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川》:文化翻译与离散文学

《王宝川》:文化翻译与离散文学

作者:郑达第336(2012/10/24)期

 
《王宝川》英文版书影


 
 
《王宝川》剧照



  熊式一把稿子寄给几位著名作家请教。约翰·德林克·沃特认为他写得很漂亮。巴蕾赞美他的“文字很优美”。萧伯纳最大方,不吝赐誉:“你的英文可喜之至,英国人绝对写不出这样好。它比英国人写的英文高多了,他们的英文常常是笨是糟糕了!我们将来一定把你这种英文列为特别的一类,应该叫它做中国的英文,好像我们叫中国白色,中国银朱等等。” 

  一 

  1936年7月,《光明》杂志刊载了戏剧批评家洪深的文章,题为《辱国的<王宝川>》,批评指责熊式一在英国根据京剧《红鬃烈马》编译的《王宝川》,丧失民族气节,透露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主义”,而且负面地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等等。由此,许多左派人士纷纷在报刊杂志载文,攻击熊式一。这期间,文坛前辈苏雪林挺身而出,写了一篇《王宝川辱国问题》,驳斥洪深所提出的“信鸽请兵”以及“吴三桂主义”内容,仗义执言,正气凛然,居然平息了这一场纷争。 

  洪深文章的起首部分,提到外国人批评中国的两种态度:1)坚持东方与西方的不同,即东是东,西是西。西方人持种族优上的观点,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有“妄自尊大”的行为,自吹自擂,唯我独尊。用洪深的话来说,这“是不真实不公平的,实际是变相的侮辱”。2)在评论家说中国时,“看轻或忽略新的事物与现代精神,而称道与推崇旧的成就与传统的生活”。洪深举赛珍珠《大地》为例,认为西方人总是对小说中阿兰唯唯诺诺、百依百顺的“旧道德”称道不已,无视中国现代社会中女性的解放和转变。洪深把评论中国的各种观点归结为非此即彼,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方法。西方对中国的评论或许不乏贬抑之词,但事实上东方与西方之间不一定始终如此对立,即使在对立的两极之间,还是有盘旋自由的空间。另外,作为离散作家,熊式一远离祖国和母语环境,在英国使用英语写作,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这使他游移于中西文化之中,既不同于评论中国文化的西方作家,又有异于国内评论本国文化的中国作家。确实,英文剧《王宝川》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趣的离散作家创作的例子,从中可以一窥离散作家的境遇特点,以及离散文学和文化翻译的一些内质。 

  二 

  熊式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英国的,他踌躇满志,希望拿个文学博士回国出口气。他在北京高校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在各地大专院校担任教师长达九年之久,在此期间,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如富兰克林自传、哈代的小说、萧伯纳和巴蕾的剧本等等。如此有才华、对西方文学戏剧深有研究的青年教师,原当破格提拔,但鉴于教育部关于学历的规定,他的才能被埋没。本来他可以受聘去武汉大学任正教授执鞭授业,由于他从未出国留学镀过金,与此良机失之交臂。于是,一气之下,他跨洋西行,到伦敦大学,准备专攻戏剧,读个博士学位。为此,他找文学系的一些教授商量请教。英国戏剧专家聂柯尔教授仔细听了熊式一的想法后,劝他改变路径,放弃莎士比亚,转而研究中国戏剧,后来,聂柯尔夫妇又建议他,说作学术研究,还不如索性翻译中国剧。既然熊式一有英语能力,加上英国的公众对东方题材的戏剧广有兴趣,他们鼓励他尝试一下。 

  熊式一决定使用英语创作,其主要原因自然是环境的变化所致。在赴欧的旅程中,他就把自己的短剧《财神》译成了英文Money God,作为英文写作的练习。后来,他不揣冒昧,把稿子寄给几位著名作家请教。约翰·德林克·沃特认为他写得很漂亮。巴蕾赞美他的“文字很优美”。萧伯纳最大方,不吝赐誉:“你的英文可喜之至,英国人绝对写不出这样好。它比英国人写的英文高多了,他们的英文常常是笨是糟糕了!我们将来一定把你这种英文列为特别的一类,应该叫它做中国的英文,好像我们叫中国白色,中国银朱等等。”熊式一心中有数,这些褒扬之词中不乏应酬客套的成份,z但他心中多多少少宽松一些,因为胡适曾经规劝他千万别把英文作品出示洋人,认为其英文低劣,决不可能在西方成名。 

  说实在的,萧伯纳的评语,究竟是褒扬还是讽刺,连熊式一本人都无法判定。但其中所谓的“中国的英文”、“特别的一类”倒是准确无误地点出了离散作家的另类边缘位置。英语作为非母语,成为熊式一谋生成功的工具,也将他推斥到远离中心的边缘界沿地位。他的词汇、习语、语法习惯、表达方式都不同于英国文化的传统,甚至大多数英国的公众都无法相信东方血统的作家有运用此语言的能力。同时,异国的语言环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可能,他虽然无法像在国内使用中文那样纯熟而游刃有余,其具有特色的“中国的英文”,却与“中国白色”、“中国银朱”一样,另类却富具民族特色,奇异诱人。 

  作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作家,离开了熟悉的母语环境,生活在陌生的西方世界,即使有驾驭英语的能力,终究成了一个全新或既异又同的人物,其身份特征由熊式一变成了Shih-I Hsiung。地理、文化、时空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离散作家的身份,他的创作也相应发生了新的变化。 
  
  作为离散作家,其创作对象的改变影响到创作题材的选择。伦敦的舞台曾上演过两出著名的中国戏剧:其一是美国剧作家乔治. C. 黑兹尔顿(George C. Hazelton)和J. 哈里. 本里默(J. Harry Benrimo)1921年创作的《黄马褂》;另一出是元曲的英译剧《灰阑记》。尽管西方对中国的传统戏剧大作宣传得轰轰烈烈,十分热闹,但限于文化间的隔阂,毕竟不能获得太大的成功。特别是《灰阑记》,电影明星黄柳霜担当主角,舞台制作得富丽堂皇,结果也落得“一败涂地”,“早早关门大吉”。为此,熊式一在选择其剧本题材时甚为郑重。据他回忆,当时心中有三个剧本:《玉堂春》,《祝英台》,《红鬃烈马》。《玉堂春》的内容与《灰阑记》有不少相似,再加上其中的主角是个风尘女子,故事中涉及逛窑子、奸情、谋杀亲夫等内容,他怕背上辱国丧节之名,决定放弃。至于《祝英台》,他采集校正了原作的民间长歌,打算先将此发表,再编成剧本。于是,他决定将《红鬃烈马》改成《王宝川》。 
   
  连续六个星期,每天晚上,熊式一奋笔疾书,很快完成了英语剧的写作。半个世纪之后,他这么回忆道: 

  ……我虽然说这是照中国旧的戏剧翻译的,其实我就只借用了它一个大纲,前前后后,我随意增加随意减削,全凭我自己的心意,大加改换;最先我就自撰了一个介绍主要角色的第一幕,我又把最后一幕的大团圆也改得合理。总而言之,我把一出中国旧式京剧,改成合乎现代舞台表演,入情入理,大家都可欣赏的话剧。 

  这部文稿,几经周折之后,终于获得伯乐之赏识。麦勋书局总经理茹由(E. V. Rieu)看了剧本,翌日亲自去电,邀请熊式一去书局签约出版。随后,伦敦小剧院的老板南希·伯莱士(Nancy Price)又将此剧搬上舞台。自1934年11月到1936年12月,《王宝川》在伦敦几家戏院先后上演,计九百多场,玛丽皇后先后看了八次,其间,该剧还受邀到美国百老汇演出,轰动一时,开了华人在西方戏剧界成功之先河。 

  三 

  在英文版《王宝川》的序言末尾,熊式一有如下说明: 

  In this play I have not attempted in the least to alter anything. The following pages present a typical play exactly as produced on a Chinese stage. It is every inch a Chinese play except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as far as my very limited English allows, which I have interpreted as satisfactorily as I can. (Emphasis mine) 

  在这出戏中,我丝毫没有作任何改变。本书奉呈的,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戏,与它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的毫无区别。除了语言之外,这是一出地地道道的中国戏,我以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尽力作了令人满意的译介。 

  英语单词translation,源于拉丁语动词transferre的过去分词translatus,意为“转移”,据此词源,翻译即指将文字的内容从某国或某文化转往另一国或另一文化。但有意思的是,熊式一谈到自己写《王宝川》剧时,用的是interpret一字。通常情况下,interpret意为翻译,等同于translate,也正是这一原因,熊式一始终称此剧为翻译作品。可是,他在此选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先提到自己以前在中国翻译(translate)过西方名著,然后说自己在英国译介(interpret)此剧,显而易见,他是注意到两字之间的差别的。也就是说,interpret不完全等同于translate,但是,interpret还含有explicate和expound等含义,熊式一的《王宝川》是按旧的戏剧“翻译”(interpret)的,只是“借用了它一个大纲”,“大加改换”。所谓的翻译,既可以不“作任何改变”,又加入了一些诠释、介绍的成份。 

  罗曼·雅各布森曾将翻译划定为语言内部、语言之间、符号之间三大类型。并指出,通常翻译得到完美的对等是不可能的。从技术上来说,诗艺的绝对对等翻译,是不可能的。雅各布森举俄文单词syr为例,那是一种发酵的凝乳,译成英文,只能选用词义最接近的cottage cheese(奶酪)。在此,雅各布森认为,所谓的翻译无非是对外来的代码单元进行完善的诠释,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确实,如何能找到对等的词语是一个棘手的挑战。苏珊·巴丝内特曾举过下面这一生动的例子:英国星期日报纸彩页插页中的两份广告,一份是苏格兰威士忌,一份是马丁尼鸡尾酒。前者,传统老牌产品,其广告重点介绍产品质量、顾客的高尚品味、产品的社会地位;后者为新产品,旨在吸引年轻顾客,强调产品代表时尚、魅力、国际化。这两份广告在英国耳熟能详,屡见不鲜。在意大利的新闻杂志上,也有着两份同样的广告,一份强调质量、社会地位,另一份强调魅力、时尚、青春。但是,同样的信息,却借用完全相反的形象来表达。在意大利,马丁尼鸡尾酒属于老牌产品,苏格兰威士忌则刚刚出现在大众市场。在广告中,它们依旧被分别用来代表相应的社会地位,但恰好截然相反,苏格兰威士忌在英国的描述,到了意大利,被运用于马丁尼鸡尾酒,马丁尼鸡尾酒的描述,被用于苏格兰威士忌。 

  上述的例子,彰示了文化翻译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当一种文化被介绍到另一种文化时,不管是通过翻译还是使用同一种语言,都涉及一个迁移的过程,寻找对等信号、意义的步骤,达到同等功能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种种因素,获取绝对等同的信号和意义是办不到的。也正因为这难以实现的限制,创造了一种可能创新的空间、要求、可能、挑战。本雅明在经典的翻译理论短文《译者的任务》中讨论忠实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以圆的切线作比喻,认为翻译像圆的切线,与原作轻微的接触,只是在一个点上微乎其微的接触,然后“根据忠实的定律、一种语言流动的自由,遵循自己的轨迹行进”。本雅明谈的是翻译的抽象的理论问题。但是,这一思想其实是对文化翻译很好的解释。文化翻译中,可能创新的空间内,翻译者可以借此进行文化的诠释和介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霍米·巴巴受本雅明的启发,提出了在第三空间文化翻译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出:“边缘的文化作品必须与‘新颖’遭遇,这种新颖不是过去和现今延续体中的一个部分。它产生一种新颖的感觉,是一种文化翻译的叛逆行为。这种艺术不仅仅唤起过去,作为社会的原因或美学的前例;它更新过去,将它重新塑造成改革并中断现今表现的‘中间’状态。这种‘过去—现今’ 成了生活的必需,而不是恋旧。” 

  正是这“第三空间”,使熊式一得以自由翻译,既忠实于原作文本,又得发挥改编,传神而且生动。《红鬃烈马》,又名《王宝钏》,熊式一将其译成Lady Precious Stream, 或《王宝川》。“钏”与“川”字,相距甚远,是错译?是败笔?不少人见到“川”字即将其改为“钏”字,报上也有文批评熊氏,对此译法多有非议微词。20世纪50年代时,熊式一在香港的某宴会上,明确解释声明:就中文而言,“川”字远远雅于“钏”字,如译成英文,“Bracelet或Armlet不登大雅之堂,而且都是双音字,Stream既是单音字,而且可以入诗”。显然,熊式一注重的不是语词的直接对应的翻译,他考虑语词的隐义、文化境围中的含义、语音接受等等因素,正好像苏格兰威士忌和马丁尼鸡尾酒广告转型的例子,《王宝钏》被自由但忠实地译成了《王宝川》。 

  戏中有相当一部分作了修改。起首的第一幕,大年初一,王允丞相在家中花园里摆酒席,饮酒赏雪,想借机说服三女儿宝川早早解决亲事。在许多旧京剧本子里,薛平贵是个乞丐,贫困潦倒,卧在王相府花园门墙之外,碰巧让王宝钏看见,遂一见钟情。其中不乏神秘怪异的成分,譬如,王宝钏夜间梦中看见“斗大红星坠落在房里”,不知是凶是吉。翌日,她发现昏倒门外的薛平贵时,但见一片红光,若大火一般,知道此乃贵人。另有1934年惜阴书局出版的小说《红鬃烈马》,把薛平贵写成宋太宗后裔,被狸猫换太子,流落民间,受尽百般苦难,云云。熊式一的《王宝川》中,薛平贵原先在街头卖拳舞棒,后来被召进相府当园丁。大年初一早上,王允要在花园中摆酒席,想把一块大石头移到中间当酒桌,家丁和两个女婿苏龙、魏虎都无能为力,只好唤来薛平贵一试。薛平贵膂力过人,轻松地把巨石移到了花园的中间。他还有文才,当场以酒雪诗为题,吟写七言绝句一首。由于这次邂逅,王宝川心中萌生爱意,与薛平贵私许终身。 

  这一类的修订,是基于原作的自由翻译,读者的语言、文化、地域、政治等背景,使这些修订合乎情理、切实可行。而这些修改,使《王宝川》保留了原作的中国传统和精髓,或者本雅明所谓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原剧的序言中介绍宝钏曾剜肉为母治病,以此强调主角人物孝顺父母的美德;熊式一的《王宝川》中,宝川聪明、机智、鄙视权贵、崇尚独立,是个追求理想的现代女性。原剧中的红鬃烈马是一匹吃人的妖怪,在西方,读者会觉得难以接受,而小说《红鬃烈马》中则是龙头、青脸、红须的巨怪,被薛平贵降伏,现形为红鬃马,成为他的坐骑。《王宝川》中,熊式一将这红鬃妖怪改成了老虎,被薛平贵轻轻松松地杀除,为民除害,体现了薛平贵的英雄气概。剧末,狠心陷害忠良的魏虎终于受到惩处,被薛平贵斥责。传统的剧本中,魏虎被处死刑,熊式一对此结局作了改变,罚魏虎以四十军棍,惩恶扬善,避免了酷刑之嫌。 
   
  原剧中,薛平贵在西凉王国,被赘为驸马,后来又当上了西凉国王,一住十八年,思乡之心,不曾忘却。某日,见空中宾鸿口吐人言,箭到雁落,发现王宝钏的血书,遂归心似箭,设计灌醉代战公主,偷过三关,返回家乡,与空守贫窑的夫人重会于武家坡。中国国内对王宝钏所谓的“忠贞”和“妇德”,不乏贬鄙,张爱玲曾有评语,认为《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熊式一的剧本对这情节作了机智的改变。薛平贵遭魏虎陷害,用酒灌醉后,捆绑在番邦的马上,纵马回番邦军营中,成为番邦的俘虏。西凉公主不但没有加害,反而爱上了他,帮他征服了西凉各部落,希望与他成婚。薛平贵一直想着回到妻子王宝川身边,一直想要报仇。他虽然想讲出已经结婚的事,但始终难以启齿,只好借口拖延与代战公主结婚,整整十八年。最后,他终于设计将西凉公主灌醉,抽身过了三关,逃回祖国。这一改变,避免了西方的观众对原剧中重婚现象的不解、批评,戏剧性地强化了薛平贵身陷囹圄、无可奈何的苦境,点出了他智勇双全、忠心不二的品质,也避免了观众对王宝川专情多年、薛平贵荣贵无情的评议。从道德意义上来说,这两个人物都值得赞颂,易于接受。《王宝川》的这一些改变,将传统与现实、中国与西方,有机地糅合在了一起,发生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故事、演员身上绣刺的服装、道具的选择,并没有构成心理、视觉、文化上的距离,西方的观众沉浸于剧中的跌宕起伏。 

  四 

  《王宝川》在对中国古代文化作诠释的同时,还含蓄地提出了对中西文化审视的要求。第三幕开始部分的有关西凉国的描述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地方,名叫西凉的。据说这个古怪的地方所有一切的风俗习惯和我们中国的恰恰相反。比方说罢,女人都穿极长的袍子,而男人反穿短衫长裤子。他们的相貌更古怪。无论男女都是红头发碧眼睛高鼻子手上长毛。叫人听了实在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种地方有这种人。这等于说世界上有某一种人他们忧愁时便会笑、快乐时便会哭,或者说他们走路时用手,拿东西时用脚是一样的胡说八道呢。可是圣贤的书籍上,的确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西凉国家,而且我们今天真正的到了这个地方了。 

  《王宝川》中这些对西凉国人的服饰、形貌、习俗的描述,是其他传统剧本中所没有的。在熊式一的笔下,西凉国人与西方欧洲人有惊人的相似,而这一奇异的相似,在给观众带来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的同时,夹带了一种不适、惶惑。弗里德里克·施赖尔麦克把翻译归结为下述两种:译者或者将读者移近作者,或者将作者移近读者。这也就是所谓的外国化和本土化的区别。借用阿肖克·贝瑞的话:“‘本土化’策略将翻译的作品内容同化成为目标语言及其文化的俗语和传统”。它常常起到意识领域的作用,将外国/外语内容变得可辨认,使目标语言的读者在文化的他类中认识自己的文化,并产生对他种文化的霸权占有等等。但《王宝川》所产生的本土化效果是表面的、初步的。西方的观众在接受熟悉的西凉国的同时,意识到自己成为被观察的对象,作者设定了“我们”这一角度,将观众带到“我们”的位置上审视自己,原先这熟悉的一切,突然都变得截然相反,变得“古怪”,“荒谬绝伦”,难以使人相信。由此,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习以为常的思维受到了冲击,西凉国本土化处理后的片刻亲近,变成了与中国的天涯之遥。这种双重的视觉和印象丰富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离散作家,由于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的变移,其创作的内容和思想一定受到影响。他们的创作往往因之超越政治、超越时空的限制,更重于文化内涵和分量。在中国,20世纪初的前几十年里,新的知识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潮涌而入,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迫使中国文化打破自身封闭状态,开始与西方接触碰撞。中国的戏剧界,充满了现代化、国际化与保护国粹之争。除此之外,由于战争,抗战时期的不少历史剧创作全都政治化,例如,将抗战比作战国等等,简单地借用历史来表现现实生活。也正是同样的文艺政治化的原因,洪深在他的文章的结尾处,规劝熊式一:“用译剧的形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多看一看中国在目前所遭遇的困难,和一般人们的求生挣扎。”他希望文艺作品能让全世界“注意到中国全体人民当前的抗敌救国争取解放的决心”。但是,当熊式一在伦敦写作《王宝川》的时候,作为离散作家,他不用囿于政治的困缚,可以自由地创作和诠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的作品也因此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熊式一的《王宝川》,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诠释,为中国传统的海外传承,作出了值得赞颂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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