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进入公共外交时代
《王元化著作集》第一册翻译出版缘起
2002年摄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从左至右依次为：冈村繁、海村惟一、王元化、郭豫适
我手边有一张信笺，上面写着：“沙简即沙汰，倘用今语译为机构之精简即可。……”这是我刚刚开始翻译王元化老师文章的时候，王老师对我所提问题的回信，是陆晓光先生给我传来的。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当时王老师的高足陆晓光先生在日本于冈村繁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那时中日交流没有今日这么盛行，在大学能教中文的老师还不够，而要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渐渐地多起来，所以我所在的福冈大学请陆先生来教汉语课。陆先生来福冈大学的时候，经常枉驾我的研究室聊天。那时候我知道了陆先生喜欢下棋，我也喜欢下棋，所以以后常常在我研究室里开中日国际棋战会。我们坐在棋盘的左右，一边手谈，一边口谈，在这样日语和汉语相掺杂的谈话中，我们逐渐地融洽起来。
有一天陆先生忽然劝我翻译王元化老师《文心雕龙创作论》里面的文章。陆先生知道我是冈村繁老师门下专门研究六朝文论的，想来是为了提高我的学术水平而劝我翻译的。不过，那时候我却推辞说：“不敢当。”因为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参考过王老师的大作，已经知道翻译王老师的文章不是简单的工作了。第一，我的日语水平远远比不上王老师的汉语水平，即使文章可以翻译，可是不能翻译出王元化老师的文章风格。第二，翻译是为了让外国人或者外行人理解而做的工作。让外国人或者外行人看懂其内容的话，应该给各个不太一般的术语或者词语添加很多详细的注释。我达到了加注加得合适的水平吗？第三，我们日本学者之中，翻译的工作没有那么高的评价。我也听过一位老师说：有翻译外文的空儿，不如写一篇小论文。因为按日本学术业绩书上的评价，翻译远不如写论文（现在情况和20年前相比变化不太大）。前一辈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目加田先生出版过很多翻译书，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的功绩卓著，而我听他晚年说过：“翻译的工作，怎么认真地做也不容易受到称赞。”
可是，陆先生很认真地再三劝我，并且推荐首先翻译《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他说：首先翻译这篇文章的话，是比较容易入手的。那时候，我还年轻，刚刚走进研究者之道，在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心理下，终于同意开始翻译了。翻译的时候，碰到了文章里有不能理解的部分就问陆先生，陆先生认真地回答，他也不能决定的时候，就写信问王老师。上面所提的信笺就是那时候的记录，可见王老师关心我们年轻人的工作。就这样用半年左右的时间，译文1990年10月在我们学报上发表了。且不提将文章风格翻译错的问题，更可惜的是，当时我忙于国外研修的准备，出版以前的校对不完善，残留了较多印错的部分。1990年秋天，学校派遣我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我趁这个机会，带着翻译发表的抽印本拜访王老师，据我的记忆，在王老师的府上还认识了日本金泽大学的李庆先生和华东师大的胡晓明先生。
虽然当时翻译得不太好，但可算我翻译学术论文的开端。开始翻译的时候觉得有点尴尬，可是翻译完后，我忽然意识到，尽管翻译工作的评价并不高，却是外国学研究者应该做的。因为翻译是给本国输入外国的优秀文化知识，让本国文化知识丰富起来的工作。
从上海回国后，我因研究上的必要，开始做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绪论部分的翻译工作。1996年左右，陆先生赴日来福冈大学上课，那时候陆先生劝我继续翻译王老师的论文。于是我根据《文心雕龙讲疏》(可以说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第三版)每年翻译两三篇，在我们学报上陆续发表。翻译到三分之二左右的时候，还认识了俞慰慈先生（他当时是冈村繁老师的博士生，现任教于福冈国际大学，名字改为海村惟一）。他当时打算在日本出版王元化老师的翻译，所以提议说，把我在学报上发表的翻译文章汇集起来请冈村繁老师修改，以《王元化著作集》第一册为名出版。我当然同意并表示感谢。因为以我的学术水平来说，译文里免不了有翻译错的地方，可是经过《文心雕龙》大家冈村老师修改的话，翻译错的地方也会少了，并且冈村老师和王元化老师是很好的朋友，王老师的想法也能更正确地传达。《王元化著作集》第一册（文心雕龙讲疏）就是这样出版的，而我不敢并且不能说这项翻译工作是我一个人的工作。
第一次翻译王元化老师的文章以后，翻译外国优秀学术文章的工作就成为我研究活动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了。我已经翻译过王运熙、顾易生、周勋初、张文勋等很多老师的文章，虽然我知道自己翻译水平不高，可是因为坚持这项工作，不但自己的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我还认识了很多著名的学者。这些都让我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我在此向王元化老师和陆晓光先生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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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进入公共外交时代赵启正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