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

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

作者:严家炎第281(2010/03/17)期

《黄衫客传奇》是目前所知第一部中国人以西文创作的中篇小说,远早于林语堂的同类作品。小说中所体现的超前的文学观念,或将改变我们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传统认知。作为一位清末外交官,陈季同试图为西方公众建构一个飘溢着清茶芬芳的“文化中国”。这个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文化乌托邦,打动了19世纪末的西方读者,而今天的中国读者,或许也可以从中体味那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愁。 

 
陈季同


 
法文版《黄衫客传奇》书影


 
古画中的霍小玉像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州人,清末外交官,曾在欧洲生活十余年,是当时法国外交和文化沙龙里的活跃人物。他先后出版了《中国人自画像》、《吾国》、《中国人的戏剧》等八种法文著作,被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 

  陈季同用法文写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1890年出版于巴黎,至今已整整一百二十周年。《黄衫客传奇》并不属于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它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但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不少重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拓。 

  《黄衫客传奇》早在“五四”前约三十年,就已对家长包办儿女婚姻的制度以及“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旧习俗提出了质疑。小说通过新科状元李益与霍小玉的自主而美满的婚姻受到摧残所导致的悲剧,振聋发聩地进行了控诉,促使读者去思考。虽然《黄衫客传奇》以唐代蒋防的《霍小玉传》为基础,作者在人物性格与相互关系上却进行了许多改造和变动,完全可以说,这是陈季同自己的重新创作。《霍小玉传》中的男主人公李益,是个“虚词诡说,日日不同”的负心郎。《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则有很大的不同。小说借其表兄崔允明之口来这样评点李益的性格:“你有想压倒天朝男儿的雄心壮志,但你又会为了一个穷人而两手空空。当你想当一个恶棍的时候,你又忍不住要去行善。”在作者看来,李益虽然有点软弱,也少一点果决,但却是善良而真诚的。他一再给寡母去信,恳请寡母同意自己与小玉成婚。但冷酷、专横、严厉的母亲,却因对方郑氏家中社会地位低微而坚决反对。母亲利用李益性格中软弱、犹豫的一面,处心积虑地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将自己选定的另一场婚姻强加到他头上。当她得知李益将于某日回到家乡的消息,便迅速布置了一整套对付自己儿子的密谋,还搬来了甘肃总督大人压阵。李益刚到家,母亲不许他申诉任何理由,便将他引进点燃着烛光的宗祠,关闭大门,面对着历代祖先的牌位,怒气冲冲地宣称:“这次让列祖列宗来回答你!”接着是连篇累牍的训斥: 

  看看这些牌位!每一位先人都有既体面又受人尊敬的头衔:他们都在那里望着你,都在质问你怎么能让他们蒙羞,这是没有先例的。你看!在他们每人的名字旁边都写有头衔和对他们为官的评语,你还能看到一个妇人的名字:每个都与我们家门当户对。 

  而你呢?当你有能力继承他们的传统而且可以光宗耀祖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要把未来寄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子身上吗?正是她,在某一晚上,像花船上跑出来的歌女一样,投入你的怀抱;你竟想让这样一个女子跻身于我们高贵清华的门第吗! 

  …… 

  她在一种狂怒的状态中,不停地讲着、喊着、威胁着:如果他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她就呼唤神明的报复和先人无可逃避的仇恨,向他、她自己,还有整座宅院。 

  这是在祖宗灵位面前对李益进行的一场严厉审判———而且是不许李益说一句话的审判!这是从精神上朝李益打去的一闷棍,打得李益晕头转向,“他像醉汉一样脚步踉跄,心如死灰,唇上带着苦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接着,母亲又进行第二步:押送李益离开宗祠,“在惊愕的年轻人还没明白母亲要干什么的时候,她已将新郎的红色绶带递过来,又飞速给他戴上婚礼时才用的金花冠;然后,不给他恢复正常的机会,她打开大门,将他推入灯火通明的大厅,她向众人鞠躬致意,高声宣布:‘承蒙总督大人光临寒舍,着实令蓬荜生辉。今以亡夫的名义宣布,同意爱子李益与卢小姐喜结连理!’”于是,接下来就是中国传统婚姻的“拜堂”场面。“神智不清的李益”,被妈妈推到一个年轻女子的身边。 

  ———跪下!她用坚决的语气说。看到一旁的卢小姐已经俯身而拜,而他还没有跪倒,妈妈一手放在他肩上,重复道: 

  ———跪下!你没看到你在这儿多丢脸么? 

  僵硬地,他拜倒又起来……成了礼。 

  他好像处于一场噩梦当中:朦胧中,他看到人们来到身前,笑着向他说些他无法理解的言辞。恍惚中,他意识到自己走来走去,好像有另一个像自己的人,向宾客施礼,拜谢总督,总督又颔首答礼。 

  他目光呆滞,觉得心中痛楚万分。他是在哪里?人们对他做了什么? 

  小玉呢?为什么小玉不在这里? 

  ———您的儿子怎么了,夫人?他好像不太舒服。 

  ———很可能的,他太累了,可怜的孩子!多年的用功,多次的考试,还有旅途疲倦;刚刚重逢的激动,马上又是婚礼的激动。 

  当他一恢复知觉,马上明白了上面的问话和对答。可是,他又陷入了麻木的状态。 

  他觉得透过一层面纱,又看到一张曾经微笑着的面容,现在,面容上凝结着可怕的怨恨:在他对面,云雾之中,黄衫客抖动他的箭囊,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然后,用弓箭瞄向自己。他听到弓弦的颤动,耳边响起羽箭的蜂鸣。猛然间,一道闪电划过眼前,他头痛欲裂,之后,一切都消失了!……他昏了过去。 

  从此,“三个星期中,李益处在生死一线之间。”他大病一场。也从此,他把妈妈当做“一个怪物,一个追逐他、啃噬他的心的吸血鬼。一见到她,他就觉得厌烦,生出疯狂的愤怒”。这是写得很有震撼力的一章。其中李益母亲的形象,她的许多言行,确实令人震惊,也让人颤栗。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过一个曹七巧,她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过幸福,就千方百计破坏子女的幸福。作者写得很深,挖到人物心灵的深处,刻画出了一个典型。陈季同在《黄衫客传奇》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那就是李益的母亲。这个母亲从28岁起就守寡,她当然吃过很多苦,于是,她觉得自己必须获得子女面前的绝对权威地位来作为补偿。她必须让子女绝对服从自己的一切决定,而不考虑子女本身幸福与否。正像第十八章中李益谴责母亲时所说的那样:“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最后,终于逼得李益在23岁的青春年华就发疯致死。《黄衫客传奇》确实写了一出震撼人心的专制包办婚姻的悲剧,完成了连后来的“五四”新文学都未能较好完成的任务。这是陈季同的一个突出贡献。 

二 

  《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一个贡献,在于相当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中国传统小说并非没有心理描写,《红楼梦》里就写了不少,但那是作家从生活中撷取原生态素材的自然结果。真正与现代心理科学相伴随的心理分析与描写,应该说源自近代欧洲。陈季同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便是受到欧洲近代文学的影响。但他又似乎摈弃了欧洲近代小说心理描写有时过于琐细繁腻的倾向。《黄衫客传奇》中的心理描写,往往简洁,精当,内涵却又比较丰富。以第三章会试发榜时主人公的心理期待为例,就写得相当精彩: 

  只剩下四个名字待写了。李益面色苍白,看着他的朋友。(已知自己获得第十五名进士的)崔生握住他的手,用笑容鼓励他。 

  又写了一个,不是。下一个、再下一个,都不是。 

  现在,只剩下一个空缺了:这是第一名,状元。 

  在这个庄重的时刻,四周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大家能听到所有年轻而兴奋的心脏在跳动。书吏停了一下。他不慌不忙,将毛笔蘸在墨汁中,仔细地沥干,又朝身后的人群看了一眼。这一刻,尽管职位卑微,他却是场上的主宰。他写下最后一个名字: 

  “李益,甘肃省。”“李益”,数千个声音重复着。 

  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来,在贡院的天空回荡。 

  此刻的李益十分平静;反而是他的朋友无法抑制喜悦的心情,在欢呼中出尽风头。 

  只有真正懂得心理学的作家,才能将紧张时刻的心理悬念写得如此扣人心弦。《黄衫客传奇》中心理活动的描写,涉及方面比较宽广多样:有纯情,有欲望,有期盼,有密谋,有幻觉,有梦境;心理变化从波峰到波谷,幅度非常之大;写法上也有或含蓄、或直露、或正面描写、或侧面提示等差别。然而我更为欣赏和重视的,还是那些心理分析性质的笔墨。陈季同的心理分析,常常与事件的叙述、性格的刻画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叙述中寄寓着分析,分析中体现着性格,有时简直难以分辨。我们上面引录的李益在事先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母亲强迫与卢氏拜堂成亲的那段文字中,就有不少笔墨实际上是心理分析,它们折射出母亲的专横与冷酷,也反映了李益的痛苦与愤懑以及精神上受到的严重伤害。至于第二十四章中李益被朋友引往郑氏家里与霍小玉再次见面的情景,更是大量地运用了心理分析,这些笔墨收到了特殊的感人效果,也显示了李益性格上的弱点以及悲剧的终于无可避免。这类笔墨,在全书中非常多,构成了《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正是为了要写好心理分析,增强幻觉与梦境在全书情节发展中的效果,陈季同才毅然改变《霍小玉传》中那个侠士黄衫客的时代和身份,把他向前推早了两百年,成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古人,让他的肖像画悬挂在郑家墙上,并且使李益对他的眼神留下极为深刻的、简直终生难忘的印象。请看第九章中的这一段描述: 

  饭后,大家回到客厅喝茶。李益请小玉轻歌一曲。…… 

  李益以琴声相和。他偶然抬头,瞥见墙上一幅写真,心中猛然一动。 

  这是一个在绿荫中的男人肖像,本人一定风神俊逸。这个人已经上了年纪,在高大的白马衬托下,面容十分端正。同时,他的身形轮廓显示其既十分亲切,又比一般男人精力充沛。身披一件黄袍,肩背弓箭,眼神傲然射向李益,好像一直要看穿他的心底。 

  一曲终了,李益很兴奋,走近未婚妻,说自己又发现了她的一个新本事。 

  站起时,他无意间又注视起那幅写真。 

  此时,他觉得那位老人的目光似乎一直在注视自己。 

  他走近几步,抬头看着这幅栩栩如生的面孔,身背弓箭的这位总是以一种既柔和又有些悲伤的眼神,盯着自己。 

  “您看的是黄衫客”,———郑夫人说,“传说是我们的一位先祖。” 

  “我们家族很久以来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二百年前,一位先祖遭逢大难,是黄衫客将我们解救,并且为我们报了大仇。所以,您可要小心,”———她抬手指着肖像说,“如果对不起小玉,他会找您算账的。” 

  她又笑道,“当然,我们从来不相信这种传说。但先人喜欢制造这类神怪故事,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安慰和希望。我觉得这只是一幅先祖的写真,他比其他人身份更为显赫,所以人们不愿忘记他。” 

  李益觉得女主人说的有理,但这番解释给他留下一种可怕的印象,自己也说不清缘由。
 

  这是一段为全书垫底、为后来情节预设伏笔的关键性描写,它是《霍小玉传》所没有而《黄衫客传奇》作者所特意设计的一段文字。这自然也还是陈季同走的一步险棋,但却已经避开了《霍小玉传》情节上那类中世纪的“怪异”和“迷信”色彩。从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来看,应该说作者总体上把握得恰到好处,处理得相当成功。因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几次眼前出现黄衫客的幻影,都处在特定的心理情境之中:李益是在深感对小玉负疚,对黄衫客怀着潜在的敬畏之心,又当自己神志不清、产生幻觉,临终前更精神失常之时;霍小玉则由于从小就将黄衫客视为保护神,自己又进入了梦境,因而更显得十分自然。作为小说,黄衫客幻影的作用仅限于构成某种神秘氛围。从心理学上说,它们属于合情合理,完全可能的情节,作者的处理可谓无可挑剔,反而于神秘气氛中增强了悲剧在艺术上的震撼力。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作者将书名定为《黄衫客传奇》,也是很有理由的。 

三 

  《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在于相当浓郁的风俗画色彩。这既显示了19世纪法国文学对作者的影响,也显示了二者具体路子上的很不相同。如果说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风俗画写的是近代法国的社会风尚史,那么,陈季同《黄衫客传奇》中的风俗画却主要是描绘中国传统的民俗场景与画面。作者将这种民俗描绘化入小说情节之中,与具体情节紧密结合,因而成为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陈季同自觉地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的民俗,目的是希望能增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就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直接效果却是大大丰富了小说本身的生活意蕴,加深了读者对艺术的理解。例如,写到大家闺秀在彩楼上抛绣球招亲的习俗,正便于衬托出李益与小玉的婚姻更具自由、自主的性质;写到李母在宗祠中以专横态度厉声训斥,使读者更能体会宗法制度与礼教具有践踏人性的一面;写到“花朝”游崇敬寺赏牡丹,李益在佛像前虔诚跪拜,更能突现男主人公心中对小玉的强烈“负罪感”……诸如此类,读来都令人感到真实和亲切,为小说增色不少。 

四 

  还应该说,《黄衫客传奇》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体式上也实现了变革和创新。它最早在中长篇小说领域内突破章回体的框架,改以情节的自然发展为序,组成二十八个章节。由于法文本《黄衫客传奇》面向法国读者,作者顺理成章地采取欧洲习惯的叙事方式和艺术结构。但同时,作者并没有采用欧洲小说常用的倒叙之类技法,这也许是因为小说本身只是一个中篇,故事情节也相对单纯的缘故。 

  总体看来,《黄衫客传奇》是一部艺术上几乎称得上珠圆玉润、相当纯熟的作品,但却并非不存在某种疏漏。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陈季同把《霍小玉传》中的京都从长安改到了南京,其原因我猜想大概由于他本人对南京比较熟悉而对长安则较为陌生,担心无法落笔展开描写。作为小说创作,变更地点本来是允许的。问题在于,改了京都地点之后,朝代也必须随即变更。然而,奇怪的是,小说的行文中仍然口口声声说“我们讲述的这个时代是在大历时期”(见第三章;第四章中也有“大历皇帝”的说法)。“大历”是唐朝代宗的年号,这就等于将南京说成是唐朝的首都,岂非闹了大笑话?!即使一般法国读者未必都能发现这类差错,作者也不应该允许这种粗心大意或疏漏存在。指出这一点,我想,大概不能算是对前人的一种苛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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