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亚马多
幸运的亚马多
亚马多与他的画像合影
在“文革”之后的中国，亚马多（1912—2001）总算赶上了个好时光，他比名气在中国大得多的智利诗人聂鲁达（1904—1973）幸运多了：他的作品再次亮相中国文坛虽然比聂鲁达整整晚了一年，但他却在有生之年，在距离他第二次访华（那是在1957年——据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里描述，亚马多当时“焦急不安，心情抑郁”，后来“像我一样带着一嘴的苦涩离去”）足足30年之后的1987年8月，在夫人泽莉娅（1916—）、女儿女婿、儿子儿媳等一大帮亲友陪同下，浩浩荡荡地第三次踏上了“重新解放了的”中国大地，重逢和新交了他的中国朋友。一时间，握手、拥抱、亲吻、泪水、欢笑，迸出了拉丁美洲独有的热烈豪放、激情四射的火爆场面！
像几乎所有的外国作家一样，聂鲁达、亚马多他们二位在中国也饱受“文革”鬼火的炙烤，还背上了“反华资产阶级作家”的恶名。然而，否极泰来，1980年6月和1981年8月，中国著名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世界文学》先后译载了他们的作品：聂鲁达的《诗选》、亚马多的中篇小说《金卡斯之死》。此举不仅亮出了为这两位挚爱中国的伟大作家公开正名的积极信号，而且，一改中国过去从英、法、俄等第三国文字转译他们作品的被动局面。此次经精心挑选的作品，全部直接从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原文译出。这不啻是又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掌握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中国译家已趋成熟，从此脱颖而出了！
此时，聂鲁达早已作古；然而，远在大洋彼岸、年过七旬的亚马多很快就从我国驻巴西使馆文化处获悉，他的小说又在中国译出，而且还是从他的母语葡萄牙文！自这部中篇一炮打响之后，亚马多的多部作品如《乡姑蒂埃塔》、《拳王的觉醒》、《加布里埃拉》、《死海》、《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等等便似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破土而出并广受欢迎。
所以，1987年8月3日上午，亚马多在北京文化部院内的中国文联会议室会见中国的拉丁美洲文学工作者时，劈头第一句话便是：“你们翻译出版我这么多的作品，我很高兴，很感谢，也很荣幸。今天，你们有了葡萄牙文专家，可以直接从葡文翻译了，这很了不起，也使我备感亲切！”
不过，此时的亚马多，尽管依旧像作家的长篇小说《无边的土地》的英文转译者吴劳先生在1952年会见他时那样“面如重枣”，却已非昔日一头浓密油亮黑发、风度翩翩的绅士了，而是满头银丝、步履蹒跚的老者了。当然，年逾古稀的老作家精神仍然矍铄，他穿着一件蔚蓝色的西服，里面衬着黑白横道相间的T恤，倒显得分外潇洒！
其实，《金卡斯之死》的译介准备工作，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1978年，笔者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负责西葡拉美文学。当时的领导陈冰夷、冯秀娟先生指示，除了该地区的新作家（就是译界尚未介绍、中国读者还不认识的作家；而在他们本土，或许已是老作家了），我们还要让中国读者熟悉、但在中国“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亮亮相。上层如此开放，笔者大为振奋，随即提出两条意见：一是选译聂鲁达、亚马多以前未曾在中国发表过的作品，二是全部译自原文，以有意识地培养此时尚显稚嫩的原文译者、激励原文译者的士气。很快，笔者便约请时任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的江志方先生译出聂鲁达回忆录中有关他们二位过去访问中国的部分章节，发现他们大体对华友好、热情，只是对他们的中国老朋友艾青、丁玲的遭遇深表同情（聂鲁达常常徘徊在智利太平洋沿岸，对着大洋痴情地高喊他心目中“迷人的艾青 ”的名字：“艾青！艾青！”）。陈冰夷读罢，当即果断拍板选用。于是，译文就在《外国文学动态》1979年第3期发表了，以期烘托正式刊登聂、亚二位作品的良好气氛。
聂鲁达诗选编辑部约请精通英、西等多国文字的新华社西班牙文高级编辑、资深翻译家王永年先生担纲，诗选于1980年第三期刊出并颇获好评。亚马多作品的葡文翻译，究竟谁能不辱使命呢？笔者一时没有把握。江志方向我推荐，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葡语教师孙成敖可以胜任。于是，我和孙成敖很快便商定，选译亚马多出版于1959年的中篇小说《金卡斯之死》，它篇幅不大，约四万字，适合在刊物上发表。听译者介绍，这部小说曾多次被搬上舞台、电视屏幕和银幕，被巴西著名文学评论家莫拉埃斯评为当代巴西文学中最优秀的中篇小说；而且，内容也比较严肃。这点在当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亚马多在性爱描写方面十分大胆直露，他不但写人交、乱交，甚至写人兽交，我们还没有胆量发表这样的作品。
孙成敖很勤奋，还是个快手，译稿不久便摆放到我写字桌上，供我审阅了。阅毕，我大喜，此稿不但译笔出色，内容也完全符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标准。它讲的是——
金卡斯原本生活在一个满不错的家庭，成员极为简单：妻子、一个已经嫁人的女儿和他自己。他本人是州财政厅的一位模范的政府公职人员，走起路来斯斯文文，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工作勤奋，生活检点，简直可以为人师表。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在一次和家人吵架之后，一气之下，毅然出走。其实，原因很简单：他越来越看不惯他的家人的虚伪、自私、贪财和对劳动民众的偏见。他们既看不起流浪汉等下层人民，不屑与之为伍，也反对金卡斯和他的流浪汉朋友来往，更不愿让自己的子女们知道有这么一位“不体面”的外祖父，免得辱没家人；金卡斯“死”后，他们先是吃了一惊，但旋即流露出内心中的真情：死了更好，从此，压抑在他们心头的那种耻辱仿佛一块巨石落地，永远也不会折磨人了。不过，金卡斯究竟有没有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在清晨与世长辞，还有人见到他纵身跳进大海，这是说他死。在万达无可奈何地为她父亲守灵时，清晰地听到他在骂她“毒蛇”，吓得她脸色煞白。姑姑马罗卡斯则听到她弟弟金卡斯在嘲笑她那肥大的臀部：“屁篓子”。金卡斯由他的四个好朋友扶起来，坐好，喝过酒后，他的头摇来晃去，笑得很厉害。然后，由他们扶着，走出家门，他走起路来跟跳舞似的。在去船老大曼努埃尔船上的路半道，大伙歇了一会儿，金卡斯则躺下来，仰望长空。这又是说他生。
亚马多通过这部小说启迪人们：在病态的社会里，正常的人已经失去人性，而疯疯癫癫的流浪汉以及为人所不齿的妓女倒还保持着真正的人的感情。
译文配巴西著名版画家特谢拉绘制的精美插图三幅发表了，这是我国第一次直接从葡萄牙文原文译介亚马多的文学作品，广受文学界和读书界的好评。为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亚马多的生平，笔者还写了一篇作家小传；苏俄文学翻译家、画家高莽先生亲自挥毫，精心绘制了作家头像，与译文一并见刊。在《世界文学》内部举行的刊物检查会上，资深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张孟辉先生热情鼓励笔者：“这位译者译笔不错，很有发展前途，要紧紧抓住。”笔者大为感动，倍受鼓舞。
听到亚马多即将访华的确切消息，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便约请时任《世界文学》主编的高莽先生绘制一幅大型作家画像，馈赠给这位巴西老朋友。高莽不辞辛苦，一气画了两幅：一幅裱好赠作家，另一幅待亚马多签名后留己。8月3日那天，当亚马多讲完话，高莽送上那幅沉甸甸的画卷并当着老人的面将其展开时，作家十分激动，一把抱住高莽，连声说道：“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而笔者则代表《世界文学》，正式告诉作家，我们刊物已译载了他的《金卡斯之死》，并早就通过我国驻巴西使馆给他邮寄了两册载有他作品的《世界文学》。作家遗憾地摇了摇头，表示没有收到，然后说道：“不过，你们的刊物我昨天见到了，是诗人邹荻帆先生拿了一本让我签名时见到的。”笔者当即保证一定补上，老人很大度，也抱了抱笔者，改用西班牙语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亚马多一面说着，还叫来夫人，又拉上笔者，和高莽一起，四人合影留念；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在自己画像前照了个像，还自言自语道：“很像我，很像我！”
由于我驻巴使馆的盛情介绍，亚马多的女儿帕洛玛（1951—）一踏上中国大地，便打听译者孙成敖和《世界文学》编辑，非要代表她父亲亲致敬意和谢意。遗憾的是，孙成敖此时不在国内，只能由笔者和另一位葡文翻译家、《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一书的译者范维信先生来领情了。亚马多给的面子可真不小：我和范维信两人不但有幸参加了与亚马多夫妇的会见和座谈，还应邀出席了他于8月13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盛大告别宴会。记得那天傍晚，北京大雨瓢泼。笔者穿了雨衣，骑上自行车，从东城的干面胡同直奔西城范维信所在的国际广播电台。然后，赶紧换西服，戴领带，蹬皮鞋，打扮光鲜，和他一起，坐上他们单位派出的小车，一改刚才狼狈不堪的形象，快捷而衣冠楚楚地到了香格里拉。一进宴会大厅，就见亚马多夫妇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向我们一一介绍他们的随行人员，其中，当然包括他们漂亮的女儿帕洛玛。她一见到我，便热情地跟我贴了贴脸，她说着一口流利地道的西班牙语，远远超过她老爸老妈。她说：“我早听说您了，谢谢你们的刊物译载我父亲的作品。”此时，我赶紧把事前准备好的五册载有《金卡斯之死》的《世界文学》递送到亚马多的手上。老作家十分激动，连连称谢，表示要把它们郑重地陈列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帕洛玛接着说：“我代表我父亲送给您一本原文版的我父亲写的小说《沙滩上的船长》，我母亲写的三本原文版回忆录，扉页上都有他们的亲笔题词和签名。希望您喜欢。”笔者激动地拿起赠书细看，果见亚马多漂亮流利的花体字展现在我眼前：“赠林一安，致以热烈的拥抱，亚马多，北京，1987年8月。”再看夫人字迹娟秀的题词，原来她细心周到地在每本书的扉页上，用词各有不同地都留下了墨宝。其中一册是“赠林一安，此书描叙了您的朋友亚马多与泽莉娅的流亡生涯，北京，1987年8月”。无疑，这三大册厚厚的回忆录是研究亚马多的绝佳资料，笔者使用并珍藏至今。
亚马多席开两桌，分别由他和夫人主持。笔者由帕洛玛陪同，与夫人一桌。那晚宴会，到底上了什么菜肴，谁也不记得了；喝的是什么酒水，谁也都淡忘了；说的是什么话，谁也都不在意了；只知道碰杯碰杯碰杯，干杯干杯干杯，一个劲儿地乐呵，乐呵。不过，这一幕幕热烈忘情的镜头，都逃不过亚马多儿子和女婿的眼睛，都被他们精确的摄像机记录下来，带回巴西，留作永远的纪念了。
宴罢，亚马多夫妇亲自把我们送到饭店门口，拥抱告别。我们是晚辈，一定坚持目送老作家离去。我们清楚地看到，他虽然步履蹒跚，由夫人搀扶着，却是一脸灿烂而满意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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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亚马多林一安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