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行,去远行,在意义的天际”
“去远行,去远行,在意义的天际”
1952年的阿多尼斯
在当代阿拉伯诗人中,阿多尼斯是以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诗人而独步诗坛的。如果说,豪放不羁的诗人阿多尼斯让逻辑“倚着一根断杖入睡”,任由诗歌的精灵欢舞不眠,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却在笔下唤醒了逻辑和理性。在丰富的诗歌创作之外,阿多尼斯著有大量关于文化思想与诗歌理论的著作,并常年在报刊撰写文化、政治评论与随笔。迄今,他已出版了二十余部这类散文著作,展示出富有理性、精深广博的大思想家本色。
日前,外研社推出了阿多尼斯第一部中文版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国读者得以从中领略作为杰出思想家的阿多尼斯,领略其散文作品荷载的深邃思想和浓郁诗意。这部“文选”共收入三十余篇文章,分为三辑:第一辑包括作者深入反思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杂文;第二辑纳入作者谈诗论艺的若干篇什,还包括作者几部重要理论著作的前言或绪论;第三辑收入作者的追忆杂感、短章随想以及在多地游历后撰写的诗体散文。
阅读第一辑的13篇杂文,读者可以发现,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批判,是异常尖锐、猛烈的。在他的笔下,阿拉伯“已沦为一个纯地理的概念”,是“被西方玩得团团转的一只皮球”;甚至,“在文明创造的意义上,阿拉伯人已濒临死亡”。阿多尼斯坦言,他和当代大多数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深刻区别,在于他对阿拉伯文化的根源与问题“发出根本性的质疑”,因为“一种文化,不经过分析、批判去重新审视其根源与问题,终究是僵化和封闭的文化”。思想家阿多尼斯犀利激烈的言辞,带有强烈的诗人色彩。他的表述未必全面公允,他的立论也不以严谨缜密见长,但他鲜明的立场注定要在阿拉伯思想史上留下清晰的印记。他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阿拉伯世界,但这也是一个不无希望的世界,因为来自一个文化内部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恰恰说明这个文化具有革新与进步的可能性。因而,尽管阿多尼斯屡屡谈及“阿拉伯人之死”,但他的在场,他的呐喊,却让人看到阿拉伯民族与阿拉伯文化绝地再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作品中的批判意识极为鲜明,因此,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者。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其实,阿多尼斯对阿拉伯文化遗产的深厚学养,对发掘、重估阿拉伯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在当代阿拉伯文坛与学界都是罕有其匹的;同样不多见的,是他对传统文化之利弊所持的清醒冷峻的认识。他较早就意识到要去除传统的弊端,必须借用传统内部的工具,借以达到超越传统的目的。因此,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致力于完成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重新审视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诗歌,在此基础上建立阿拉伯新文化、新诗歌。
除了丰富的诗歌创作以外,阿多尼斯迄今为止的文化与思想生涯中,有几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这在“文选”的第二辑中也有所呈现:
1957年,他和友人共同创办《诗歌》杂志,此后又独立创办《立场》,两刊成为阿拉伯新诗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阵地,对于阿拉伯新诗的发展厥功甚伟。上世纪60年代,他编缉出版三卷本《阿拉伯诗选》,这是诗人以现代性的独特眼光,审视阿拉伯诗歌传统的成果,“业已成为阿拉伯诗歌艺术和美学上的首要参考”。1974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四卷本煌煌巨著《稳定与变化》,旨在重新解读阿拉伯文学史、文化史。他据研究得出结论:稳定与变化是阿拉伯历史中相随相伴的两个因素。变革与创新的思想代表了阿拉伯文化最为宝贵的成分,但与之相对的稳定、因袭思想,却在阿拉伯历史中一直占据主流并延续至今。阿拉伯民族的出路在于“将阿拉伯人从复古主义中解放出来……然后,在真正的人文意义上将人视为创造者和变革者,而不仅仅是继承者和因袭者”。这部巨著出版后引起震动,被公认为阿拉伯文化与诗歌研究的当代经典。1992年,阿多尼斯出版论著《苏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在他看来,苏非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解读宗教传统,赋予这一传统新的意义,这使得阿拉伯人能够从伊斯兰教内部,找到将宗教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宝贵精神资源。2011年,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他又编选了四卷本《阿拉伯古代散文选》,让阿拉伯读者走进这座“在艺术方面几乎不为人知的大陆”,特别是其中丰富而珍贵、但一向被文学史所遮蔽的苏非主义散文遗产。由上述可见,与其说阿多尼斯是阿拉伯文化的“逆子”,毋宁说,他是这一伟大文化最有价值部分的“传人”。
为实现阿拉伯社会的变革,阿多尼斯主张根本地、全面地撼动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文化基础。对以文艺、尤其是诗歌促进社会的变革,他有着传教士般的信念和执着。在《阿拉伯诗歌导论》、《诗歌时代》、《世纪末的开端》等大量诗论著作中,他提出了一系列诗学观念,认为:诉诸政治手段求变,其效应虽然迅猛却难以持久;而诉诸文艺改变世界,其方式虽然柔和,但潜移默化中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文艺与诗歌体现的不仅是审美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人、存在、人道与文明的问题”。新诗应该表达对人生、社会的全新认识,其核心是探寻、撄犯:探寻未知和未来,撄犯落后的文化与社会制度。诗歌应激发读者自由、革新与进步的能量,为他们照亮新的天际。诗人应该“以最优美的形式,对人与世界作最深刻的展望”。简而言之,“诗歌,既是政治又是艺术,既是道德又是忤逆,既是破坏又是建设。”
阿多尼斯曾多次表明:“自由,是诗人的祖国。”“文选”第三辑(以及“代前言”)中的多篇作品,都以自由的思想为基点,对祖国与流亡地、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等主题作了富有哲理、耐人寻味的探索。在阿多尼斯看来,流亡既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境遇,更是一种精神状态的隐喻。如何走出流亡地?他选择的方式,是对自己所属的文化作根本性的质疑,成为这个文化的叛逆者和主动的流亡者,“把自己从这个流亡地流放。不是流放到国外,而是流放在这个流亡地的内部——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内部。”他要在“祖国与流亡地之外,创造另一个所在”。诗歌,便是他赖以栖身的“既在流亡地和祖国之内,又在流亡地和祖国之外”的所在。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还能体会到阿多尼斯面对东西方问题时的困惑。一方面,他对母语文化的落后充满焦虑,对西方现代精神充满渴求;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文化蕴含的精神价值(尤其是苏非思想)极为珍视,对现代化、机械化造成的人的异化又满怀警觉。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既能读到对颇具“前现代”特征的阿拉伯文化的批判、对西方现代理性价值的倡导,也能读到对具有形而上本质的苏非主义的钟情、对抗拒现代资本主义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思潮的心仪。对自我与他者的思考,也始终贯穿于阿多尼斯的作品,伴随着他游历世界的足迹。在纽约,他看到了纽约,但更看到了自己的祖国;在伊斯坦布尔,他意识到:“土耳其伊斯兰应该成为向阿拉伯伊斯兰提出的首要问题”;在北京,他以轻灵的笔触写下沉重的思考:“我该把天安门当作一面镜子,以映照我的问题;我该把问题搭成一个舞台,让意义的太阳在台上展示……”对于阿多尼斯而言,“他者让我回归自己。似乎他者是一扇我透过其中看到自己生活情形的窗户,或是一束揭示我状况的光芒。”“个体身份独有的深刻意义乃在于他的行动,正是行动,使他有别于他人、特立于他人。”换言之,与其说身份取决于过去,不如说它取决于未来。
作为杰出的诗人和思想家,阿多尼斯对当代阿拉伯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让阿拉伯当代诗歌走向世界,并让世界领略了阿拉伯文化不为人知的深度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为当代阿拉伯文化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激发了这一文化内部的变革力量。尽管阿多尼斯的远见卓识,尚未引起阿拉伯文化界足够的共鸣,这位注定属于“明日”的思想家诗人,还屡遭停留在“今日”、甚至“昨日”床榻上的人们误解与非议,但是,公允的论者应该会作出判断:阿多尼斯,不仅是当代阿拉伯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的一位大师,他还是矗立于阿拉伯当代文化顶峰的极少数巨匠之一。
2009年,阿多尼斯的第一部中文版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并在迄今的三年多时间内七次重印,创造了新世纪诗歌出版的一个小小奇迹。可以预料,《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的出版,也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和欢迎。那么,就让我们在阿多尼斯创造的“意义的天际”,再作一次远行吧。
本版主要内容
- “去远行,去远行,在意义的天际”薛庆国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