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语言学的功过得失——《十九世纪英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序

《游仙窟》诸本

作者:顾农第299(2011/02/16)期

 
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游仙窟》,为“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之一



  初唐作家张鷟(字文成,638—730),深州陆泽(今河北省深县)人。张鷟为人幽默风流,作品追求时尚,讲究大众趣味,一度大行于世,并且声名远播,早在开元年间即已东传至日本,后来在国内反而保存得不多;他的骈体传奇文《游仙窟》甚至完全失传,直到清朝末年才由日本引进回来。 

  日本方面有《游仙窟》的多种钞本和刊本,其中主要的有—— 

  京都醍醐寺三宝院藏康永三年(1344)钞本,后有日本古典保存会1926年影印本 

  名古屋真福寺宝生院藏文和二年(1353)钞本,后有日本贵重古籍刊行会1954年影印本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无刊记刊本,后有日本和泉书院1983年影印本 

  庆安五年(1652)刊本 

  元禄三年(1690)刊本,称《游仙窟钞》,分作五卷,有插图。此本最为通行,后有多种翻刻本 

  到20世纪初,中国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开始著录此书,国人始知《游仙窟》尚存于天壤之间,于是重新引进,先后出版了多种刊本,其中主要的有: 

  1928年海宁陈氏慎初堂校印本,收入《古佚小说丛刊》 

  1929年北新书局版,章矛尘(廷谦,笔名川岛)校点。后有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为“鲁迅作序跋的著作专辑”之一 

  1931年神州国光社《唐人小说》本,汪辟疆校点。后有多种重排新印本 

  1955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社版,方诗铭校注 

  2010年中华书局版,李时人、詹绪左校注 

  诸本中以晚出的中华版《游仙窟校注》为最佳;而章矛尘校点本在出版史上最为有名,因为此本有鲁迅先生的序言,其校点中又包含了鲁迅以及周作人的不少意见。 

  鲁迅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北师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时已注意到这篇作品,他从老朋友沈尹默那里得到元禄本《游仙窟钞》的一个翻刻本(详见《鲁迅日记》1922年2月17日),于是在教学用的早期讲义《小说史大略》中即已提到此书;稍后正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则提到“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唐书》谓‘鷟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秽,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重金购其文’,殆实录矣。”可知张鷟乃是当时很有创新精神的前卫作家,语言比较通俗,知名度很高。 

  鲁迅的同乡小友章廷谦(矛尘,笔名川岛)对《游仙窟》大感兴趣,打算校点印行,鲁迅很支持他,拿自己所藏的日本版《游仙窟钞》两本借给他,用作校点的底本。章廷谦据鲁迅借给他的底本加以整理,写成初稿,抄写在“北京大学日刊稿纸”上,共18页,后来丢失了开头的三页,现在影印出来的只有15页。抄手不知何许人;上面有些校记和符号,则出于章先生的手笔,内容多为订正抄手的失误,也有的地方对原文表示怀疑。章先生后来回忆中提到,鲁迅先生之后又校订了一遍,并写了一篇短序。 

  经过鲁迅校正的这一份手写本,现已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四函第四册。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的工作多半是订正原抄之误和章校之误,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本校法和意校法。例如第12页原抄有“霹雳之后难为雪”,鲁迅校语曰:“雪,应作雷。”又如第15页原抄有“手指从君把,腰支亦甚回”,鲁迅校曰:“甚,当作任。”这些意见后来都得到了日本古钞本《游仙窟》的印证。章校有些意见是用红笔在认为有错误或有疑义的字句上作记号,其中颇有本来不误而章校疑其有误者,鲁迅径加订正。如第12页“下官遂作而谢曰”句,章校于“作”字旁边用红笔打一“×”;鲁迅的批语道:“作,起也。不误。”这些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 

  不过鲁迅当时手头也没有多少资料,所以有若干校记不免是推测性的,难以定其是非。如第15页原抄有“舌子芬芳,顿疑钻破”,鲁迅校曰:“顿字恐误,或是頭(头)字。”这一回他想得不对,据醍醐寺本乃是“颊”字。形容舌吻而说“颊疑钻破”,是张鷟文字“浮艳”“芜秽”的典型表现,也是他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 

  通观鲁迅的校记,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他一时也解决不了,因为这必须校以善本,而他本人手头上并没有别的本子可用。 

  鲁迅将所作序言以及加上了许多批语的原抄件寄给章廷谦时,告诉他一个重要的消息:“前闻坚士说,日本有影印之旧本一卷,寄赠北大,此当是刻本之祖,我想将来可借那一本来照样石印,或并注而印成较阔气之本子也。”(1927年7月7日致章信)稍后他又指示说:“《游仙窟》我以为可以如此印。这一次,就照改了付印,至于借得影印本后,还可以连注再印一回,或排或影(石印),全是旧式,那时候,则作札记一篇附之。”(1927年7月28日致章信)鲁迅之所谓“影印之旧本”指日本古典保存会于大正十五年(1926年)影印的日本醍醐寺藏康永三年钞本《游仙窟》,当时称为寺本,此本为现存《游仙窟》完整诸本中之最早者。《游仙窟》的刻本以庆安五年带有附注一卷本较早,影响也最大;至于鲁迅借给章廷谦作底本用的《游仙窟钞》则是晚出的一个坊刻本,据元禄三年本重刻而成,此本分作五卷,有和文注释,又有插图,在日本流行最广。所以,对章廷谦的工作来说,可以找到而又具有校勘价值的首先是寺本,其次是庆安本。既然北大已有影印的寺本,自当取校。鲁迅信中说的“照改了付印”,就是指依寺本校改后付印。章先生后来完全按鲁迅这些意思做了。 

  当时章先生在杭州,无法利用北大新近得到的寺本之影印本,于是写信给一直在北大的老师周作人,请他帮忙。周作人答应由他就近用醍醐寺藏本的影印本来校底本。他用对校法解决了许多问题,先前鲁迅意校的意见大部分得到了寺本的印证;同时订正了底本多处的衍、夺、误、倒诸问题,解决了不少疑难。 

  章氏的工作本经鲁迅、周作人兄弟先后校订过之后,水平大为提高,鲁迅敦促他及早付印。此时鲁迅又从朝鲜方面找到庆安本《游仙窟》,特意亲自用恭楷钞写了一份,寄给章廷谦供他在定稿时参考,时在1928年初。这份抄本凡三十九页,每页十行,行二十二字,书法精严。此本由章氏珍藏,装池后封面有魏建功的题签:“鲁迅先生手写游仙窟 川岛珍藏 廿六年十一月建功敬署于北平”。正文第一页右下方有朱文印三方,文曰“红绒馆章”、“矛尘”、“道墟章家红绒馆”。卷末有周作人、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诸家的跋语,均写于1937年冬至1938年夏,已在鲁迅身后了。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钞本,文献价值极高。周作人跋中说:“豫才勤于钞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 

  川岛校点本《游仙窟》渗透着鲁迅大量的心血,这个本子可以看作是《唐宋传奇集》的外编,而鲁迅为该本所作的序言则可看作《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的外编。现在将鲁迅手校手抄的两份文献与《唐宋传奇集》手稿一起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四函,是非常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