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与孔子

布莱希特与孔子

作者:张黎第297(2010/12/15)期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



“春秋笔法”:传播真理的“计谋” 

  提到布莱希特与孔子的关系,要从布莱希特写给卡尔·克劳斯的一封残信说起。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是奥地利犹太裔讽刺作家、政论家,20世纪初期曾经自编自写自己出版《火炬》杂志,当年在德语国家和匈牙利、捷克颇有影响。克劳斯从批判资产阶级语言的堕落出发,批判当代资产阶级文明的衰落。上世纪20 年代末期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公演时,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凯尔曾指责布莱希特有抄袭行为,克劳斯仗义执言,为布莱希特辩护,从此二人结下友谊。 

  1934年2月,维也纳工人举行起义,反对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克劳斯鬼使神差,出面发表反对起义的言论。当时布莱希特正流亡丹麦,他称克劳斯的行动为“善良无知者的快速堕落”。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开导他,但又不能伤害他,于是便写了一封信给克劳斯。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未发出去。二战以后出版布莱希特书信集时,发现这封信的最后一页底稿丢失了,成了残信。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劝说克劳斯重操旧业,继续以语言分析的方式,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布莱希特相信,克劳斯凭着他的语言敏感性,一定会识破法西斯分子那些套话蛊惑人心的性质。他在表达自己的愿望时,用了一个中国典故,把自己比喻成请求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关尹,实际上也就是把克劳斯比喻成了老子。布莱希特的确很尊敬克劳斯,尤其推崇他的语言批判,视他为师辈朋友。他在信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愿望的:“……我又要举一个中国人的例子;这原因在于中国作家不只是复制人的道德,似乎对语言也给予巨大关注。在这方面,孔夫子发挥了巨大影响,他在一部普通的历书上,用别的字代替几个字,比如说:‘某王谋杀他的皇帝’代之以‘某王处死他的皇帝’。这也‘仅仅是’语言……” 

  这封信到此戛然而止。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布莱希特在这里要说的是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于一字之差的典故,即后人所谓“春秋笔法”。布莱希特显然是在孔子的“春秋笔法”与克劳斯的语言批判之间看到了契合点:它们都是语言批判,所关注的都是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名”与“实”或称“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布莱希特从中得到启发,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新方法。他给克劳斯的这封信未能发出去,自己却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即著名的《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于1935年4月发表在巴黎一家反法西斯德文报纸上。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家若想描写真理,与谎言和无知作斗争,至少要克服五重困难:其中传播真理的“计谋”是全文的重点。布莱希特认为,传播真理不但需要勇气,而且还要有计谋。他说不论什么时代,凡是真理受到压制和掩盖时,尤其需要运用计谋。他列举东西方思想家、作家,例如孔子、托马斯·莫尔、列宁、伏尔泰、卢克莱修、莎士比亚等人冲破现实障碍、运用计谋传播真理的例子。他以孔子作《春秋》为例说:“他只是改变某些词汇,例如:‘昆公命人杀死哲学家宛,因为他说过什么什么’,孔子用‘谋杀’代替‘杀死’。又例如:某暴君遭行刺而死,他用‘处死’代替‘行刺’。由此,孔子开了重新评价历史的先河。” 

  布莱希特在这里根据自己对孔子的理解,信手举了两个例子。它们并非出自《春秋》一书,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关于“弑”和“诛”的不同用法,对布莱斯特的语言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他看来,当真理受到压制时,这种“计谋”对于传播真理是很管用的。他从当年德国纳粹的蛊惑宣传中,选择了几个流行词汇作对比,例如“人民和民众”、“纪律和服从”、“土地和地产”等等。布莱希特称前者为谎言和欺骗,后者才是符合实际的词汇。因为“人民”表示的是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人群,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民众”,具有不同的利益或者完全相反的利益。所以,法西斯宣传称德国人为“人民”,这是对德国人的欺骗,掩盖了具有不同利益的民众的真实状况。又例如“纪律”这个词汇,在受压迫的人群中,应该用“服从”。因为在没有镇压的地方,也同样有“纪律”,在这种情况下“纪律”是一种主动的好品质,“服从”则是被迫的、被动的。通过这些对比分析,布莱希特得出结论说:“孔子的‘计谋’,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用;孔子用合理的判断取代对国家事件的不合理判断。” 

  在布莱希特这里,面临希特勒的野蛮统治,写作的目的在于传达反法西斯主义的信息,表达反法西斯的意志,动员反法西斯力量。基于这种信念,布莱希特把《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这篇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封面上做了伪装。他用《急救实用手册》和《帝国作家协会章程》等作为假名,将书偷偷运回德国,以期至少在读者中起到揭露法西斯主义本质的作用。 

《孔夫子传》残稿 

  1940年—1941年,布莱希特正流亡芬兰,他阅读了美国汉学家卡尔·克娄的《孔夫子传》和英国汉学家阿瑟·威利翻译的孔子《论语》,萌生了创作剧本《孔夫子传》的想法。他在1940年11月11日的工作日记中记下这样一段话:“阅读孔夫子传记。这是一出多么有趣的戏呀!二十岁上便替诸侯催租敛税。他做官的最高职位,相当于歌德在魏玛的职位,他是被大公的情妇和大公得到的马匹挤对出来的。这让人想到魏玛那条狗。后来,为了寻找一位能够让他推行改革的王公,流浪了二三十年,到处遭人嘲笑。他临死时才明白,自己这一生是失败的。这一切都必须用幽默的方式进行处理,这中间还必须采用不经意的方式,表现他的学说,它们毕竟是人类的智慧嘛。仅就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鲁国历史那一场戏而言,写这样一出戏也是值得的。”为此他拟定了一个剧本提纲,按照当时的设想,剧本共有9场戏。这9场戏的提纲是:1、姜罐儿(描写孔子少年时代即重视“习礼”);2、古代国王(描写孔子从16岁开始为齐国敛租收税;他收的第一个学生是个老人,这老人告诉他从前根本没有国王,那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3、好法官和坏法官(对于小人物来说,坏法官往往比好法官还好——这个情节后来出现在《高加索灰阑记》里);4、描写孔子的教书生活;5、老师也是学生;6、孔子和造反的人;7、智者的改革(第二场戏的延续,他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由于无法摆脱现实的剥削状况而遭到失败);8、和平谈判;9、智者的下场(孔子作为改革家被解雇,最终只得孤独地、糊里糊涂地出走别国,去当教书先生。按布莱希特的想法,孔子临死才明白,他的一生是失败的,可他的学说却在为古代权势者的服务中得以发展繁荣)。遗憾的是,随着德国法西斯入侵芬兰,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创作计划,继续逃亡。战后布莱希特才得机会整理流亡途中写的那些手稿。第一场戏《姜罐儿》的定稿,是布莱希特死后立即公开发表的。第二场戏的残稿未来得及整理,布莱希特就去世了。后来,《姜罐儿》这场戏以中国戏曲“折子戏”的方式,多次被搬上舞台。 

  《姜罐儿》描写孔子儿童时代便像个“小大人”一般重视“习礼”,常常在游戏中扮演教师角色,教他的少年伙伴演习传统礼仪,训练自己得体的行为方式,以便做国王的驯服仆人。为了吸引伙伴与他一道习礼,他用自己罐子里的姜脯犒赏他们。孔子自幼重视习礼,这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是有记载的,至于说孔子有吃姜脯的习惯,显然是卡尔·克娄《孔夫子传》里的描写。剧本开头,布莱希特以中国元杂剧“自报家门”手法介绍孔子的身世,说他自幼受母亲熏陶,生得虽然孔武有力,但却讨厌暴力、崇拜智慧、不信鬼神。剧中描写孔子与少年伙伴演习一位将军如何接受国王赏赐,生动地表现了“习礼”的伦理色彩。少年孔子教他的小伙伴说:“首先我要鞠躬。这样鞠躬。然后我用双手表示拒收礼品。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这礼品太贵重。尽管如此,殷王第二次让我接受这个鼎时,我接受了,并且再一次鞠躬,以表明我是为了服从他才接受这个鼎的。但是,我是怎样接过这个鼎的呢?迫不及待?像一头猪扑向橡子一样?不行。要从容不迫,庄严肃穆,尽管十分赞赏这礼品,还是要做出一付从容的样子……” 

  布莱希特用这个例子说明,在国王面前,即使是接受他的赏赐,作为下属,包括将军在内,最得体的态度是要表现出服从、恭顺。因为古代中国传统礼仪,尤其是从孔子学说出发,是讲究地位差别的。人们只有养成遵守等差礼仪的习惯,各守其本分,才能在道德上到达“仁”的境界,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场戏表现了孔子的说教并未产生什么效果。开始伙伴们跟着他习礼,是因为他的罐子里有姜脯可吃。待到姜脯吃光,大孩子们笑着跑掉,玩球去了。只有最小的伙伴还跟着他学习,至于他能否留得住,关键在于罐子里有没有姜脯可吃,这是习礼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显然,这场戏具有某种讽刺喜剧的效果。 

孔子与歌德 

  1940年11月11日的工作日记中,布莱希特在对比孔子与歌德时,提到了“大公的情妇”和马。这指的是孔子相鲁定公时,由于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了鲁国的繁荣昌盛,从而引起齐国疑虑。齐桓公为了铲除孔子,推翻鲁定公的统治,想出一个计策,即挑选一批既精通歌舞又漂亮的“女乐”和北方宝马,赠给鲁定公,引诱他在娱乐中忽略国事。史称孔子作为鲁国大司寇,眼见鲁定公耽于“女乐”,而不上朝理政,便愤然离去。在布莱希特看来,孔子是被齐国送的那些“女乐”和“宝马”挤对走的。“魏玛那条狗”指的是,魏玛剧院一位女演员,演戏时执意要把自己心爱的狗带上舞台,遭歌德拒绝,他认为这是对艺术的亵渎。女演员的要求却得到她的情夫魏玛大公奥古斯特的允许,歌德一气之下,辞去剧院院长之职。在布莱希特看来,歌德是被魏玛大公的情妇和她心爱的狗挤对走的。布莱希特从这种对比中看出了孔子与歌德有某些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做过高官,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都采取过一些革新政务的措施;最终又都因与统治者不和,愤然离开政坛。 

  有趣的是,布莱希特谈到孔子时,常常与歌德作比较。大概不只是布莱希特,德国大汉学家卫礼贤在他翻译的《论语》序言中,也一再作过这种比较。布莱希特在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关于孔子的笔记中,提到歌德时有这样几句话:“幸运的是,在不太久远的时间之前,我们见过一个(像孔子——引者注)这样的人,他在自己漫长的生命终点,积累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以至于国家立即宣布对他实行国有化。”这是布莱希特在孔子与歌德之间发现的又一相似经历:他们毕其一生“学而不厌”,成了大学问家。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了五十岁还开始学《易》,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歌德自幼在父亲督促下,通过不断地勤奋读书,积累了大量精神财富,为他的艺术思维和文学想象力打下了深厚基础,成为德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他用“实行国有化”这样的经济学名词,说明歌德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瑰宝。不过布莱希特也未忘记指出,歌德曾经为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服务,有“粗暴和本质上低三下四”的一面,他的自我修养中有不少东西是不能作为美德来赞扬的。 

  布莱希特在1941年1月14日的工作日记中对孔子的事业又作了一番评论,他说:“孔子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旧礼制。这位在贫穷中成长起来的孔子,在自己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要搞些真正的改革(主要是在税收和租佃方面,其次是在管理机构的收受贿赂和贪污腐败方面),他想通过实行这样的改革,尽量为一种宽松的生活方式打下基础。征收低税,的确是鲁定公的得体行为。可孔子看到,人家真正重视的只是他制定的那些保护私有制财产关系的条款……”在接下来的评论中,布莱希特把孔子定位为“文明奠基人”,称他的改革既有“战斗性”的一面,也有“半野蛮”的一面。前者大概是指减轻租税,打击官场贪污腐败,后者大概是指他制定的维护私有财产制的那些规章制度。布莱希特一生的文学创作,都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他在设想《孔夫子传》的创作计划时,不论描写孔子的积极方面,还是描写他的消极方面,都要突出对旧时代的批判,只有这样的艺术处理才能为未来社会发展“铺设一条黄金道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要么简单化地否定孔子、要么笼统地无分析地肯定孔子的学说。 

  最后不能不指出,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布莱希特最崇拜墨子,《墨子》书中“非儒”的议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自然也会影响他对孔子为人及其学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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