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异译刍议
“故事”≠“人生”
林一安先生发文《常凯申现象又复来：略议〈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中译》（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8日19版），就《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下称《马尔克斯传》）提出十一（？）个问题，作为这部传记的译者，我们在这里就林一安先生的问题，按顺序一一答复。
一、林一安先生怀疑我们弄错了外祖父与外祖母的姓名。请见原文：“but her parents, Colonel Marquez Iguaran （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and his wife,Iguaran Cotes...”（Ilan Stavans: Gabriel Garcia Marquez: The Early Years,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0, p. 23）译文是：“女方的父母马尔克斯·伊瓜兰上校和妻子伊瓜兰·科特斯……”译文有问题吗？没问题。
二、林一安先生问，因伤寒死去的“到底是作家外祖母的妹妹，还是作家母亲的姐姐？”请见原文：“There were other women, too, such as Tia Margarita Marquez Iguaran, his grandmother’s sister, who died of typhus at the age of twenty-one…”(p. 20)译文是：“……他外祖母的妹妹，21岁时死于伤寒……”译文有问题吗？没问题。
三、林一安先生说，称呼拉美人士，自始至终要用全名，不能省略，其实不然。一般来说首次是要称呼全名的，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或为尊重起见也要称呼全名，尤其是在正式场合或书面语里，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就称呼他为“加博”，而且也没有哪个拉美作家从头到尾无一例外总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长，“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短地叫个不停，这不符合语言学的“从简”原则。拉美人也不傻，不会给孩子起上二十几个字的名字，从生下来就叫，叫到死为止。就我们所知，这一现象并非拉美人独有（他们也是欧洲移民的后代），比如列宁的全名是：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他的战友称他为伊里奇，我们称他为列宁。林一安先生若是不信，就近问问社科院外文所的专家就行了。我们请林一安先生不必怀疑，这方面“译文是到位的”。再说了，林一安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不也是一口一个“加西亚”吗？
四、林一安先生说Tía不能译成“蒂娅”，不然“恐怕中国读者就一头雾水了”。请林一安先生不必为中国读者劳神，因为上文明明写着：还有五个“大妈”，相信中国读者不会把Tía当成“大叔”的。再说，Tía为什么就不能音译成“蒂亚”？西班牙文译者不是把Los funerals de la Mama Grande译成《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了吗？林一安先生为何要厚彼薄此？
五、林一安先生说：“Rafael Núñez（拉斐尔·努涅斯）被译成‘拉法伊尔·努涅斯’，等等，不一而足。”先挖下一个陷阱，再把对方推下去，仿佛是我们把蒋介石译成了“常凯申”。这种批评方式，公平吗？是与人为善的吗？说到底，蒋介石是努涅斯吗？请林一安先生不要偷梁换柱。说到人名问题，林一安先生一方面说，“外国人名译成什么样的汉字，译者有他的自由”，一方面又大张挞伐，心口不一。请问，有人将美国总统布什译成“布希”，将马尔克斯译成“马奎斯”，等等，不一而足，林一安先生还能送他们“各个语种的姓名译名手册”吗？其实林一安先生也知道，译名的统一是个渐进的过程，这也是语言学的原理之一。当初的马克思不是也被译成了“马客偲”、“麦喀士”、“马尔克斯”、“埋蛤司”、“玛鲁珂士”、“马尔克”、“马尔格时”吗？再说，凡是重要的人名，我们都在后面写上了原文。林一安先生为何对此视而不见？我们怎么就不能把“拉斐尔·努涅斯”译成“拉法伊尔·努涅斯”？
六、说到文学作品的译名，我们同意林一安先生的意见，他建议的译法也有精妙的地方，但要说我们“我行我素”，未免言过其实。对于小说的译名，我们以现有的译法为准，同时兼顾西班牙文（这方面我们水平很低）和英文（我们水平也不高），极个别的地方才有所修改，如我们把《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改成《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第三次无奈》改成《无奈再三》，《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改成《大妈的葬礼》等等。
至于 “Eyes of a Blue Dog”，以我们的水平就能译成《蓝狗的眼睛》，无论如何也弄不出《蓝宝石般的眼睛》来。无论是谁，把狗弄丢了总不是一件好事！墨西哥著名周刊Siempre！（林一安先生在文中删掉了感叹号），《马尔克斯传》的作者依兰·斯塔文斯教授让我们按照他的建议（Always!）译成《总是！》我们相信，他的话必然有其道理。
林一安先生说：“《幽灵之家》（La casa de los espíritus）已有刘习良先生的佳译，另起炉灶译为《幽灵的房子》，恐怕吃力不讨好。”谢谢林一安先生，刘习良先生的译名确实好，我们要向他学习，但我们依然觉得“房子”和“家”不是一个概念。以下拉美小说就是证据：“La casa de los Buendia”、Los empeños de una casa、La casa de Bernarda Alba、“La casa de Asterión”，Casa grande、“Casa tomada”、Casa de campo以及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或The House of Life。以上作品的作者为何选择了“房子”？我们不得而知（林一安先生大概知道？），但他们没有选择“家”，这是铁定的事实。作为译者，还是安分点好，一就是一，不要添枝加叶，不要炫耀，更不要低估读者，所以，我们宁可“吃力不讨好”，也拒绝把“房子”变成“家”，不然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就要变成《绿色之家》了。我们希望林一安先生平时不是这么翻译的，不然真要“令人扼腕叹息”了。不过，我们要再次强调，同意林一安先生所说的：“当然，后译未必一定不如前译，但注意吸收前译的成果，精益求精，应该是当今译界的普遍共识。”我们从来也没反对“吸收前译的成果”，《马尔克斯传》里的作品译名就是有力的证据。
七、林一安先生问，Priest Francisco C. Angarita到底是“神父”还是“牧师”？Priest这个字有如下译法：司铎、司祭、神父、神甫、牧师、长老等。哥伦比亚流行天主教，加西亚·马尔克斯又是在圣约瑟教堂洗的礼，所以我们同意林一安先生的说法，统一译成“神父”为好。另外，林一安先生据西班牙文译出的“埃斯佩霍主教大道”，比我们据英语译的那个街名更地道。
八、林一安先生把系列文章和文章结集出版后的文集弄混了。请见译文：“毫无疑问，系列文章De viaje por los países socialistas（社会主义阵营行纪）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里写得最不成功。……然而，20年后……他的游记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结集出版，取名De viaje por los países socialistas: 90 día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社会主义国家之旅：“铁幕”后面的九十天》），出版人是哥伦比亚的欧维加·尼格拉。”显然出版商是擅自出版，不仅在书名上动了手脚，而且又加上“‘铁幕’后面的九十天”（这几个字被一向严谨的林一安先生忘掉了），试图瞒天过海，给读者以新（另一部）书的印象。我们的解释不知林一安先生满不满意？
九、林一安先生说他“无法对本书译文的质量说三道四”，“因为没有看到原文”，但他还是以自己的西班牙语译文为依据，对我们的英语译文来了一次自以为是的点评。结果可想而知，林一安先生的译文好。我们请问林一安先生，要比较译文，是不是要有原文才行？再说，一个是来自西班牙语的译文，一个是来自英语的译文，这里有可比性吗？好比你说西班牙小伙英俊，我们说英国小伙英俊，这里能有多少可信度？就算你的译文好，你也不能自己说呀。自己要比赛，自己当裁判，最后还要自己胜出，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生也晚，这等事真是闻所未闻！林一安先生的译文果真好吗？我们不想妄加评断，但其中有一句：“从他们所经营的象牙商店里出来到马路当中拉屎的、皮肤发绿的印度人……”读者不禁要问，这是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说话吗？印度人脑袋进水了吗？为什么从商店里出来偏要到路当中拉屎，在马路边上就拉不出来吗？还有，“七种颜色的大海”比“七色的海洋”到底好在哪里，林一安先生为何不告诉读者？
林一安先生还说：“……我们不难发现译者的粗心：把abuelo（此处应是外祖父）译为‘外祖母’，足见译者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极不知情，因为是作家的外祖父，而不是外祖母，对他无数遍讲述过军警屠杀工人的惨烈场面。”我们再来读一下依兰·斯塔文斯教授的原文：“I knew the event as if I had lived it, having heard it recounted and repeated a thousand times by my grandmother from the time I had a memory.”（p.26）abuelo在西班牙语里“应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但grandmother在英语里必是他的“外祖母”。是我们粗心，还是林一安先生粗心？当然，林一安先生一定要说，《马尔克斯传》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以西班牙语为母语、从小长在墨西哥、在世界著名大学讲授拉美文学的依兰·斯塔文斯教授，“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极不知情”。这话谁相信我们不反对，反正我们不信！读者明白，那个故事外祖父能讲，外祖母就不能讲吗？不要忘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是在外婆的陪伴下度过的，总给他讲故事的那个人是外婆。
十、200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自传 Vivir para contarla，英译为Living to Tell the Tale，我们的译文是《活着为了讲故事》，林一安先生对我们的译法不以为然，倒是对《沧桑历尽话人生》津津乐道。我们不反对不同的译法，不同的译法才使翻译变得五光十色，才能彰显译者的个性。至于几个译法孰优孰劣，大家谁也没资格妄下结论。从这个角度来说，译者是自由的。如鲁迅先生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这也是翻译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但我们同时强调，译者的自由是有限的，他不能超过一定的度。也就是说，要“不逾矩”才行。所以，我们还要请教林一安先生，“故事”能不能和“人生”划等号，“活着”能不能和“沧桑历尽”划等号？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划时代的大作家，在文学上又极谦虚，从来不说自己的文字比别人的好，不仅如此，他还称赞《百年孤独》的英语译文超越了他的西班牙语原著。以他的为人，他能不能以耄耋之年，对读者指手画脚，好为人师，告诉读者如何生活，进而为他的自传取上《沧桑历尽话人生》这个名字？
十一、林一安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此书虽然于今年6月赶上了银川书博会，还让作者斯塔文斯现身；但令人遗憾的是，种种迹象表明，由于翻译仓促，编辑仓促，出版仓促，本可避免的差错频频出现露头……”我们对林一安先生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胆的推测感到极为震惊！希望你不要跌出学者的底线：说话要有证据，不能凭空捏造。但我们还是要告诉林一安先生：1、依兰·斯塔文斯来我国，是他先提出来的，之所以选在6月初，是因为他在大学教的课程到此告一段落，出版社从来也没想借他来炒作，银川书博会真是他“赶上”的（此前他还到人大文学院讲学，造访社科院外文所，此后又到苏州讲学）；2、《马尔克斯传》2月就已译完，5月末出书，林一安先生是半个编辑出身，对出版并不陌生，何来“仓促上阵、捉襟见肘”一说？依兰·斯塔文斯来我国之前，我们在《当代作家评论》、《作家》、《东吴学术》等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与他相关的七篇文章，这些足以证明我们并不“仓促”；3、从2011年11月25日开始至2012年6月初，我们与依兰·斯塔文斯互通电子邮件124封，其中少数与他（和他妻子）的签证、来访有关，此外几乎都在讨论与翻译《马尔克斯传》相关的问题，所以林一安先生所谓“译事不力、编务不勤”的揣度，才是不折不扣的信口开河！
我们不反对批评，但我们反对无中生有的批评。以上是我们对林一安先生的答复。
本版主要内容
- 同名异译刍议沈坚 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