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和古中国传说中的机器鸟与机器人
老马的风采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Lemonde MacFarquhar)
老马者，Roderick Lemonde MacFarquhar也，美国哈佛大学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尤以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起源史研究驰名天下。其中文名为马若德，当年我们几个做助教的中国学生在背后咸以老马呼之。不知之者尚以为我们在说一个地道中国学者，谁知老马实乃出身英国贵族家庭的一人高马大之洋人。
2012年9月初，毕业于哈佛大学政府系的裴敏欣先生突来电子邮件，称今年10月老马的“文革”起源三部曲中文版在香港全部出齐，香港中文大学借机举行庆祝大会，老马本人也将于今年10月2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正式演讲。裴兄以学长之尊召集老马天下弟子及友人届时到香港一聚，为老马捧场及祝贺。我不敢自称为老马的正式学生，因为我在哈佛时属于历史系，也从未为学分上过老马的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受惠于老马的教诲不比老马的正式学生少，也许还要更多。老马对我有大恩大德。先哲云，有事弟子服其劳。我理应响应裴兄的召唤，为老马的至高学术贡献，为老马的光临香港，略尽微薄之力。再说，我目前正在香港大学任教，属于地主之列，为老马的光临，更应尽地主之谊。但遗憾的是，我不能出席10月29日庆典，因为届时我身在都柏林，由于诸多提前做好的安排，无法离开，实在分身乏术。只好请老马原谅我的缺席。并请裴兄代读这篇不伦不类的文字，聊记老马对一个开始时素昧平生的中国学生的恩典及教诲。
记得应该是1994年暑假，我的四年哈佛奖学金即将到期，得为稻粱谋了。最好的出路就是寻找助教的位置。虽然过去从未直接同老马打过交道，但早已风闻老马的“文革”史在哈佛可是一门极受本科生欢迎的课，所以要雇的助教应该多。情急之下，就冒昧给老马写了一封电子信申请当其助教的工作。老马很快就答复，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从1994年起到1999年我从哈佛毕业，我几乎每年都给老马做助教，乃至为“比较革命”这一高级选修课的唯一助教。该课无疑是老马精心准备的课程，比较中、俄、古巴、越南四国共产革命的异同。阅读量大，极具挑战。大概只有不到30个学生选修了此课。这门课对老师是吃力不讨好，对学生是学分难拿。好像老马教了一次此课后，从此就不再教了。我的大泼冷水及经常打学生小报告似乎也起了一些作用。中国有句古话称“对牛弹琴”，聪明如哈佛本科生者，有时也让人有朽木不可雕之叹。对教书育人一片赤诚的老马一定感到有点失落吧。
为老马教书，在经济上解决了燃眉之急，使我无后顾之忧。因为老马的“文革”一课极其叫座，无疑成为我的铁饭碗。只要我一日不从哈佛毕业，我就吃定它了。在哈佛写博士论文那几年，我好像很适合做助教，乐此不疲，自我感觉也做得很好。除成为老马的御用助教外，我还教过柯伟林、包弼德的“中国通史”、Ernest May的“越南战争”等哈佛核心课程。哈佛当时规定Teaching Fellow 一学期最多不超过4钟点，即每星期不能超过4小时的授课时间。我有一年似乎特别抢手，在答应东亚系Tutor一职后（好像属于一个钟点的工作，实际上指导一位本科生的一篇有关中美关系史的毕业论文），又接受了4个钟点的授课量。结果，这门Tutor的工作在经济上等于白做了，因为超过了工作量。但我当时明知是尽义务，还是不辞其劳，也就没有受哈佛剥削的愤怒之感。
在老马那里，我不仅得到我来美国后的第一份教职，避免了“中国人在纽约”的那种困境，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如何“教”“学”。老马是天才教师。作为他的助教，我们不仅要参加他所有的大课，然后教自己的小班，更有机会一周一次与他共进工作午餐，听他无私分享教书的真经及如何让学生对自己的课真正感兴趣。当然，老马不仅是天才教师，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许多一般人所没有的特质。老马曾经是BBC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也曾经担任英国国会议员。他风流倜傥，能言善辩。这些都是一般人所缺乏的，我也只能心向往之。但我从老马处还是学得了不少真经。让我终身受教的是，教师在教学时还要利用想象力量。今年在美国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大会上，好莱坞影星Clint Eastwood表演了把空椅子当做Obama总统的模拟对话及辩论。老马在教学中多次用过这一招数。个人认为他的表演才华至少在此点上远远超过Eastwood。老马尽管是天才教师，课也教得滚瓜烂熟，但每次上课前他实际上都要精心准备一番。记得有一天上课前，不知有什么急事我要到老马办公室找他，没有预约。到他办公室门前时，我听到老马在里面大声预演他当天要上的课。难怪上课时老马从不看讲稿，但丝丝入扣，恰到好处。原来功夫尽在用心。有大师如老马为榜样，我在自己也真正始为人师时，时常不敢懈怠。我从老马处不仅学到了“教”“学”的几本真经，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对教学的认真态度。如果我今天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教师的话，老马是“功不可没”的。要知道，我虽然在哈佛之前曾在南开大学当了几年教师，但因属研究所编制，实际上毫无教学经验。能一出道就有老马这样的名师倾囊相授，真是三生有幸的事！
杜甫诗云，“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取“老马识途”之意。我之所以在此文一再称老马而不是马老师或马教授，不仅因为其亲切，真实表达老马对其中国学生的真情，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老马识途”的掌故。老马对我来说真正是一位识途老马。为他教了几年书，我不仅把他当成我的“mentor”，更当成我的朋友，能真诚指点迷津的“诤友”。记得1999年，我在大女儿的指示下，决定提交博士论文，从哈佛毕业。我的女儿当时8岁，有一次她对我说，不想将来对她的朋友说她爸爸20世纪到哈佛做学生，到21世纪才毕业。实际上当时哈佛历史系平均拿博士学位的时间至少10年，我1991年报道，到1999年才“八年抗战”而已。此外，我自1994年为老马开始做助教起，一直助教聘书不断，为哈佛几位大师级教授做助教，财源滚滚（好笑的是，我1999年告别学生身份时，口袋里有几万美元存款，等正式工作后，还是美国一个很好的私立学院的所谓“讲座”教席，薪水不算低，但因购房、购两部车及三个孩子的与日俱增的开销，经济地位却开始直线下降，最终成为银行的欠款户，好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加上学生身份可以享受哈佛世界一流图书馆及讲座，我当时真的是乐不思蜀，毫无必须马上毕业的压力。但孩子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终于在跨入21世纪前的1999年告别了哈佛的学生生涯。要毕业，就要找工作。当然找老马问前程。老马说，你有三个选择：做学问，赚钱，还是要呼风唤雨做官。做学问，老实呆在美国；要赚钱，到香港教书，因为香港的薪水高；要想吆三喝四，回中国，在那里有做官的可能。老马之识途，由此可见一斑。得到老马的“三句真言”后，我在美国“教书育人”十年，2009年来到香港大学任教，把老马的两个指示都实现了。但要做到他的第三选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在中国大陆我真的有点“水土不服”了。老马甚至还指导我如何做父母。记得2008年我重回哈佛，这次不是做学生，而是出任瑞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的研究员。研究院非常大方，愿意出搬家费。但我当时还是只身就任。老马问为何不把孩子们一起带来。我答曰，孩子不愿离开老地方，因为他们的朋友都在那儿。老马马上一本正经地教训说，对孩子还是要强迫的，他们的适应能力其实非常强，搬家这种事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去年在香港时打算搬一次家，同孩子们商量时他们一致反对。我立即想起老马的民主集中制的告诫，决计搬。老马实在英明，孩子很快更喜欢新的住所。
鲁迅在他的《藤野先生》一文里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老马就是我的藤野先生。衷心希望老马老骥伏枥，继续为中国学术、学子的不断成长，为东西方中国研究的不断进步，奋蹄扬鞭，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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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印度和古中国传说中的机器鸟与机器人瞿炜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