其著作《让人惊叹天才的伤心工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2000)的前言里打破了通常的沉默,把自己的手稿换来10万美元预付稿酬的事实向读者和盘托出,并算了笔账,除去所有的费用外,净收入是39567.68美元。 

  预付稿酬引发的嫉妒很平常。《金钱改变一切》选集的主编、小说家埃利萨·夏贝尔(Elissa Schappell)说:“那些记不住自己社会保险号码的作家对于他们的对手获得了多少预付稿酬却能如数家珍。”对于局外人来说,其数量似乎有些随意甚至荒唐。她还说:“无人会说‘这笔钱恰与那本书的价值相匹敌’。一位作者的第一部里面包含吸食毒品及同性恋情节的成长小说值25000美元。” 

  预付稿酬作为著作出版后将会从版税中扣除的支付方式,是出版者对风险的估计。虽然我所采访的出版商把30000美元说成是大约平均数,实际数量将随市场趋势、作者的作品销售记录以及国外版权贸易的潜力而波动。在标准的出版合同里,签订后作者先获得预付稿酬的一半,在交稿时得到四分之一,最后的四分之一在作品出版时收到。当然,这个模式也正在改变着。文学经纪人埃里克·西莫诺夫如是说。他还说:“目前,我们还看到有些出版商要分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支付,分别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量给作者发放预付稿酬。对于一位靠此生活的作家来说,那景况不是在前进(advance,“预付稿酬”,在英文中又表示“前进”),而是倒退了。” 

  有时,预付稿酬的数量听起来会比实际情况大得多。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罗伊·布朗特(Roy BlountJr.)举了一个六位数预付稿酬的例子。他说:“六位数稿酬有可能意味着100000美元,要减去15%的经纪人佣金与自由职业者税收。再说,如果我们把这笔钱与一份工资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一、它不包括任何附加的利益,如办公设备的免费使用,更不必说医疗卫生保险了;二、一本书可能要花两年工夫写完、三年后才能出版。因此,感恩戴德获得的一笔六位数预付稿酬,对于大多数依靠其生活的成年人来说,不一定够花。”对此,小说家瓦尔特·柯恩表示同意。他说:“一笔小额六位数预付稿酬使得我连续三年在低于最低工资的状态下工作。也许这也有其好处。一大笔预付稿酬可能让你对做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只想去拉斯韦加斯豪赌。当我听到那些被公诸于世的大笔预付稿酬时,其感觉似乎是赌具就在你身边打转。” 

  至少自从一位书商同意付给英国诗人密尔顿5英镑以交换其销售《失乐园》的权力时,哪位作家我们该付给多少钱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出版商们。康拉德就常乞求自己的经纪人多给点钱,还曾经要求“预付”给他“一支上好牌子的钢笔”。 

  然而,当前的天文数字预付稿酬文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形成的。在那个时代,精装本的出版成为了对供应给大众市场的平装本进行调研及其发展的先导。正是这些精装本的出版社因出售日益增长的平装本版权而抬高了预付稿酬,资深出版家彼得·迈耶如是说。他开创了埃凡图书出版公司的平装书业务,目前是奥弗洛克出版社的社长。 

  例如,在1971年,瓦伊金出版公司把英国惊险小说《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1971)以该公司曾经付给作者福赛思(Frederick Forsyth)10000美元稿酬36倍的价格卖给了班塔姆公司(Bantam)。曾经为该著作的精装本版权的出售穿针引线的乔治·博哈特说:“经纪人认识到了自己必须为作者举办拍卖会,并为他们掌握的书稿争取到更符合期待价值的预付稿酬。”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价钱也开始立足于文学界。安德鲁·怀利等经纪人成功地为经典作家争取到像名人出书那样的高额预付稿酬。诺曼·米勒、菲利普·罗斯、萨曼·拉什迪因为其重版书与常销量的优势而首先享受到了这个待遇。在他们之前,最高的预付稿酬都付给了那些“遭受丑闻的政客与不那么成功的小说家”。在1995年,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离开了自己长期的经纪人而转投怀利,后者为他的小说《信息》(The Information)争取到了在当时非常罕见的50万英镑的预付稿酬。他因此也被时人诟病,被骂作见钱眼开的不良作家。到了今天,这个数量一点都不会让人惊奇。乔纳森·S·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出版于2003年的第一部小说据称获得了5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最近,福尔的兄弟乔舒亚据报道为他的一部关于记忆竞争的书获得了12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 

  然而,有人说抓住了发财机会的作家们可能不仅仅要冒让人耻笑、嫉妒的风险,他们的写作生涯还有夭折之虞。格罗夫/亚特兰大出版公司的负责人摩根·恩特里金说:“在过去,第一本书的预付稿酬通常很低,然后作家慢慢地赢得读者,到了出版第三、四本时才开始崭露头角、站稳脚跟。而今,人们写第一本书时就期望能获得巨额预付稿酬、天文数字的销售量。新闻媒体仅对报道这个有兴趣,而对约翰·欧文、理查德·福特、安娜·泰勒、托尼·莫里森等作家的漫长成材之路感觉不耐烦。传统的‘第一本书势必不成熟’的观念消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小说家售出9000册精装本、15000册平装本,他们却认为自己失败了。” 

  今天,有些出版商正在尝试不给作家预付稿酬或降低标准的做法。例如,麦克斯威尼这家小型出版社与作者平分图书销售的利润,以此取代通常的小额五位数的预付稿酬。新成立的哈泼工作室(Harper Studio)出版社也有同样的举措,把预付稿酬压低到六位数以下。至于厄普代克笔下的亨利·贝克,这位作家从不让他预先获得报酬,据说作家本人的预付稿酬也是以低价著称。厄普代克曾写道:“这就像过去的堕落女性。一旦你把自己给卖了,那你将永远地失去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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