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的海关汉语推广

赫德的海关汉语推广

作者:王澧华第292(2010/09/22)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再一次签订城下之盟,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定通商各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1859年5月,英国人李泰国被委任为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11月,李泰国因阿斯本舰队事件被解职,28岁的上海税务司赫德就任总税务司,他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他77岁的生命终点。 

  上任伊始,赫德便协助英国公使卜鲁斯起草了《通商各口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1864年6月21日,由总理衙门以《海关衙门章程》颁发各地。此后80年,欧美日各国的应聘者络绎不绝来到中国,成为海关洋员。据粗略统计,前后有2000名以上洋员在华就业。 

  就在总理衙门下发《海关衙门章程》的同一天,赫德亲自起草并随即颁布通令,对海关工作作出多项规定,其中为汉语学习单列一条:“为提高海关效率,诸税务司应以身作则,关心汉文学习,能学之人都学汉文。”此后数十年,赫德在一系列通令中,无数次地重复和强调了这一点。 

  赫德的汉语推广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岗前集训,二是在岗自修,三是脱产进修。岗前集训主要是针对新聘洋员之品学兼优者。如1876年,海关招聘英国工程师魏斯勒,此人有上流社会的出身背景,在英国工程界有良好的声誉,为此,赫德特意安排他在北京学习汉语一年。又如能力超群的安格联,则被给予了在北京学习两年的机会,结业后,他一路升迁,直至总税务司。脱产进修的机会一般是给予资深洋员,如与赫德大体同期进入海关的美国人吉罗福、英国人休士、汉南和1862年随阿斯本舰队来华的葛德立,都分别从任所来到北京,参加过为期半年到一年的汉语进修。当他们学成之后,往往被派赴更重要的口岸或升任更高一级的职务。至于洋员中的大多数人,则是在驻地在岗自修,就近聘请中国文人,练习发音与会话。赫德在通令中也几次提到,汉语水平较低、暂时影响晋级与提薪的洋员不必过于灰心,完全可以边干边学。 

  海关的汉语师资主要是中国文人。赫德在日记里曾经介绍过北京集训点的几个老师,一个是他的中文文案的儿子,“面容温和,对谁都说‘是,是’”;一个则是举人,浙江某道台的儿子,“相当精明而且傲慢”,好在他喜欢说话,有助于学生的听力和会话,所以赫德判断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杜德维是哈佛大学1863届毕业生,1865年10月进关,他在给哈佛大学校长的信中谈到了自己学习汉语的情况:“一般来说,学生选择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作为基础教材;住在北京,雇佣一名先生,这名先生是他实现目标的特别工具。如果学生有充沛的体力和毅力努力学习的话,整个白天和傍晚的一部分时间,他可以跟随先生学习。先生根本不懂学生的母语,学生也不懂中文。他们从威妥玛的教材开始,先生发音,学生尝试模仿。刚开始时,学生不能辨别他所听到的奇怪声音,他的耳朵辨别不出‘四声’的明显区别。但是,他每天掌握一点,最后会取得成功。……禧在明是在华外国人中中文说得最好的人之一。他指出:‘勤劳’和‘反复练习’是中文学习中绝对必需的;‘单调’和‘疲劳’则是必须忍受的。我的上司赫德先生说:‘在你完全掌握以前,不要翻到下一页。’” 

  针对相当一部分高级职员的为难、抵触情绪,赫德明确宣称:推行讲汉语的理由是任何政府部门的雇员均应讲雇佣国语言;领取中国薪俸之洋员,若不学说汉语,实乃荒谬可耻。为此,赫德把汉语学习与汉语能力特别写进了洋员的聘书之中:凡不称职及考试不及格者将停止雇用;内班人员凡不能用汉文汉语处理事务者,不发酬劳金;无同等与足够之工作汉语知识者,不得提升为副税务司或税务司;任何业已提升至副税务司或税务司而不掌握胜任工作之汉语知识者,即行解除职务。 

  为了及时掌握职员的汉语水平,赫德要求各关定期进行测试:对任职满三年之内班人员测试其学习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之成绩;对所有任职时间更长之关员测试其学习《文件自迩集》之成绩,并于每年6月底呈送报告,测试项目包括发音、口译、英译汉、汉译英、汉字书写等。考试除了起到督促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奖优罚劣——比利时人柏帖勒就是典型一例,他于1898年12月进关,在上海海关任四等帮办,后在芜湖任内回国休假,并请求续假三个月。赫德回电,指示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柏帖勒是个很好的办公室人员,但不注意学习中文。他要求续假,照准。但鉴于中文知识是工作所必不可少和提升所必需的,告诉他,我不指望他回来。”柏帖勒得此消息,当即面见金登干,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中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赫德身为总税务司,人在北京,却掌握着一个远在苏皖的低级职员的汉语学习态度及其水平,可见他对洋员汉语学习的重视和关注的程度之深;第二,续假与批复的电报往来发生在两天之间,赫德能够如此快速并且明确指出柏帖勒“不注意学习中文”,表明各地税务司对下属的年度考核汇报制度应该是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的;第三,洋员若要保留饭碗,“他一定会努力学习中文”,即使他“是个很好的办公室人员”。费正清的汉学指路人马士是另外一个例子,马士于1874年8月进入上海海关学习汉语,以优异的汉语成绩升任天津关四等帮办前班,随后调北京总署。1879年,赫德将之作为三等帮办派往伦敦办事处,赫德称“他的中文非常好”。在英三年,马士竟然因为“在这里实际上无法保持已有的汉语水平”,“担心会把汉语忘记了”而急于回到中国。为此,他甚至放弃了为期两年的长假。返回中国后,他果然“晋级提薪”,升任上海海关二等帮办,以后历任汉口、上海、广州等地的税务司。 

  大体说来,通过赫德的大力推行、洋员的个人努力,海关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培养了数百名粗通汉语的中高级职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海关的工作急需。此外,海关还为许多使领馆提供了现成的翻译人才,如德国、法国、奥匈帝国等就一再中途抽调洋员出任翻译或参赞、领事。至于编著汉语课本(如赫美玲《南京官话》、孟国美《温州方言入门》)、编写公文教材(如穆意索《公余琐谈》、帛黎《铅椠汇存》、夏德《文件小字典》、李蔚良《公函译要》)、编纂字典(如司登得、湛玛斯)、翻译名著(邓罗《三国演义》、费妥玛《学庸两论集锦》)直至出任汉语教授(如夏德、雷乐石),就更是海关汉语的骄傲了。 

  19世纪在华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是一个长期被冷落的话题。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其妻子、子女是这些学习群体的主要类别,我们有必要对各种学习群体逐一归纳,探讨其学习动机、机制与策略,分析其效用,评价其得失。而晚清海关洋员的汉语学习历时之长、人数之多、力度之大,堪称一时之最,因此,它更值得重视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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