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与国际汉学

陈垣先生与国际汉学

作者:任大援第297(2010/12/15)期

 
陈垣


 
陈垣手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华裔学志》书影



“利玛窦传统”的中国回应 

  将陈垣先生与国际汉学相联系,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基础。陈垣先生1926年—1949年在辅仁大学担任副校长、校长的重要职务,而辅仁大学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一个特殊的重要窗口。说辅仁大学是“特殊窗口”,原因自然是它是一所天主教大学,而天主教自从利玛窦进入中国,就发生了如何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和协调的问题。利玛窦实行的是调适(syncretism)策略,他深知传教的困难,因而刻苦学习中国语言、研习中华经典、洞察风土人情、结交文人学士,直至能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中国科学与文明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利玛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精通中国语言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和优秀的数学家。”由于以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开始认真地对待与探究中国文化,从而形成了西方人有意识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甚至由于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欧洲人对中国文化更增兴趣,因而如今国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也就以17世纪的“传教士”时期为早期,而利玛窦的做法也被称为“利玛窦传统”。到了19世纪初,汉学研究在欧洲进入大学的殿堂。而基督教会一部分神职人员专注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则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天。 

  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汉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西方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因其研究者的主体是海外学者,因而也被称作国际汉学。李约瑟说:“17世纪由耶稣会士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工作,在19世纪又由基督教徒(新教徒)接续下去。”这个说法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对于出身天主教的汉学家来说,这一过程并没有因“礼仪之争”而结束。而在后来的过程中,所有基督教汉学家——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的汉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延续了利玛窦传统。这种情况在近代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兴起。辅仁大学是中国近代十几所教会大学中极少数属于天主教系统的大学,因而在对于利玛窦传统的继承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而陈垣先生作为校长,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对利玛窦传统进行了回应。这种回应,不仅影响了辅仁的学风,也影响到汉学研究。 

  说辅仁大学在继承利玛窦传统方面有独特之处,首先是承办辅仁大学的同样是属于天主教的修会——本笃会(Benedictines,拉丁文缩写OSB)和圣言会(Divine Word Missionaries,拉丁文缩写SVD);第二,他们继承利玛窦的传统,用学术作为文化沟通的中介,传播科学,探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宣扬基督教的普世精神。正如后来被任命为辅仁大学校长的本笃会修士奥图尔(George O'Toole)1924年3月写给辅仁大学的创始人、中国学者英敛之的信中所说:“当这所大学正式开学后,我们希望您能担任中国文学、历史的教授。我们希望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天主教会并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在本民族语言、传统、古典文学等方面的朋友。”本笃会自认为担当着“在中国人心目中立下一个真正基督教文化的理想典范”的责任,后来的圣言会亦如此。 

  对于天主教修会的上述理念,陈垣先生作为辅仁大学校长所作出的回应是:最大程度地淡化宗教的立场,最大限度地开拓本土学术与文化的研究。其表现有两点:其一,提出辅仁大学办学的根本宗旨,“发展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以示公教之公”;其二,辅仁大学的办学方法是大胆吸收和重用教外的中国著名学者,重视国文和中国本土学术文化的研究。在1935年辅仁大学创校10周年时,陈垣先生指出:“余继任校事,推阐先辈遗志,以为吾校应勉进者三件事:一、采取西学新方法以谋中国旧史之整理。二、编译各种工具书以谋中外学者之便利。三、传达华学新研究以谋世界合作之进行。” 

  陈垣先生领导下辅仁大学的上述特点,与两个背景相关。一是五四运动以后,国内“非基督教”化以及反帝爱国运动的形势;另一个是英敛之与马相伯的影响。而后一点是陈垣思想十分重要的来源。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敛之在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时,其教育思想以及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就已逐步成熟。而马相伯更从震旦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马曾为学校规定了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他尝试推广中西双方的学术研究,而不列入宗教课程,这点被陈垣先生所充分继承。 

友天下之善士:中外合作的促进者 

  辅仁大学的建立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从筹办阶段起,中国学者就是积极的推动者。而它建立之后,陈垣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外学者的合作,对当时及后来的汉学研究都起到积极的影响。 

  辅仁的创立者马相伯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抵洋人办学,辙有二弊:一不重汉文,或重而不得其道;一所授西文,程度太浅,盖视十五六岁华生等于五六岁者而授之;或所授非浅,而不知选择华人所喜者。即以科学论,亦鲜能彻底。”继续这种思路,陈垣先生非常重视中外学者的合作。他在制定辅仁大学的研究方针时,特别指出“互助合作为尤要”,并且举例说:雷格(James Legge,今译理雅各)译中国经典,靠王韬帮助而成功;而法国大儒沙畹翻译《史记》,仅成47卷,至今尚无人继续,或许就是没有人合作帮助的原因。 

  众所周知,辅仁大学其名,出自孔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一语。但陈垣先生在阐发这一主题时进一步借用了孟子“友天下之善士”、“友古之人”之说,而对“友天下之善士”赋予了新的意义。 

  辅大在推动中外学者合作上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为中西学者合作搭建一个有效的平台。陈垣先生担任校长后,聘请著名中国语言文学家刘复(字半农)为教务长,著名国学家沈兼士等为教授。此外还有朱希祖、郭家声、朱师辙、尹炎武、张星烺、余嘉锡、马衡、范文澜、英千里、台静农、容肇祖、谭其骧、朱士嘉、史念海等一批人。这一国学队伍的阵容,不仅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全国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中也不多见。陈垣先生的这种做法,为辅大的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最好的基础。 

  20世纪初,随着法国巴黎“汉学讲座”的设立,西方汉学的成果不断涌现,这种情况曾给中国学者很大的刺激。据后来郑天挺、翁独健等人回忆,陈垣先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现代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陈垣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并非排斥汉学,而是激励国学。他不仅十分鼓励“教内”汉学家所作的研究,而且积极与汉学家来往。例如,1933年伯希和来北平,陈垣先生代表辅仁多次宴请,并有胡适、陈寅恪、柯绍忞等人作陪。胡适在其中一次席间说:“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这段话后来登在1933年1月的《北平晨报》上。 

  陈垣先生所推动的中外学者合作,通过《华裔学志》在辅大的创立和发展,看得更加明显。期刊出版工作是他推动中外学者合作的一个重要工具。辅仁建立之初,曾出版《辅仁英文学报》和《辅仁学志》(中文)。1934年,《辅仁英文学报》停刊,而由《华裔学志》继续。《华裔学志》的主编是圣言会神父鲍润生,陈垣先生虽然只是编委,但在其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华裔学志》的拉丁文刊名为“Monumenta Serica”,可直译为“丝域之迹”或“中国之碑”。陈垣先生为其起了中文刊名《华裔学志》,并请当时在北京的书法家孙伯恒先生题写了刊名。后来,这个名字反而更加有名。 

  《华裔学志》编委会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第一期编辑中,西方汉学家有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比利时人)、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1-Holstein,俄国人)、艾锷风(Gustav Ecke,又名艾克,德国人)、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德国人);中国方面的编辑成员除陈垣外,还有辅仁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历史系主任张星烺、西语系主任英千里、编辑助理方志浵等人。 

  在陈垣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在《华裔学志》的建设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刊物简评”这个栏目,就是沈兼士建议设立的。这个栏目逐一评论各种用汉语、日语和欧洲语言出版的东方学期刊中的文章,对了解国际汉学现状颇有帮助,被众多杰出学者认同为“不可或缺的助手”。又如,沈兼士发表在《华裔学志》第2期《试论“鬼”的原始意义》一文,就是一篇吸收汉学家语言学成果而又有所发展的典型研究。他说:“高本汉君之《汉语词类》,欲以读音之形式定语辞之义类,而其取字说义似均可商。余不自揣,欲别辟一途径以研究汉语之历史。”对于这篇文章,陈寅恪、李方桂等人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高氏晚年说过:“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从1935年到1949年,在《华裔学志》出版的13卷中,“论文”和“短文”两个基础栏目共有90位撰稿人,其中有13位中国学者发表了22篇文章,包括费孝通、沈兼士、张星烺、杨树达、季羡林、裴文中等人,陈垣先生本人发表了4篇有分量的文章。 

  在陈垣先生的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以《华裔学志》为中心,一大批海外汉学家和中国著名学者实现了中外合作,把陈垣先生“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的想法付诸了实践。 

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对话:国际汉学研究的推动者 

  陈垣先生既是与西方学者合作的表率,又是国际汉学研究的推动者。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有密切的相关性。而如果单就对国际汉学研究的推动而言,陈垣先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积极推动了国际汉学期刊《华裔学志》的建设,并影响到它以后的研究发展方向;一是他关于中国基督教史、宗教史的研究对国际汉学发挥了影响。 

  在考察20世纪初国际汉学的学术发展时,我们发现“期刊”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可惜对这一时期与汉学相关的西文期刊的综合深入研究尚不多,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仅仅从《华裔学志》的“刊物简评”栏目,便可看到这一时期用各种欧洲语言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期刊达30种以上。而《华裔学志》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20世纪50年代说过:“要谈到在中国发行的最重要的汉学期刊(自1935年起),非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莫属。” 

  陈垣先生不仅以校长和编辑的双重身份对《华裔学志》发挥着重要影响,而且与它的首任主编鲍润生神父有着多年学术交往。1934年3月,陈垣撰成《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文末附诗《题鲍润生司铎译楚辞二绝》:“屈子喜为方外友,骞公早有楚辞音。如今又得新知己,鲍叔西来自柏林。演西也是西来客,天问曾刊艺海尘。此日若逢山带阁,引书定补鲍山人。”在文中有一个说明:“忆民国十一二年间,英敛之先生介绍余与鲍润生司铎相识,云鲍正翻译《楚辞》。余甚为惊讶,以天主教与《楚辞》不易发生关系。惟明末西士阳玛诺著《天问略》,后列入《艺海珠尘》,‘天问’二字,实本《楚辞》。雍正间《山带阁注楚辞》、《远游》、《天问》诸编,引用利玛窦、阳玛诺、傅泛际、汤若望之说,为天主教与《楚辞》发生关系之始,盖已二三百年于兹矣。其引利玛窦说,称为利山人,因利亦曾自号为大西域山人也。”鲍润生身为神父,却研究与天主教没有直接关系的《楚辞》,陈垣先生由“惊讶”到理解,进而到鼓励。陈垣先生本人研究基督教和古代宗教,不是仅从“教内”典籍入手,而且注重“教外”典籍的史料价值以及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这种对古代宗教传播史的研究,是站在超越宗教的文化立场上的。鲍润生虽然在1936年不幸因病去世,但陈垣先生的主张却影响了《华裔学志》后来的研究方向,即传教史与历史文化并重。鲍润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表达另一种常常已经是超前的思想。在那些住在东亚的西方人中,有一些人对研究文化和人有很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这也是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很好地保持了传统,试图寻求宗教目的和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的统一。” 

  在陈垣校长的关注和参与下,《华裔学志》在北京的13年基本奠定了它后来的研究特色。1937年,《华裔学志》编辑部在北平出版了“华裔学志丛书”,离开中国后,1964年在日本名古屋出版了“华裔学志选集”,这两套丛书分别以专著的形式连续发表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华裔学志》杂志本身,现在则成为与《通报》齐名的欧洲最有影响的汉学杂志。它的现任主编马雷凯教授在刊物创建50周年时曾这样表示过:“其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大于传教本身的研究。事实上,自从四百多年以前利玛窦来到中国,教会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对话,那些睿智的学者与思想家,不论他们的身份属于或不属于教会,同样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这其实正与当年陈垣先生的思想殊途同归。 

  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对国际汉学的另一重要影响是他对宗教史的研究。他的宗教史研究成果不仅为国内学界所公认,在国际上也有重要影响。他从中国基督教人物研究开始,早年曾写有《浙西李之藻传》、《泾阳王征传》、《休宁金声传》、《华亭许缵曾传》。后来他进入专门研究,著有《元也里可温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等,并发表宗教史论文五十多篇,范围除以上“四考”以外,也涉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等。他对于宗教史研究之深、范围之广,有些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 

  陈垣先生在上述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初对国际汉学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和域外宗教的进入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20世纪的历史学对宗教有更大的观照,这在东西方的学人都是如此。天主教进入中国引发的“礼仪之争”,进一步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兴趣,而主要是汉学家担当了对西方人进行解释的角色。但对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应该从哪里入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当时的中国没人能给出解释和研究的范例。陈垣先生的“四考”一出,中外学人都豁然开朗。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在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中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颇,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这只是对中国而言,实际上,上述研究对西方汉学家何尝不是醍醐灌顶?关于耶稣会的研究,陈垣先生所写的《吴渔山晋铎250周年纪念》、《汤若望与中国和尚木陈忞》都是开拓之作。 

  在今天来看,中国基督教史及宗教史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文化史所绕不过去的环节,也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所绕不过去的环节,此亦西方汉学家重视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我们今天是因为看到学术史的发展过程,更能看清楚这一点。而对于当年的陈垣先生来说,这一领域的开拓却是来自史学家所特有的敏锐、真知灼见及学术功力。中国学者方豪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西方汉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的裴化行(Henri Bernard)到后来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许理和(Erik Zureher)、钟明旦(Nicolas Standaert)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陈垣先生以及方豪的影响。 

  今年是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同时也是汉学研究刊物《华裔学志》创刊75周年。既然有这样的机缘巧合,也就以这篇拙作来纪念历史上的这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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