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童心 ——莎翁笔下的埃及艳后
对外交流重在消除文化心理隔阂 ——在全国孔子学院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
林语堂
很高兴能到孔子学院教师培训班上与各位老师交流。我对孔子学院一直比较关注,认为这是很有意义、有前瞻性的事业,是值得付出心力去认真做好的大事业。在座各位有机会投身这个事业,无论如何,在你们的一生中,孔子学院这一段都将显出特别的价值,是你们生命的华彩乐章。但是这项工作是艰难的,要真正做好不容易。我们怎么能够吸引外国人来学习汉语?怎么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怎么能消除意识形态与文化等方面的隔阂,让外国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理解与评价中国?这是很难的事情。
我认识一个德国人,她是汉学家,对中国社会生活很了解,汉语说得很流利,诸如北京人讲“盖了帽了”、“撒丫子就跑”等等,我这个广东人都说不怎么利索的,她都很懂。可是有一回,我问她:冯至的十四行诗有一句“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这个“玉树”如果翻译成德文或者英文如何译?她半天回答不了。如果翻译成“玉”一般的树,那么外国人是会觉得非常奇怪、不可理喻的;也许就只能翻译成“高大挺拔”的树,那味道就基本消失了。其实“玉树临风”、“玉树凋零”等等,都是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体味的传统意象。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就有“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的句子,说的是那种潇洒、洒脱,多少又有些凄苦悲凉。“玉树凋零”或者“飘零”,在中国语境中说的是早逝、夭折,是凄苦的象征,如明代文征明《伤友人》中有句云:“苦雨凄风玉树零,吴山还秀水潜神。”是有些悲凉的。“玉”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那种纯净、清雅、高贵的质感,经过多少年的意象熏陶,已经在民族审美心理中积淀下来,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外国人是很难体会那种特别的感觉的。那位德国汉学家即使从学问层面懂得“玉树”的涵义,也不一定能唤起那种蕴含在语言深处的文化心理积淀。
同样,我们也很难体会外国文化中那些属于民族心理包括审美习惯及文明信仰深层的东西。比如我们很多游客到欧洲都要参观教堂,进去以后感兴趣的往往就是那些建筑的结构艺术,惊叹其堂皇华丽,对宗教的庄严、肃穆、神圣和那种纯净、冥想的境界,我们一般很少能体会,甚至有人可能以为这就是“迷信”,这就是文化感觉的差异与隔阂了。这种文化隔阂是很难沟通的,特别是那些属于民族心理积淀的部分,不是说语言上通了,这些深层的东西也就不成为障碍了。
大家都知道语言的功能包括“能指”与“所指”,懂得“所指”的涵义较为容易,要进入“能指”,获得语感,就比较困难,这里边就有文化心理积淀的问题。我说说这些常识,只是觉得大家就要出去教外国人讲汉语了,这比较好办,但要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世态人情、生活方式,那些属于文化深层的东西,难度就比较大。
这些年,中国在经济上发展很快,正在崛起,我们很希望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平发展,也希望外国能多理解中国,可是效果好像不见得很好。不少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还是用怪异的、担忧的,甚至对立的、不友好的眼光看中国,我们不习惯,这常常会引起我们的强烈反弹。为什么?除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相当程度上还是源于文化的隔阂、心理上的隔阂。要消除这种深层次的隔阂是困难的。所以大家抱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的热情走出去,希望更多外国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这是光荣的、有意义的工作,却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让外国人不那么先入为主地看待中国,多少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和尊重?怎样才不让一般外国人错认为我们办孔子学院是“文化输出”?——孔子学院本来就应当是一种文化交流,不是单向输出,但怎样才能消除那些偏见?看来其中就有文化心理问题,有文化隔阂,要打通是困难的,又是有意义的。大家就是在做这种有意义而又困难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对外文化宣传工作当然有成绩,但估计不会太高。我们自己的对外文化宣传与介绍的工作(外国人往往很讨厌“宣传”这个词,也讨厌“宣传姿态”)做得怎样,值得检讨总结。记得以前我们组织过很多顶级学者包括钱锺书等,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与现代革命文学作品,这套书叫做“熊猫丛书”,送到各国去,可是人家不见得要,说是“文化输出”、“革命输出”,效果并不好。现在可能不至于这样去输出了,但确实应当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实心实意做好文化交流,消除别人的疑虑,逐步让他们主动积极地理解与接受中国文化。你着急要给人家的东西,人家不见得要。你强调你是最好的,是正确的,可是人家有他们的接受方式,人家可能不喜欢宣传、教育,也不愿意只听一种意见,这方面有太多教训。
我在十五六年前,也有过在国外教学的经历。我觉得我们出去介绍中国文化、教汉语,首先心态很重要,不应当自卑,以为什么都是外国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也不要自大,盲目以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为未来就必定是中国文化“征服”世界。应当用平等的态度,自信地介绍我们的民族文化,让外国人多少能理解,起码先减少误解偏见,同时真心实意地尊重人家的文化。在教学中肯定会作中外文化的比较,但这种比较不是比出高下优劣,不是让人感到你气势汹汹,而是彼此尊重共生。总之我觉得对外文化工作不宜太过势利,太过讲求现实效益,也不宜什么都往政治上考虑,实践证明那样效果并不好。我们就是要真心实意地做文化交流工作,要让你面对的外国人感到你的真诚与善意,感到你们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让人家在这种对话中逐步寻找理解中国的钥匙。
讲到这里,我不觉想起六七十年前的一个大作家——林语堂,我认为他是近百年来往外介绍中国文化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他的成果与姿态、做法,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里我就简单说说林语堂吧。
解放后编写的文学史上,林语堂没有地位,是被批判的对象。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关于“小品文”的一场论争中,鲁迅批评过林语堂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是脱离现实的,在那个严酷的、所谓“风沙扑面,虎狼肆虐”的年代,等于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后来林语堂与鲁迅就结怨了,文学史甚至把林语堂划入反动文人的阵营。其实鲁迅的批评有当时现实的道理,而这也并不能否定林语堂对现代文学有大的贡献。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林语堂到了美国和欧洲,从事双语创作,用英文出版过三四十种书,主要是用散文笔法介绍中国文化。其中《生活的艺术》于1937年发行,在美国有过40次印刷,被翻译成法、德、意、丹、西、瑞、荷等多种文字,一直畅销半个多世纪。另一本《吾国与吾民》也影响巨大。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的会议上谈到他读林语堂的体会,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至今对于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然受用”,这说明林语堂还影响着当代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这位中国作家在介绍、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可以说至今无人超越,我们过去对这位人物的评价是不够的。我愿意在这个场合特别提到林语堂。
林语堂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时有一种使命感。他认为自己的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给自己写过一个对联,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就是交流嘛。林语堂所说的“讲”文化,不仅是翻译,也包括双语写作。他都是充分考虑、拟想读者,考虑读者的接受,考虑文化的转换、过滤、比照,让彼此重新获得新的眼光,发现新的东西。当然,这需要条件:一是外语要好,好到让外国人能接受,甚至认为“地道”;二是汉语也要好,这指的是写作表达,如果母语不好,很难说外语翻译能好到哪里去;三是中西文化的底蕴要厚实。林语堂能把中国文化理解透,抓住精要,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尽量消除中外文化理解的隔阂,加上他那连外国人都叹服的英语,可以非常生动有趣地吸引外国读者。诸如中国人的一般人生理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儒家佛家与道家体现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作用,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中国人直观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喝茶、唱戏、画画、收藏、赌博以及各种民间风俗,等等,他都是用深入浅出、西方人能够充分接受的方式——包括文字表达方式——去进行中西比较,以介绍中国的文化精神。在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多是通过传教士和水手,像林语堂这样能以如此漂亮的英文及地道的西方接受方式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幽默地介绍中国文化的,可以说绝无仅有。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读读林语堂,这样不但可以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概况,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设计,看如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让他们有兴趣,能理解,愿接受。而且林语堂可以被看作是介绍中国文化的一个模范,让我们懂得如何提高素养,把文化交流工作做得更加有趣味、情味,更有效果。
当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对外介绍中国文化不能限于古代传统文化,也要介绍当代文化,包括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而传统文化及其在当代生活的表现,可能是外国人感兴趣的一个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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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碎的童心 ——莎翁笔下的埃及艳后卢暖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