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童心 ——莎翁笔下的埃及艳后
耄耋老翁思何方 ——作为思想史文本的《西东合集》与《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坐落于德国魏玛的歌德与席勒雕像
既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全才的歌德作为诗人的名声反而不甚彰显。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歌德无疑是德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即使放眼世界诗坛，他也必然居于奥林匹亚山巅的巨子之列，因为就狭隘的诗歌史概念而言，歌德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创造者。他不仅拥有极为出色的抒情诗，诸如《漫游者的夜歌》、《五月之歌》等，还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叙事诗人，其叙事诗《赫尔曼和多罗泰》、《列那狐》等，意义也绝对不容低估，他与席勒共同开辟了德国叙事谣曲的文学传统。当然，之所以特别推重作为诗人的歌德，还因为他创造了一种极为独特的诗歌形式，即“文化诗”，其代表作可推《西东合集》与《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所谓“文化诗”乃是指建立在文化探源基础上的诗性创造。这样一种创作既要求诗人有广博的文化史知识（尤其是异域文化知识），又要有服务于创造的艺术敏感，更要有深刻的思想史力度，再加上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如歌德与玛丽安娜的爱情），殊为不易。尽管20世纪以来，这两部作品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但总体来说，其思想史意义仍大有开掘之余地。
从1819年《西东合集》的出版到1827年《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等系列诗歌的问世，歌德由古稀之年奔向耄耋岁月。对于一个老者来说，他所经历的是一种西方世界（首先是欧洲）“崩裂”之后的无处可遁。歌德的思路是“逃离”，诚如他在《西东合集》开篇中所述：
北方、西方和南方分崩离析，
宝座陷塌，王国战栗，
逃走吧，逃向纯净的东方，
去呼吸宗法社会的清新空气！
让爱情、美酒、歌唱陪伴你，
为恢复青春，将吉塞泉沐浴！
很有趣的是，这里出现了四种方位意象，即所谓的“北方、西方、南方、东方”。在歌德的判断中，不但南北不可取，西方亦不足恃，只有东方不但是“淳朴而正义的国度”，还能够“获得用尘世语言的上天训示”。
在歌德的心目中，他的东方当然就是德国以东，包括俄罗斯，包括东欧国家，包括波斯—阿拉伯，更包括遥远的印度、中国与日本。然而，在这首诗里，他将全部的激情和兴趣都献给了波斯—阿拉伯世界，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作为一个文明整体的伊斯兰文化。歌德将波斯文化的代表人物哈菲兹选择为自己的“异邦寄托”对象，在纸上构建的“精神世界”里进行了一次东方之旅（或谓精神流亡）。诚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让整个世界尽管沉沦吧，/哈菲兹，我要同你竞争，/只有你与我是孪生兄弟，/让我们共享痛苦与欢欣。”实际上，将哈菲兹借来作为自己言说的对象，只是歌德建构自己“思想世界”的一种策略；更重要的是，具有更大殊异性的异质文化的引入将为歌德思想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与尝新之可能。作为伟大诗人和思想者的歌德，通过思考和提炼的过程，“别出手眼”地创造出使世人惊叹、精英咋舌的文化诗与思想史文本来。
海涅对《西东合集》的概括既具批评家的锐利，又不乏诗人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全书香气馥郁，情绪火热，犹如一座东方的后宫，到处是浓妆艳抹、柔情脉脉的嫔妃宫娥，灵眸漆黑，纤臂如雪。读者会感到浑身战栗，心动神摇……歌德在此把最令人心荡神迷的人生享乐变成诗句，这些诗句是那样的欢快轻柔、那样的飘忽空灵，不由让人感到惊讶，德国语言竟能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本书的魅力实在无法形容，它是西方向东方发出的问候。”如果考虑到发此议论时的海涅，一则对歌德颇无好感，二则正当其为诗人的风华岁月，三则自家也对东方别有钟情，不乏认知，如此则《西东合集》的文学史意义赫然彰显。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停留在这一步，还不能充分表现出歌德作为第一流德国知识精英的思想史价值。
在这两部文化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异文化意象，值得充分关注。具体言之，虽然歌德描述的中心是波斯与中国文化，但那是经过他加工之后的伊斯兰与中国，不可将之与原汁原味的来源相提并论。无论是描写意大利，还是叙述波斯，乃至中国，我们所闻所见更多的是“歌德的语言”或者“歌德的思想”。无论是哈菲兹这样的波斯大诗人，还是《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里出现的若干中国形象，不过是歌德假途异邦创造自我的手段而已。
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东方文化在歌德眼中始终是一个“异者”，他在充分资鉴的基础上是有原则性区分的：“中国的、印度的和埃及的古代文化，永远都是稀世珍品；了解它们，并通过它们了解世界，是一件大好事；但在我们的道德和诗歌方面的培育上，从它们那里却得不到很多教益。”这是歌德在充分展开其世界眼光之后的原则性判断，值得特别重视，即其思想的“东西二元”结构是极为清楚的：一方面他非常重视东方文化，以极为自觉的认识和实践去理解和学习东方；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明确地坚守自己的西方立场，所谓“但愿对希腊罗马文学的研究永远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明显是他意识到立定自家文化根基的问题。他一方面很重视以世界为胸怀，注意对外来文化的汲取，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本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
面对德意志的分裂状态，歌德关注的核心似乎并非家国存亡的忧患问题，而在于学术与思想的提升，也就是关系到人类长远发展的问题。实际上，这两部“文化诗”象征着的不仅是歌德“超越自我”的尝试，更是“走向世界”的努力。早在19世纪初期，他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从《西东合集》到《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歌德显然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实践着这一理论的。早在1813年时，他就不无得意地说自己“特别认真地研究了中国，我把这个重要的国家收藏好又分隔开，以便在身处困境时向之逃亡。哪怕只是在思想中置身于一种崭新境界，也是非常有益的”。在这样一种求知与探索的激情中，他不但扩张了自家的知识域，更创造了未来的经典。《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与《中国才女诗人》的出世，乃是文学史上值得标记的事件与精品。譬如一则关于梅妃的故事，原诗相当白描：“柳叶蛾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作为明皇宠妃、唐代丽人，梅妃当年是何等的“三千宠爱在一身”呢，然而一朝失宠竟然如此，一旦杨玉环得宠，梅妃就免不了孤寂冷宫。遥想当年恩爱，是何等的伤心悲凉！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无常、美人的凄凉，使得歌德生出一种同情与回应。中间虽然经历了汤姆斯英译的一道中介，但歌德的译诗仍然“别出手眼”，极为精彩：
君赠珠羞饰我容，影孑凋零铜镜中。
红颜不能悦君意，何必脂粉熏香笼。
如此比照之下，应该说，歌德之诗几乎就是一种再创造，取原诗之意，而弃原诗之词。描摹心理，追踪感觉，大诗人的创造之笔浑然天成。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诗人何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在多年积累之后，诗人终于在“中国元素”这个命题上有所创发。应该承认，即便是以较为苛刻的眼光去看待，歌德的再创造也相当成功，无论是在“疲于为政，倦于效命”的感叹中对中国士大夫伦理观的把握，还是对“世事如烟，转瞬即逝”的生命哲学的参悟，都体现出歌德非常敏锐的思想捕捉能力。
其实，对外来文化的滋养，歌德自己也有相当清晰的认知：“因为，外来风俗与外国文学对高等阶级的教养，虽已给我们带来了如此之多的益处，但也阻碍了德国人作为德国人更早自我发展。”这里，他提出了外来资源的双刃剑问题，值得特别关注。有趣的是，歌德会这样确立德国人的模范传统：“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这两段话似乎不无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强调外国资源的两面性，但另一方面他却将古典希腊奉为模范，而将属于本民族传统的尼伯龙根排除在外。这里主要涉及到古典希腊在那代德国知识精英心目中的特殊地位问题，但也可以看出，歌德始终能超越自我、超越民族—国家之设限，而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之中，并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登上一个宽阔的跨文化平台，这实在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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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碎的童心 ——莎翁笔下的埃及艳后卢暖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