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桥》有感
熊式一和《天桥》
熊式一签名画像
伦敦Peter Davies出版社1943年版《天桥》书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式一在英国红极一时，他社交活动频繁，应接不暇，结识了英国各界许许多多的知名人士。熊式一多次得意地宣称，给他的信件，即使错写或者漏写了地址，只要在信封上有他的英文名字S. I. Hsiung，邮局准能送到他的手中。
熊式一如此声名煊赫，与他的英文剧作《王宝川》有关。1932年末，熊式一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英国戏剧。伦敦大学著名的莎剧专家聂可尔教授劝他改变方向，研究中国戏剧。不久，聂可尔夫妇又劝他不如直接用英语创作中国题材的戏剧，因为他熟悉中国的古典文学和戏剧，而且英文功底扎实，在国内曾经教过英文，还翻译了不少英美文学作品。熊式一接受了这一忠告，经过细心的斟酌，选定古典京剧《红鬃烈马》，以此为基础，进行改编。他连续奋斗了六个星期，写成了《王宝川》。不久，伦敦麦勋书局出版了此剧本。1934年底，小剧场经理南希·伯莱士将此剧搬上舞台，至1936年12月，《王宝川》在伦敦几家戏院先后上演，计九百多场，佳评如潮。1935年10月，该剧应邀到美国百老汇和芝加哥等地演出，轰动一时，开了华人在西方戏剧界成功之先河。《王宝川》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其他国家上演。此后，熊式一又翻译了《西厢记》，创作了几部中英文剧本，包括《大学教授》、《财神》、《孟母三迁》、《梁上佳人》等。由于熊式一在戏剧领域的声望和贡献，他与戏剧连在了一起，《王宝川》也成了他的代名词。
熊式一天资聪颖，多才多能，除了戏剧、散文、译述之外，还涉猎小说。他创作的小说《天桥》，气势恢宏，读来回肠荡气，堪称文学佳作，深得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的青睐。梅斯菲尔德有感而发，专门写诗赞颂主角李大同的高风亮节。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曾为之感佩不已，认为熊式一的创作成就绝不亚于声名遐迩的林语堂，小说《天桥》堪与林氏的《京华烟云》媲美。陈寅恪坦承，相对而言，他更倾心于前者，“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熊式一颇以此为荣，多次引用陈寅恪的诗文为证，或抄录制作书法条幅赠送亲友。
据熊式一自述，《天桥》是一部“以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为重的小说”。故事始于1879年江西南昌城外，李明为了求嗣，延续香火，立誓行善，为当地的居民建筑了“天桥”。不久，妻子怀孕，但胎儿刚出世即死去，李明匆匆赶去天桥，说服了傍岸停泊的贫困渔夫，把他们同一时辰出生的婴儿买了下来，作为儿子，取名大同。由于李明的妻子怀的是双胞胎，于是，大同与第二个胎儿小明成了名义上的孪生兄弟。大同自小受冷眼相待，但刻苦好学、正直上进，深得其叔叔李刚的扶掖，在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后，他到南昌进入教会学校学习。1898年，他北上去京城，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大同去香港，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反清秘密团体，历经多次起义和挫折，十多年之后，在武昌起义中被公推为总指挥，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小说将大同这三十多年的坎坷经历，置于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中，既写出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社会现状，又反映了中国在社会变革转型的前夕，其经济、文化、宗教、政治方面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大同是这一段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领袖作用，促成了深刻的革命和社会的变化。
《天桥》中的人物，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读来给人呼之欲出之感。小明的奸诈、傲慢、笨拙，与大同的憨厚、耿直、执著，形成鲜明的对照，互为衬托。同样，他们的父亲李明，吝啬成性，虽然是当地的首富，貌似仁慈，实际上刻薄尖刁。与之相比，李刚则旷达、超逸，视功名如浮云，他秉性敦厚，见义勇为，敢于挺身而出，为秀才解围或者替侄子大同打抱不平。此外，吴老太太、教会学校的马克劳校长、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袁世凯，虽然着墨不多，却个个形象突出。
熊式一不愧为叙事高手。他的作品，语言简练生动，亦庄亦谐，时而穿插一些中国古典诗文或典故，或者夹进一些江西本地的民俗和习语，增加了浓郁的乡土色彩。整部小说，一波三折，层峰叠起，扣人心弦。《天桥》发表后，有不少英国的评论家称此为狄更斯式的作品。故事中，李明在梅家渡抱着大同冒雨回家、大同被卖给凶煞恶神般的惯贼、大同与莲芬和小明间的三角恋爱关系等等，大同的这些坎坷遭际，惊心动魄，确实与《雾都孤儿》或《远大前程》有几分相似。
《天桥》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无论从艺术成就还是其社会批评的意义上来看，绝不逊色于《儒林外史》或《官场现形记》。与之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天桥》是描写近代中国砸碎封建桎梏、寻求自由、寻求思想上的独立和解放的痛苦过程，具有历史意义。作者以几近于尖刻无情的幽默笔触，对乡民的愚昧闭塞、吴老太的自负和狂妄、官场的丑陋黑暗，作了犀利的剖析、深刻的批评和鞭挞。同时，作者借助大同在北京的经历，表示了对维新立法的失望，对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玩弄权术、篡权夺利的憎恨。小说中，对西方传教士的揶揄和认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他们表面上仁慈为怀，俨如耶稣再世，内心却鄙视中国，咒骂华人是异端邪教徒，专横跋扈，意在统治中国。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会馆或教会学校的门房、上海或香港的市民的描述，作品状写了一种普遍的“洋奴”和“奴才”的心态。第二，作品以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结合，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和思想深度。整个故事，置于清末的历史之中，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也有光绪皇帝的“定国是诏” 、六君子、袁世凯、孙文、容闳、黎元洪、武昌起义等真实的人物名姓和历史内容，史实与文学虚构糅合相融，虚实参差，增加了阅读的愉悦，也促使读者对历史的反刍和思考。
熊式一是双语作家，能熟练地驾驭中英两种文字。他自小熟读四书五经，文思敏捷，扎实的母语根底为日后的翻译和写作奠定了基础。至于他的英语写作能力，历来为英国各界所称道。诗人和戏剧评论家约瑟夫·麦克劳德更是推崇备至，认为熊式一笔下的诗文，无比精美优雅，开卷展读，如鸟语啁啾，似仙琼醉人。《天桥》最初于1943年在英国出版，不久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欧美发行。20世纪50年代后期，熊式一旅居香港期间，亲自翻译成中文，继而在香港出版。由作者翻译自创的小说，多了一些随意性和主动性，加上前后时隔近二十年，作者本人又从英国迁居到了香港，这些时间、地理、文化、社会、政治以及读者对象等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文作品的内容，因此，中英两种文本之间，存有诸多区别。台湾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蔡永琪曾撰写论文《论熊式一自写自译》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将来还值得对此作进一步的研讨分析。
英文版的书首，附有熊式一题写的献辞：“谨献给岱梅：有时是严厉的批评家；有时是热情的合作者；但永远是我的爱妻。”蔡岱梅和熊式一是南昌同乡，她的父亲蔡敬襄是南昌名士和教育家。蔡岱梅自小受到悉心培养，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专修文史。她外秀内慧，有良好的文字修养和造诣，对文学作品颇有见地。熊式一创作英语作品《天桥》时，她曾提出一些相当中肯的批评意见，包括对传教士的描写、对作品人物的把握以及刻画，她甚至考虑到中西方的读者在文化理念与文学欣赏方面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市场等因素。她的这些意见，对熊式一不无启迪，他认真地逐一考虑，并作了相应的修改。
熊式一原来打算再写一部题为《和平门》的小说，作为《天桥》的续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终未完成。
外研社最近推出《天桥》新版，这一部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文学佳作，问世七十年之后，终于在国内发行，以飨读者，意义深远，可喜可贺！广大的文友也因此得以认识熊式一，了解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瞻仰这位曾经在海外叱咤风云的文坛前辈。
本版主要内容
- 读《天桥》有感（英）约翰·梅斯菲尔德/文 屠岸/译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