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妻们
“祝中俄文字之交”——漫谈中国的“俄罗斯学”和俄罗斯的“中国学”
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
中俄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国民众更对彼此有着特殊的文化情结和历史记忆。在这一背景下，继2009年中国成功举办“俄语年”之后，俄罗斯的“汉语年”也在2010年正式拉开帷幕。中俄人文交流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本刊特邀请中国的“俄罗斯学”学者和俄罗斯的“中国学”学者对此作出解读。
■主持：吴子桐
■嘉宾：张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阿格诺索夫·弗拉吉米尔（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学者）
2006年，普京参观中国少林寺，抱起小和尚合影
李立三夫人李莎题写的“家”被制作成布绣书法作品，在“镌绣友谊伊琳娜·扎哈罗娃布绣书法展”上展出
吴子桐：请两位教授分别介绍一下中国的“俄罗斯学”和俄罗斯的“中国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历史沿革以及各自的优劣短长？
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人最早对研究中国发生兴趣大概是在16、17世纪，但当时中国比较封闭，俄罗斯同中国的联系很少，导致早期的俄罗斯汉学成果很少。到了19世纪，当时的俄罗斯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做了不少工作，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也做了一些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位神父，一位是毕丘林，一位是巴拉第。这些俄罗斯传教使团的人向俄罗斯人讲述了中国的故事，于是有一位俄罗斯诗人叫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就根据巴拉第神父的介绍写了一本书，书名为《4338年》，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浪漫主义的中国形象，对中国非常赞美，但这种描述也是离中国现实比较远的。
一般认为，真正的中国研究的创始人是瓦西列夫，从他开始，俄罗斯才正式出现了“中国学”或者说“汉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还包括像汉学家季奥尔吉耶夫斯基对中国神话的研究，我对此就很感兴趣。也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的诗歌、哲学著作被逐渐翻译成俄文。在中国的俄侨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像20世纪就有一位著名的俄罗斯诗人别列列申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同时将一些唐诗翻译成一本集子，名为《扇子诗》。
张建华：相对而言，中国的“俄罗斯学”起源是很早的，当时没有“俄罗斯学”这个概念，但中国对俄国的了解应该是晚清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1872年，中国最早出现介绍西方的科技类综合性刊物，叫《中西闻见录》，上面专门有一栏叫“俄人寓言”，翻译了克雷洛夫的寓言，这开启了对俄罗斯文化的介绍研究。
此后关于俄国文化、文学的译介研究高潮有这么几个时期：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比如当时田汉写了《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郑振铎写了《俄国文学史略》，蒋光慈和瞿秋白写了《俄罗斯文学》，这个时期已经不仅有了翻译介绍，还有了一定的研究；二是30年代左联的“普罗文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认同俄国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所以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初写下了著名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三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系统全面地译介俄国著作，出现了一些俄国作家的全集，同时高校也建立了俄语专业，形成了人才培养机制；四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中国的全面开放和对世界文化的吸纳，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当时文学方面就有三个杂志：《当代苏联文学》、《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还有了《中国俄语教学》，这是任何一个语种和国别研究所没有的。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了作为学科概念的“俄罗斯学”，研究范围从“俄罗斯语文学”扩展到俄罗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外交、经贸等诸多人文、社科领域。新世纪的十年可以说是“俄罗斯学”更加扎实、稳定、深入发展的十年，中国“俄罗斯学”在国际“俄罗斯学”界失语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
吴子桐：促进俄罗斯的“中国学”与中国的“俄罗斯学”发展的，有哪些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因素？目前这两种研究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学科地位如何？
阿格诺索夫：影响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回想一下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的时候，那时的俄罗斯汉学家要么完全政治化，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去谩骂中国，要么就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现在随着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强，有了一些很严肃的研究著作问世，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在各领域也都有一批知名学者，像历史方面有齐赫文斯基院士，中国古代哲学方面有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还有著名记者奥夫契尼科夫，他对中国发表的一系列报道也是相当深入的。另外值得提到的是，卢金写了一本描绘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书，名字叫《大熊看龙》，作者目前还在写一本描绘中国人心目中的俄罗斯人形象的书。
但总体而言，俄罗斯汉学还是比较注重中国古代、中国经典方面的研究，这方面不乏著名学者，比如别列罗莫夫院士，他专门研究儒家和孔子的学说，前不久把四书翻译成俄文加以注释出版。老子的《道德经》也有不少译本，卢基亚加诺夫教授和马良文教授都翻译过《道德经》。还有一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学术成果，是名为《中国精神文化》的多卷本大百科全书，这部书集中了俄罗斯最优秀的汉学家来完成，每卷本按专题分类，如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政治等。
另外，俄罗斯汉学的一个问题是汉学家的人数太少，据俄罗斯科学院的资料，俄罗斯汉学家共有200人，但真正活跃的只有50人，而且年龄偏大。而美国资料显示，美国有15000名汉学家。同时，虽然中国的“俄罗斯学”和俄罗斯的“中国学”都在发展，但我感觉这些学科的成果与普通百姓心目中对象国的形象还是距离较远。我举两个例子，我的小孙子到中国来，他看到北京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感觉非常吃惊，才知道原来中国这么发达。还有一位以色列的著名教授莫斯科维奇，他到世界各地去讲学，但不来中国，他说担心到中国没有因特网。所以说俄罗斯普通百姓恐怕对中国当代的经济、文学等都知之甚少，也许能知道一点古代文学。同样，我觉得中国当代青年似乎也不太了解真正的俄罗斯。
最后，我感觉当前整个社会的兴趣已经从文学、文化转变到经济等比较务实的研究领域。从俄罗斯来讲，汉语学习已经成为热潮，莫斯科有19个大学有汉语教学，在俄罗斯有25个城市都有汉语教学，包括西伯利亚的一些中小城市。我了解到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很多学俄语的学生都不愿意学习文学，他们像俄罗斯人学汉语一样是为了搞经贸，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张建华：我很赞成阿格诺索夫教授的观点，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本国与对象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就20世纪而言，因为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是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我们对俄国作品的翻译、俄国文学的研究甚至追随都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特别是中俄关系正常化之后，在经济、商贸、乃至军事各个领域的合作大大强化了中国的“俄罗斯学”。
但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中苏交恶的时期，中国俄语人才的培养也没有中断，我想这与中国的“俄罗斯学”所具备的其他对象学所没有的独特因素有关：一是深厚的历史渊源；二是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三是鲜见的名人效应和羊群效应———中国在文学界、史学界、语言学界、中俄关系领域、经济学界等都有一批著名学者，像文学界的高莽、蓝英年，史学界的闻一，语言学界的李锡胤、华邵、王福祥等。这批名人产生的效应，影响并引领了一批后来的学者；第四是中国的“俄罗斯学”学者有一种难得的文化自觉，或者说俄罗斯情结。
当然，这个学科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从学者领域来说，独立深入、有中国视野的研究还是有所欠缺，像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这批文化精英，他们是有比较视野的，能将俄苏小说、俄苏文学当中的事情和中国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但从50年代到文革，我们对俄国文学更多停留在认知层面。从80年代、90年代开始，俄罗斯研究的中国视角才逐渐显现。从民众角度来说，对俄罗斯当前状况的了解还是不够的，这一是因为“俄罗斯学”的影响还没有普及，更重要的是现在年轻人的兴奋点在欧美，这一点我想在俄罗斯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文化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20世纪俄罗斯文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俄罗斯在19世纪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文化精英，也因为在20世纪数十年当中，苏联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都拥有很强的话语权。但还是可以说，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了解相比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更深更多，就文学而言，19世纪的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几乎没有空白，相当多的经典作家，像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等都已经有了全集。特别是21世纪正逢中国举办俄罗斯国家年和语言年，又翻译和出版了相当多的、特别是当代的作品。
吴子桐：俄罗斯的“中国学”和中国的“俄罗斯学”研究在搜集材料、掌握运用材料等研究方法上有哪些异同？
阿格诺索夫：坦率地说，俄罗斯学者到中国找资料是非常困难的，包括俄侨的资料都很难找，因为这些资料都保存在档案馆里，不怎么外借。我曾经想找一些反映俄侨经历的历史档案资料，但被告知没有，确实一部分档案材料在苏军进入东北后，被苏联内务部运走了，但我知道还有其他资料，只是很难接触到。而中国的“俄罗斯学”研究方面，像李延龄就找到了俄侨的资料，至今已经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相比而言，俄罗斯档案馆保管的材料还是比较齐全的，虽然没有实现电子化，但保管得还是非常好的。很多中国研究者想找党史材料，都会到俄罗斯去找。
张建华：对任何研究而言，基础材料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史学和政治学研究领域。像中国的历史学家沈志华，在经商成功后个人出资从事冷战史研究，他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最新解密档案，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这些材料极大丰富了冷战史研究，许多研究者专程到他家查找资料，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都远道来求助。
相比之下，俄国的基础工作做得的确比中国扎实，档案材料比较全。另外说到材料的问题，我还想到最近台北故宫博物院利用其掌握的清朝对外条约档案，举办了名为“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边界变迁条约舆图特展”的主题展，首次展出了清代中俄边界划定文献和界图等机密文件与档案，其中就有《中俄北京条约》、《中俄改订条约》等档案。如果有俄国学者对这方面感兴趣，这些资料是非常好的。
吴子桐：中国学者研究俄罗斯问题，是应该更注重基础性的研究，还是应该更注重应用对策性的研究，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应该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建华：“俄罗斯学”的研究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认知俄罗斯，并在认知中反观我们自己。另一个是结交俄罗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基础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基础性研究是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本质的把握，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有正确的对策性研究。反过来一个时期的对策性研究也能衡量我们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成果。但目前的状况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没有很好的交流合作。
吴子桐：俄罗斯的“中国学”对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安全战略和对华关系有什么影响？俄罗斯政府是怎样同学术界互动的？
阿格诺索夫：在这方面，汉学是有一定的作用，虽然日常生活中的“沙文主义”还是有，但在俄罗斯媒体和政界中，“中国威胁论”越来越少见了，这说明智库和学者的学术活动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当然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前不久原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捷拉先科发表文章，批评俄罗斯在石油管道问题上的政策，认为放弃修建俄中石油管道是错误的，不少经济学家和银行界人士都持这种看法，但政府没有采纳。
吴子桐：2009年，中国举办的“俄语年”系列活动取得圆满成功。2010年是俄罗斯的“汉语年”，俄罗斯对“汉语年”有怎样的规划和安排？“语言年”对推动“俄罗斯学”与“中国学”在两国的发展，具有哪些影响和意义？语言教育与交流对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帮助和限制，如何将语言教育和“俄罗斯学”与“中国学”研究相结合？
阿格诺索夫：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俄罗斯开展了一系列重要活动，比如：推动大学开办汉语系、汉语教学班，俄罗斯出版社也开始翻译出版中国古代、当代经典，像一家出版社就自筹资金出版了海子的《亚洲铜》。希望今年的“汉语年”能比过去更加活跃。
中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现在莫斯科马上要建立“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关于这方面我有个建议，“孔子学院”在日常汉语教学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宣传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比如可以邀请一些中国作家和俄罗斯人见面，组织一些画展。比如有一位俄罗斯学者的妻子开了一家中国刺绣店，就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因为它不仅是商店，还成了丝绸博物馆，在莫斯科的几家博物馆都举办过刺绣展。俄罗斯人对文化活动的兴趣是很大的，要让学界和广大民众互动，让学术成果产生影响，应该重视这个特点，用中国功夫、京剧、电影等推广中国文化。中国电影能在国际获得大奖，但俄罗斯人看过的中国电影很少，对中国电影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可见应该多举办中国电影节一类的文化活动。
张建华：在不到五年时间里，中俄举办了2006年的“俄罗斯年”、2007年的“中国年”、2009年的“俄语年”和2010年的“汉语年”，这在中外关系上是不多见的。“俄语年”大大激发了“俄罗斯学”后来人的专业热情。
至于语言教育和“俄罗斯学”的关系，我认为语言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命题，现在我国高校已经没有纯粹的语言教育了，所有以俄语命名的系、学院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呈现出多专业方向的复合型教育格局了。比如，除了语文学的课程外，中俄关系、俄罗斯文化、俄罗斯艺术、俄罗斯思想等这样的课程纷纷进入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课堂。实际上我们现在培养的人才，不仅是会用俄语进行交流的人才，而且是对俄国文化、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都有初步了解的人才，这都为将来“俄罗斯学”学者的培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吴子桐：为了巩固和加强中俄两国的人文合作，加强两国民众的联系、交往以及对彼此的信任，两位教授有哪些建议？
张建华：我认为除了国家级活动，一些局部性、领域性的活动也应该开展起来。比如中国的“俄罗斯学”学者和俄国的“中国学”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上应该加强交流。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资料交流，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定期、不定期地进行资料交流，对学术研究的促进和学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将发挥巨大作用。还有就是学术项目的合作，我们有些学者在研究项目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俄国学者参加。将来还可以请一些汉学家来做短期交流，因为汉学家对中国和本国的文化状况都很清楚，在教学和成果交流中会有优势。
阿格诺索夫：去年十月，俄罗斯的阿穆尔大学就举办了有很多青年学者参加的汉学会议，会议请了一些老教授作为主讲，来自各地大学的博士生、年轻教员听课、互动，同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做专题报告，然后由老教授逐一点评。这是非常好的办法，如果能请一些中国学者，以这种形式召开研讨会，效果将非常好。
另外，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对促进“俄罗斯学”和“中国学”的研究都会起到很大作用，希望两国领导人能亲自参与到两国交流活动中来。比如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之前，就当过俄罗斯的“中国年”筹委会主席，他经过这样的工作后对中国的兴趣就大大增强了。另外，像普京访问中国少林寺，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功夫、儒家思想都兴趣大增。有意思的是，在俄语中，功夫和孔夫子的发音很相近，据我所知，电影《孔子》中的孔子就是一个会功夫的形象，可以向俄国观众介绍这部电影。用电影、电视推广的文化内容，很容易带动相关的文学热潮，这将是宣传中国文化的好方法。
（本次访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男教授翻译，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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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妻们赵强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