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和变形——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想象
一位中国学者的阿拉伯文学之缘
中国作家学者代表团在埃及 李文俊 摄
今年1月，“开罗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年”活动在埃及举行。这一阿拉伯语世界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图书博览盛事将两大“世界文明的最早创造者”联结在一起。两国在主宾国活动期间举办了中阿文学论坛，多位中国知名作家、翻译家参加了论坛并发表演讲，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反观自身的文化与文学传统。本刊特刊发亲历书展的知名作家、翻译家在中阿文学论坛上的演讲，以期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解读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薛庆国 李文俊 摄
感谢开罗国际书展，感谢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使我有机会在这个场合，谈谈我——一个从事阿拉伯文学翻译与研究的中国学者——与阿拉伯文学的缘分。
此时此刻，我的记忆首先追溯到1983年，我进入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第三年。这一年，我在《译林》上读到了纪伯伦的中篇小说《被折断的翅膀》。作者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和祖国、民族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小说中长篇大段富有哲理、感情真挚的倾诉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让我初次领略了阿拉伯文学的魅力。我向老师借来阿拉伯文原版的《纪伯伦全集》，花了好几个日夜，把小说原文和译文誊抄在一个本子上。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我多次乔迁新居，但我一直珍藏着这个已经发黄的手抄本，因为它记录了我和阿拉伯文学的“初恋”。
我的记忆还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留校任教的我，意外发现纪伯伦的许多著作都未译成中文。我陶醉于《狂人》、《先驱》、《游子》、《大地神》等作品中富有哲理、意蕴深远的诗文，也被纪伯伦与梅伊·齐雅黛、玛丽·哈斯凯尔的爱情传奇打动，于是迫不及待地开始翻译。记得那是初冬的寒冷时节，学校为我们宿舍楼安装暖气，工人先在墙上打洞，一周后才把暖气片安上。冰冷的夜晚，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把被子也裹在身上，在灯光下翻译纪伯伦的作品，我的内心没有寒冷，只有温暖和充实。今天，当捧起我参与翻译的《纪伯伦全集》时，我似乎还能感到墙洞里溜进的刺骨寒风，还能闻到空气里夹带的泥土气味，但我更加怀念的，是纪伯伦和阿拉伯文学带给我的温暖。
我还追忆起，2000年，我从阿拉伯报纸的《每月一书》副刊上读到马哈福兹的新作《自传的回声》，顿觉爱不释手，以至于不忍心一口气读完。我摘选了部分篇什，译成中文后投寄《中华读书报》。译文刊出的当天，我一连接到三家出版社的电话，希望我译出全书出版。我选择了第一个打来电话的光明日报出版社，然后花了将近半年时间翻译这部篇幅不多、字字珠玑的马哈福兹“准自传”。文学大师的妙笔，平淡中寓深意，寻常中藏机锋。在翻译此书的许多日子里，我经常去寓所附近的小河边散步，思索、猜解着马哈福兹留下的一个个“斯芬克斯之谜”，同时，也加深了对人生的认识：“生活，看起来是一连串的争斗、泪水与恐惧，但它又有一种令人迷恋和沉醉的魅力。”
我还想起此后不久编写的《阿拉伯文学选集》。在这部篇幅近千页、涵盖古今阿拉伯文学主要名篇佳作的选集里，我收入了绍基、哈菲兹、塔哈·侯赛因、哈基姆、阿卡德、台木尔、叶海亚·哈基、伊德里斯、马哈福兹、库杜斯、塔希尔、沙鲁尼、盖依德、黑托尼、萨布尔等埃及现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让我了解了埃及的文学，也让我了解了埃及的社会、文化与人民。我为黑托尼的短篇小说《收成》写下了这样的解析文字：“小说似乎提供了一些线索，但都语焉不详，让人疑窦丛生。然而，弄清情节缘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农阿卜杜勒·茂朱德的形象非常清晰：一个质朴、善良、慷慨、宽容、执着得有点迂腐的埃及农民的形象，他的品质是埃及真正的精神所在。”
在这个场合，我的脑海里还浮现出我尊贵的朋友、当代阿拉伯的伟大诗人阿多尼斯和蔼而睿智的面容。最近几年中，阿多尼斯的诗歌和散文伴随我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令我自豪的是，经过我的译介，阿多尼斯在中国掀起了诗歌的风暴，他的中文版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后一年多时间内就已四次印刷，中文互联网上“诗人阿多尼斯”的搜索结果已有数十万次之多。这位思想家诗人的风骨、持守、卓见和他的诗歌成就一样，都让中国读者获得了深刻的镜鉴和启示。他的诗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阿拉伯世界，同时，他也展示了一个不无希望的阿拉伯世界，因为来自一个文化内部的反思与批判，恰恰说明这个文化具有革新与进步的可能性。因而，尽管阿多尼斯屡屡谈及“阿拉伯人之死”，但他的在场、他的呐喊，却让人对阿拉伯民族与文化刮目相看，并深信这个民族和文化具有绝地再生的希望和能力。
在这个场合，出现在我记忆中的，还有我翻译过、阅读过的许许多多阿拉伯作家、诗人的群像。卡纳法尼的小说让我了解了巴勒斯坦民族催人泪下的苦难经历，达尔维什则用诗歌这一富有美学内涵的抵抗形式，捍卫了这个流离失所的民族人性的、情感的尊严。萨阿达维、莱拉·奥斯曼、加黛·莎曼、穆斯苔阿娜米等女作家的作品，让我认识到阿拉伯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艰难境遇，同时也深刻感受到阿拉伯新一代女性的觉悟与活力。叙利亚剧作家沃努斯为世界戏剧日书写的演说词，其实表达了所有第三世界民族的心声：“我们注定要怀有希望，今天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是世界的终结。”
最后，在这个场合，我还想起了伊拉克伟大诗人赛亚卜1957年到访贝鲁特时的一番谈话：“如果说阿拉伯新诗的先驱们依然处于创作试验的初期，那他们也完全相信：自己正在为新一代的诗人铺平道路，那些诗人将使阿拉伯的诗歌被全世界诵读。”今天，可以告慰赛亚卜的是，阿拉伯的诗歌和文学，正在被全世界诵读，正在被遥远而友好的中国人民诵读并喜爱。因为文学，因为文学翻译，我们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成为了灵魂的知己。
本版主要内容
- 飞翔和变形——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余 华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