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死亡——一幅名画和一部名剧

追忆史天健

作者:潘维第299(2011/02/16)期

我与史天健是同学,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他在77级,我在78级。两个班分别在1978年春、秋入学,大多相互熟悉。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去食堂、操场、澡堂、图书馆,一起办节日联欢会。后来我们都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他在东岸,我在西岸。我与天健还是同行。他在杜克大学讲授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我在母校也讲授同样的科目。我们常在一起讨论,一起开会,一起聚餐。我与天健还是同志,我俩对政治事务的立场和看法相当一致。天健在2010年圣诞日突然离去,我失去了一个好同学、好同事、好同志。 

  天健不仅是同学、同事、同志,更是我们都喜爱的好朋友。中国政治是敏感领域,大家的看法南辕北辙,老朋友间恶言相向者不在少数。但为什么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认天健为挚友,都喜欢他? 

  天健是快乐的人,总带着老北京话特有的幽默。有他在,无论话题多沉重,大家都会轻松。哪里有天健,哪里就有笑声,就有幽默。 

  天健是爽朗的人,不拘小节。他在美国教了近二十年书,大概从没闹明白皮鞋领带西服是怎么个穿法。他上身打领带,下面穿北京布鞋,谁爱咋说咋说,一副北京“爷”的嘴脸。一次来我在旧金山湾区的家,他居然声称嗜好绍兴黄酒。我跟他抬杠,说真正的北京人只用绍兴黄酒当炒菜的作料。不记得他讲了番什么怪理,结果是我心甘情愿给他买了一箱子绍兴黄酒带走,也不知他是怎么带上飞机的。 

  天健是乐于助人的人,无论什么忙,是朋友的忙他都帮。当初77级的天健、78级的我、79级的陈建军三人联手帮一个女同学来美国,找到了美满婚姻归宿。天健在其中承担了最大、最关键的风险责任。他始终热心帮助母校学生赴美深造,鼓励提携年轻人,还为母校学子们传授赴美“秘诀”。我教过的若干学生都得到过他的指导,会永远感念他的帮助。 

  天健是勇敢的人,胆子奇大。开过纽约出租车的政治学者大概也只有他了。他不仅开了,而且还开出了“门道”,纽约出租车协会居然给他发“年度优秀服务奖”。其实这还是小儿科。早年插队时他当过“赤脚医生”,为当地农民接生过上百个婴儿,曾是河南乡村“名医”。有这经历,他在哥大买辆百元破车就敢满世界跑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那车破到底盘有能“脚刹”的窟窿,随时熄火,他随时动手修车。 

  天健是勤奋的人,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该上学时他插队,该选工农兵学员时没他份儿,但他在乡下一直刻苦。第一次高考,在积攒了十年的人才堆里,他一考中的。到毕业时,那绝对稀缺的出国深造名额又被他抓住,他因此成为那时最早赴美读政治学博士的学者之一。更神奇的是,他在美国也不落人后,美国政治学界刚兴起“计量”之风,他是最早跟上的,满口“样本量”、“数据回归”。有时我会想,有啥东西是他史天健学不会的?我虽比他小八九岁,可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时髦”,尤其与数字有关的。天健的勤奋,我们大家有目共睹,他为赶上风口浪尖勤奋至极,日子过得很累。 

  天健是知行合一的人。他做学问是要有用的。他的所有研究,最后都落实到政策建议层面。他很想改造现实,让现实符合他的理想。他不仅做学问,而且做事,为自己做过的事、产生的政策影响而感到快乐。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农村、中国土地问题、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国的教育问题等等领域,或大或小,为人知或不为人知,他做了大量有益的实际工作。 

  天健是诚挚的爱国者。他每年多次往返中美,为中国的落后受欺而愤懑,为中国的进步富强而快乐。尽管有时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甚至被误解、受冤枉,但他痴心不改,认同不变,一心帮助中国的进步事业。他始终抱着落叶归根的希望,参与筹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就是实现这个期望的最后一步。为着这一天,他忍受了将近二十年的国际旅行障碍,始终保持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没有加入美国籍。 

  天健是个传奇,是传奇的一代人里的传奇。过去、现在、将来的很多人从他的作品中认识他。但对我们来说,他不在书里,他是朋友,是哥们儿,是古道热肠的哥们儿,是无怨无悔的理想主义者、真挚忠诚的爱国者,始终如一。他开朗快乐,却注定一生劳累。天健已安息,不必再风尘仆仆,劳心劳力。自天健离去,传奇的一代就开始逐渐凋零,但这传奇将在北大国关学院的学子们中一代代传下去。 

  (本文为作者在清华大学“史天健教授追思会”上所作发言)

本版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