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问题，“把地球管起来”——在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立足中国问题，“把地球管起来”——在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日益繁荣。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致力于研究不同政治体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比较政治学显得更加重要。近日，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所比较政治学系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立。该系的设立，对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也成为相关领域学人共同关心的课题。本刊特刊发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贺该系成立的书面致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成立比较政治学系，这对北大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专业是法律，说得再窄一点是金融法，所以我是政治学的门外汉。但是，我曾认真读过国际关系学院很多老师的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文章。比如潘维老师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我不仅是他的读者，而且参加过潘老师主持召开的研讨会，老老实实听了两天会，自己也发了言，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又比如连玉如老师关于德国政治的研究，她出书的时候，我还是学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长，连老师请我去开会，我就去了，因为她的书写得很扎实、很细腻，是真正用了心写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这样做学问的态度，值得我们尊重。
不仅如此，我也是北大国关学院各位学者的忠实读者。袁明老师编著的《国际关系史》、王缉思老师关于中美关系的很多论文、唐士其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朱文莉老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都是很厚重的成果。这些年来，北大国关学院的学者，不断推出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充分证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北大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从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我们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中，都有很杰出的代表，这个团队非常优秀。更重要的是，北大国关学院学术氛围好、学术风气正。老一辈学者如赵宝煦先生、张汉清先生、方连庆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有很高的修养，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的那种文化精神。同时，这些老先生又都有很开放的心态，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走向世界，为国关学院确立了品格。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赵先生他们的贡献，要一代人接一代人，继续把学术薪火传递下去，把这样一种开放、包容、诚朴、扎实的学术品格发扬光大！
关于比较政治学系的建立和未来的发展，作为一个外行，我想讲三点不成熟的想法，也算是我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
第一，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有一个办学特色，就是重视国别研究。我们这里人才比较多，队伍比较整齐，既有研究美国的专家，也有研究日本的、法国的、非洲的、印度的专家，基本上世界上主要的大国以及主要的几个区域，都能够找出几个人专门在研究。而且，国关学院早在十几年前甚至改革开放之初，就比较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布局，把年轻老师送到不同的国家去学习深造，希望培养更多的国别研究专家。
应该说，搞国别研究，在学术上属于“长线投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何其复杂，要拿出像样的成果来，需要好多年的辛苦耕耘。先要学这个国家的语言，然后读这个国家的历史，再然后才敢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否则跑到电视上去讲的那些观点，很可能经不起推敲。
搞国别研究辛苦，而且见效慢，所以现在搞国别研究可能不是太时髦了，大家主要还是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一些热点问题，或者更多地是应用什么理论什么模型，按老话就是“以论带史”。我认为，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合理的，体现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但北大的传统，一向都是尊重那些长期坐冷板凳、功力深厚的学者，我们最反对空的东西，学问必须实实在在，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个坚实的历史的、语言的基础了，你再来讲理论。
所以我希望，国关学院比较政治学系成立之后，还是要继续发扬好的传统，继续重视国别研究，没有对各个国家的深入细致的了解、观察和研究，那么就谈不上很好地进行比较。各位老师不要怕成果出得慢，哪怕几年就出一篇文章，只要质量高，一篇文章就了不起。过去北大讲“一本书主义”，一个学者一辈子，可能就只有一本代表作，只要这一本书写出了水平，那我认为一辈子也值了。
第二，希望北大的比较政治学系能够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气派。
我再次声明，我是外行，所以我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批评指导。按我的理解，比较政治学是用研究方法来定义这样一个学科，“比较”当然是我们做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哪个学科、哪个领域都离不开比较。这样一来，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的边界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晰。不像我搞金融法，就是研究银行、证券这些东西，如果去讲婚姻法什么的，就超出自己学科的边界了。但是比较政治学可能不一样，它的边界很模糊，可以管很远，很多问题都可以拿到框架里面来研究。
这种开放性，有好处，但也可能会让人觉得太松散了，五花八门，各搞各的，不能形成合力。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系要发展得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风格。也就是大家喜欢说的，形成了什么学派。要成为一个学派，可能在研究领域上就要有一些讲究，还有研究的风格，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大家的观点可能分歧很大，但是在选择问题的时候，或者研究的思路、方法上，有一些共通之处，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北大鼓励兼容并包，崇尚自由学风。但我觉得这和我所讲的“形成学派”不冲突。大家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应该会有很多共识。起码，我建议：各位老师不妨确立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形成比较政治学的“北大学派”。如果有了比较政治学的“北大学派”，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可能更大一些，我们对学术的进步、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
第三，我认为，学问要为中国而做，要把中国问题作为根本。
国际关系学院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正在重新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我们要研究全世界的事情。毛主席过去讲过一个话，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这当然是一个幽默的说法，但是，未来真的有可能，需要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们，把整个地球各个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全部都“管起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看得到这一天，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我们与中国的崛起同行，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必然会日益兴盛。
与此同时，我想，不管大家管多远的事情，管不管地球，我们做学问的根本都是中国问题。要立足中国，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来做学问。
我曾经和袁明老师、王缉思老师都聊过，我们有一个共识。如果一个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没有很深刻的理解，那么他去研究中美关系恐怕就很难特别深刻。袁老师、王老师他们的文章，不一定写很长，为什么一下子就能够让人感觉到很厚重呢？为什么就是能发人所未发呢？我觉得，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研究很出色，更因为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他们懂得中国的政治，懂得中国的历史，并且与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很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学问就是有根有底的。
就比较政治学而言，过去西方学者研究比较政治，很多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他们总是在讲：为什么西方就“成功”了？为什么西方就能现代化，为什么别的地方就不能现代化？他们很多时候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的。这样的研究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起码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西方的经验。我们研究学问当然要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建立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只有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出发，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大的创新，也就是所谓“原始创新”。
在这里，我还想再举潘维老师的中国模式研究为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最早是谁提的我不知道，但潘维老师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他提出了一整套的东西，引起了国内外很大的关注，来自不同领域的很出色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参与到这个讨论之中。当然，对潘维老师的理论，也有很大的争议，批评的意见很多。可是，学术问题不怕争论，就怕没有人来给你挑毛病。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潘维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可以说促进了我们很多学科的相关研究，不管是赞同他的还是批评他的，他的书都立在那里，逼着我们去反思，这样大家都有进步。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还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的大国，“模式”还在探索之中。正因为这种变化，对我们文科学者而言，中国问题一定是最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我们要立足于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以天下苍生为念，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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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中国问题，“把地球管起来”——在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吴志攀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