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的力量——印度之行的随想

误读的力量——印度之行的随想

作者:翟永明第289(2010/08/04)期

地域性的歧视哪儿都有,在国内有关于河南人的;在西方,有关于中国人的。我自己就亲眼目睹纽约的一家报纸,报道我的家乡成都卖人肉包子,除了我之外,连许多当地华人都相信。但是我没想到,在中国,也有对印度的歧视。从拿到印度签证之后,该不该去打一针防疫疫苗,就成为了一个话题。 

  关于印度的卫生状况,早已听说。但去印度近在眼前时,却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传闻,让你信也难,不信也难。在关于印度的水源十分可疑的诸多传说中,有一个最让人心惊胆战的是刷牙都得用矿泉水。“因为,牙龈有可能被感染”。不打针吧,谣言可怕;打针吧,听说要头晕好几天。我在权衡了几天后,想起奥运会期间,三个美国人听信谣言,戴着口罩出现在热烈欢迎他们的北京人面前。事后,三个人自觉此举有伤北京人民的感情,遂道歉了结。我不想犯单纯无知的美国人的错误,决定不打预防针。 

  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就像我刚看过的一部与弗里德曼的著名理论书同名的电影《世界是平的》里面的男主人公一样。当他耳朵里装满各种关于印度的可怕谣言,怀着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踏上这个陌生土地,一切都感到无所适从:从吃了不洁的冰品拉肚子、左手用厕纸、右手抓饭,满大街找不到公共厕所,各种可怕的信息一一出现。但是,并没有产生谣传中最可怕的后果。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当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最后如同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终于穿上了印度服装时,你就会像他那样,什么都可以吃,可以喝,百毒不侵,像一个真正的印度人。而我到印度一星期之后,终于穿上了与印度姑娘一样的纱丽时,那些关于防疫的知识,就被抛到脑后。我的朋友西川告诉我,他在印度曾经住过三个月。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他裹着土布,缠头赤足,像一个真正的印度人一样,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游荡、旅行,没有人怀疑他不是印度人。当然,也没有病毒细菌认出他的血统,进而侵袭他。 

  但是初到印度时,受传言影响,出了机场门,我们就不敢喝任何水。好不容易到了饭店,在繁琐的入住手续完成之后,口渴已变成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入住的印度当代文化交流中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饭店。接待我们的Sharmistha女士领着我穿过白色走廊,两边是银色的现代酒店房间。我们走到一间窄窄的小门时,Sharmistha女士推开门,带我走了进去。脚一跨进这道门,一时间,我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里面是一个建筑工地。昏暗的灯光、刺鼻的味道、黑咕隆咚的脚下,还有扑面而来的尘埃,让我怀疑Sharmistha女士半夜三更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她后面,不知拐了多少弯,上下了多少层楼梯,感觉与我的同行们渐行渐远。终于我们又推开另一道门,进入了一个白色空间。Sharmistha女士打开了一间房门,让我进去。看到我惊恐犹在的表情,她安慰我说,她就住我隔壁,有事可以叫她。 

  又渴又饿的我,进入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叫客服中心送矿泉水和三明治过来。在得到确认后,我才坐下来打开行李。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我再次打电话到客服中心确认。电话里再一次回答:厨房里正在做呢,五分钟内水和三明治就会送来。无数个五分钟过去了,又渴又饿的我,累得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喝卫生间的水,然后上床睡觉;要么像等待戈多一样地等待下去。就在我准备选择前者时,门铃响了。进来一位侍者,只见他雪白笔挺的衣服,一只手背在后面,另一只手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是雪白的浆得很硬的餐巾垫底,放着一小瓶矿泉水和一小片三明治,这情景让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电影《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里面那个苦练基本功的小个子侍者就是这种姿态。再一看,那三明治就是三片薄面包里夹着两片涂上奶酪的鸡肉。我顿时哭笑不得: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需要花费一个半小时才能做好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后来才知道,在印度,一切社会分工都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你若要他去帮助别人,他就会告诉你:《薄伽梵歌》说,“尽你所尽之责,不要去管其他人的责任”。正是这种只尽己责的态度,造就了印度人低效率的办事风格。而且,活雷锋这样热情助人的行为,在印度是不守职责的另一个解释。 

  去印度之前,我刚好看了《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这部时髦的电影。这部由英国导演丹尼·博尔执导、印度演员演绎的电影是奉献给好莱坞的一道甜点。经过丹氏风格包装过的这道甜点,其原装材料则是来自印度最大的梦工场——宝莱坞,核心主料与我们小时候看过的载歌载舞的印度爱情片是一致的。从《流浪者之歌》到《大蓬车》等等,到现在的《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印度人对爱情的理想几乎没有改变。导演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一段童稚时期的“印度式”爱情。尽管时代、背景、电影的拍摄方式已经改变,但是代表印度人信仰、价值观和文化感的爱情观却没有变,尽管这种对爱情的认知态度依然是童稚的,因而也是童话的。 

  在印度开会期间,有一位印度学者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中国历史与印度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面对一个革命的话语,而印度知识分子则要面对一个殖民主义话语遗留下来的问题。”他接着谈到要警惕西方对印度的叙述中几种非常有害的误读:1.叙述一个奇异的、有着异国情调色彩的印度;2.非常现代的、光艳的印度;3.一个由贫民窟形成的贫困的印度。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正是集这三种误读于一体,制造出了今年电影业的最大泡沫。这部电影获得巨大成功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是用英语拍摄,但却笔触细腻到各个层面,既有深刻的残酷现实的刻画,又有笔调轻松的异域喜剧成分;既有对社会种姓制度和贫困落后的暴露,也有对爱情,包括兄弟之爱和友谊的温情描写。难怪影片获奖后,连“贫民窟游”这样的商业项目也变成了热门。当臭水沟和棚户区也被这个时代消费了,湿婆神还能舞蹈出什么样的光环呢?在孟买最大的贫民窟旁开展的“贫民窟游”项目,可称为消费时代的最大奇观了。 

  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没有《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穷小子过关斩将赢得千万元大奖的故事。真实的选秀获奖者一定是那些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家庭背景属中产阶级的人。在印度,语言,尤其是英语,几乎是衡量一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印度社会的下层人几乎不讲英语,更有大量的文盲。受过教育的印度下层人是以本民族语言为交流媒介的,而印度有23种未被统一的语言和文字,它们都不被其他族群理解和使用。事实上,印度给我的感觉,就像有两个印度,一个是生活在金字塔尖的穷尽奢华的上流社会,一个是贫民窟和臭水沟旁蝼蚁般活着的低层社会;一个是说英语的印度,一个是说印地语或别的什么少数民族语言的印度。当然,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个印度,那是我去签证时,在印度领事馆拿回来的一本《今日印度》,我从那儿了解了另一个印度——官方印度。就像中国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样,那上面在不得不提到贫民窟时,使用了一个温和的字眼“棚户区”。此外,我从那上面知道了,印度官方在50年前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我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印度人无法用种族来代替种姓。“印度”这个词无法真正让他们获得认同感,种姓基础、语言和宗教才能表达他们的诉求。就连甘地圣雄也深陷此艰难之中,他反对“不可接触”制度,却不反对种姓制度。我想,这是因为种姓制度已经成为了印度社会的基本制度。印度人认为生命的秘密是顺其自然和不执着,政治家、贵族、宗教、上层精英共同维护着这样一个贬低他人的机制,因为,社会需要它。 

  虽然甘地曾为了消除“不可接触制度”,亲自去做“不可接触者”才做的打扫厕所之事,但最后也只能是像中国那些慈善家一样,除了呼吁爱心之外,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传统的势力比天大,已经存在三千多年的种姓制度,原意是用于区分人口的质量问题,但却成为最失败的制度。它唤起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自私,也损害了人的尊严。被社会秩序所界定的下层印度人,活着像草芥,或像无形的物一样,这使得他们的脸上呈现出物一样的表情。那是一种蒙昧、恍惚和执迷的表情。他们靠宗教来平衡自己的内心,同时也利用自己低人一等的心理,用说谎和别的伎俩来平衡自己。毕竟,穷人占据印度绝大多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80%。他们集中在农村和城市的贫民窟。特权势力阶层有着与全世界接轨的奢华生活,而穷人与贱民的生活却接近人生存的底线。 

  文化的差异性及公共建设的落差,还有交通状况的滞后,在我们从德里去往阿格拉的路上,又一次呈现在眼前。印度的农村基本处于一个自给自足、人畜和睦相处、动物粪便用以施肥、麦杆用来铺盖房屋的自循环系统。当我们的车被堵塞在一个又一个乡村小镇时,巨大的魔幻现实主义场景就出现在眼前:如山一样的垃圾,蝼蚁般在马路两边穿梭的穷人、汽车、摩托车、人力车、人货两装的货车、牛拉人的车、人拉人的车、可以一次挤进20多个人的简易三轮摩托车,人畜并进,在乡间路上绽放着一片混乱。从车上看下去,我一直担心它们随时可以倾翻。并没有任何交警或别的交通管理形式对这一片混乱和危险加以制约。一群群在你车窗前翻跟斗和扭曲着肢体的小孩,跟在你身后不离不弃地讨要卢比,混合着尘埃、喧嚣、人畜粪便气味、发酵的食品味,一切都在考较你的神经。 

  从上午十点到夜里九点,原来计划的五个小时的车程一再被延长。当夜幕降临,我已对目的地的存在不抱任何指望。在近于幻觉状态的晕车状态中,我好像坐着一艘在大海中失去方向的海轮,朦朦胧胧中,窗外的田野象征着亘古以久的绝望,最终让你的躁动不安,也淹没在巨大的绝望感中。 

  从印度回来后,曾在一次聚会上,我把在阿格拉的路上看到的一些贫困现象(真实的、且被我缩减了的现象)告诉成都的朋友,他们马上露出一副怀疑的表情,好像认为我也有一种富国心态,也用一种猎奇心理在看印度。在座的另一位朋友,不相信印度会比中国更穷更贫困,气愤得拿出手机来,说马上给我查印度的GDP,“比中国大多了”。事实上,当我停留或步行在印度灰尘遮天蔽日的街道和破破烂烂的高速公路上,看到那些无边无际的垃圾、“龙须沟”式的臭水沟、用编织口袋随意搭在路边的窝棚,当我完全找不到公共厕所或别的什么公共设施时,我也曾问我的朋友:“印度的GDP到哪儿去了?印度的政府又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它们的影子?” 

  GDP用来说明一切,看来不只是官方的态度;数据能说明的问题,现实中也许什么都说明不了。奇怪的是印度人的极端自信与中国人的极度自贬相映成趣。下面是我朋友告诉我的一个笑话:一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孟买商人,当听朋友从上海回来谈到上海的发展之后,说:“嗯,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十年,上海就会赶上孟买了。”其实,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人经常处于误读的状态中,即便身处其中,你也未见得能了解自己的国家,更遑论他人的国家。 

  在许多西方人和更多的中国人眼里,印度是一个让他们神往的地方。印度代表的是美轮美奂的神庙和天下无双的泰姬陵,以及超凡脱俗的宗教境界,那是在充满物欲贪念的世界里让人心驰神往的另一个世界。所以,人们不愿意看到还有另一个印度:一个既有世界最大IT中心、又有世界第二大贫民窟的印度。印度学者所说关于印度的叙述中有害的误读,并不只有三种,而是无数种,正是无数的误读构成了我们印象中的印度(我想我看到的印度,也是这些误读中的一种)。正是这些误读的力量,构成了印度的魅力,使得印度在一片争议声中悄悄地积累着它的GDP。 

  印度,这是一个难以解读的国度,任何轻率的结论都是危险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有诗为证:“真理激起反面的风暴,藉以散播它的种子。” 

 
从德里去往阿格拉的路上 翟永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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