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老马”,但未必就是“姑娘”——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歌词原文试解读
恭仁山庄的文化遗产
内藤湖南
恭仁山庄
一
位于日本京都府南郊加茂町瓶原村的恭仁山庄,是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内藤湖南退休后(1866—1934)的隐栖之处。1926年8月,年届花甲的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荣誉退官,一年后,内藤率家人及他的五万册藏书,包括珍稀善本、古籍洋书、字画拓本等,迁入这个具有和式庭院之胜、并附有独栋书库的恭仁山庄。
2011年11月14日,我随日本关西大学文部省学术振兴会“内藤湖南研究”课题组一行六七人,又一次来到这里,重访恭仁山庄。一早从大阪关大前车站上车,一路阪急线转地下铁再转JR关西本线,凭借日本精准无误的交通系统,我们与预计日程表一分不差地,在1小时45分钟之后的10点半,走出了JR加茂站。经过一段田野在望的乡间小路,左转沿山坡缓步攀登,不久,古树掩隐的恭仁山庄大门就在眼前了。这里原是奈良平原南山城一带,至今仍可见一派田园丘陵之貌。站在高地上极目远望,木津川在远方银练般蜿蜒流淌,奈良时代“大养徳恭仁大宮”遗迹可寻,当年的内藤说,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自己晚年隐居之地,一则此处与他秋田故乡毛马内的风景很是相似,二则这也仿佛就是他心目中诸葛亮的卧龙岗。另外,对于文化中心的京都市来说,这个相对偏远静寂的瓶原村,也正合乎他“人迹不到”的隐遁初衷。
内藤湖南曾有《恭仁山庄杂咏》三首,描写自己当年购地筑室的心情:“买得林园惬素襟,绕檐山水有清音。萧然环睹无长物,满架奇书一古琴。”“午景明韶烟客笔,晨光晻霭巨然图。幽人无力购名迹,有此江山聊足娱。”表现了归隐山泉、淡泊世事,以“绕檐山水”自娱,以“满架奇书”自豪的心情。虽然他自谦地说是“幽人无力购名迹”,而现在,恭仁山庄俨然已可称是关西一处文化名迹。
二
内藤湖南不仅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对于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别能力,在同行中也是有口皆碑的。他被同时代学人推为与田中庆太郎、岛田翰齐名的“汉籍鉴赏三大家”。田中庆太郎是东京文求堂汉籍书店的老板,有学问而书界见识广;岛田翰更是中国古书校勘方面的奇才专家,我有《田中庆太郎与文求堂》及《岛田翰生平学术述论》等文,介绍此二人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成就。
内藤湖南一生多次到中国考察访书,访专家、探故宫、看秘籍,慧眼识宝,曾多方设法觅得中国善本珍籍和金石拓片,收获颇大。如1905年曾在沈阳北塔寺和黄寺分别发现并获得《满文大藏经》和《金字蒙文大藏经》,1909年在北京调查敦煌文献和内阁大库文书,如1912年在沈阳故宫翻拍清内廷藏《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全书、抄写文溯阁《四库全书》珍本等等。另外,罗振玉、董康、文廷式、沈增植、曹廷杰等中国学者和藏书家,也是他获得众多文献信息的渠道。如他曾经罗振玉介绍,于1902年到宁波,欲访范氏天一阁与卢氏抱经堂,当时私家藏书看护甚严,未果;而1909年得见敦煌文献和内阁大库文书,也是得益于时任学部的罗振玉传递了消息。1902年,内藤从文廷式处获赠《蒙文元朝秘史》全本12卷复抄本,这是当时十分罕见的元史研究珍贵资料,通过内藤此书首传日本。
自从甲午战争前后任《朝日新闻》记者,成为“中国通”时事记者时起,内藤就热心于中国问题,至做了京都大学教授后,更是不惜重金购置珍稀汉籍善本。如1915年他曾以1500日元巨资,从文求堂购得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58卷,1924年又购得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残卷32卷。更为神奇的是,在内藤六十华诞从京都大学退休的1926年,他得到的一件生日“礼物”便是天壤间仅此孤本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真是举世罕见。原来1910年,内藤曾在端方书架上见到此件宝物,并写下“陶斋(端方)尚书见示唐写《说文》,真天下奇宝也。我邦亦曾有此书数行,今已不知落在,可惜。同观者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滝精一、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也”的题跋,17年后,终于如愿以偿,拥得秘宝归。
以上所述北宋刊本《史记集解》、宋刊本《毛诗正义单疏本》以及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均被日本文化财审议委员会指定为“日本国宝”。加上同为“日本国宝”的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合称“恭仁山庄四宝”。内藤有《恭仁山庄四宝诗》七绝四首,分别题咏此四书,并书赠他的重要书友田中庆太郎。诗中有“收来天壤间孤本,宋刊珍篇单疏诗”,“奇篇只合属吾曹,岂许老伧论价高”,“史记并收南北宋,书生此处足称豪”等语,那种坐拥书城,独享千古孤本的书生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此外,他还收藏有宋刊本《眉山七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元路学刊本“六史”(《三国志》《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以及《玉篇》零本、《中州集》、《君臣图像》等等珍贵典籍。
恭仁山庄还收藏有众多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名人字画、珍贵拓本,如顺治御笔芦叶达摩画像、戴东原篆书立轴、章学诚墨宝“与朱少白论文”、溥仪书“博学多闻”及其他清人书画数十点,这些是内藤的收藏品;另如肃亲王善耆书“兰亭叙”,王闿运诗翰、叶德辉行书条幅、何福谦墨梅图、郑孝胥行书大立轴、罗振玉篆书对联、陈宝琛的七律、梁鼎芬的扇面、赵尔巽的花甲祝寿诗直幅等等,则是上述人物题赠内藤的酬唱之作。2009年,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编有《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所藏品集》一书,对内藤文库里的书画藏品做了初步调查和整理出版。陶先生说,复印出版的,其实还只是其中最精美的一小部分,其余更多藏品,尚待继续调查研究。这些书画拓本,兼具学术的、艺术的和文物的多重价值,构成恭仁山庄文化遗产中典籍善本之外的另一重大部类。
三
从1927年入住到1934年主人在此病逝,六七年时间内,恭仁山庄成为一条学术文化和艺术品鉴赏的热线。这里,不仅吸引了日本关西甚至关东地区的学者、藏书家、记者等前来探访、求教,更有远道而来的中国官绅、藏书家、出版家,如郑孝胥、郭沫若、杨钟羲等名流登门拜访。今天,我们这个由日本、中国、美国的学者共同组成的课题组六七人,在这里座谈,缅怀当年“拓室因添善本书”(山庄扁额,林则徐手迹)的盛况,共话近百年来内藤学术的思想影响和研究现状。这项活动本身,似乎也体现了内藤学术或者说恭仁山庄给后世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内藤湖南去世一年后的1935年,大阪府立图书馆征得其家族同意,举办了“恭仁山庄善本展”,并有珂罗版《恭仁山庄善本书影》图谱一册行世,大阪府立图书馆编,小林写真制版所1935年出版。后人曾因此误解为“恭仁山庄本已交大阪府馆收藏”。其实不然,“善本展”之后,全部展品已交还其家族。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恭仁山庄书籍的去向,大致有以下三处:第一,内藤身前工作的京都大学“内藤文库”,主要收藏内藤几次中国行为大学购回的满、蒙文档案、史料等。第二,1938年,其家族将恭仁山庄的宋元极品——宋元刊本67种、唐宋元明抄本31种,正式转让给大阪府医药业豪富武田家族。武田家族“杏雨书屋”收藏以本草医书为主的中国古代典籍,自买入内藤藏书的精品后,其藏书更富价值。作为私人财团的藏书处,杏雨书屋并不向外公开。吾师严绍璗教授调查日藏汉籍珍本经年,曾多方打听、辗转请托,终于在1985年叩开这座私人藏书楼的神秘大门,亲眼目睹和著录了这些稀世珍宝。事见他的《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之相关段落。第三,1983年,关西大学购入恭仁山庄及山庄附设之书库及书库内全部藏书,至此,内藤藏品中宋元本以外的明清精刻精校本,包括一般古籍、洋书、杂志、字画、拓本、身前手稿、往来书信等等全部资料,入藏关西大学图书馆,关大图书馆特辟“内藤文库”专室收藏。可以说,这里收藏保存了恭仁山庄遗产的最大部分。关大“内藤文库”并整理出初步的藏书目录及手稿、书画、信函的索引,便于利用者检索查阅。
今天看来,关大“内藤文库”,作为记录一个时代中国关系的图书资料库,蕴含着关涉晚清民国史、古籍版本学、中国书画史、中国古代交通史、日本中国学史等多方面的学术资料,另外,它还保存着内藤亲历的晚清民国中日人物往来、伪满时期内部文书等等文化交流、社会政治方面的未公开资料。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对于它的研究和利用有很大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内藤湖南研究”课题组成员将分别由多个学科领域和视角来利用“内藤文库”,进而将“内藤湖南研究”更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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