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不会错过 ——斯洛文尼亚国际文学节纪行
一切都不会错过 ——斯洛文尼亚国际文学节纪行
美丽的斯洛文尼亚 王家新 摄
文学节闭幕式后的晚会上，作者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图尔克先生合影
朗诵会前诗人们合影，左一为作者
布鲁尔雅那市区里文学节的招贴 王家新 摄
“亲爱的读者，千万别在/从威尼斯到维也纳的火车上打盹/斯洛文尼亚小得/让你极有可能/错过”——斯洛文尼亚诗人、我的朋友萨拉蒙在他的一首诗中曾这样幽默地写道。好在我不会错过：从威尼斯机场一出来，文学节安排的一辆白色小车就在那里等着，而在去布鲁尔雅那的路上，我也听从了萨拉蒙诗兄的教导：把脑袋尽量“贴在车窗上看”！那么，我看到了什么呢？我是否“看进去了”？
我是来参加斯洛文尼亚第27届维伦尼察（vilenica）国际文学节的。我已去过欧洲很多国家，但斯洛文尼亚的美还是让我惊异。这个美丽的、绿宝石一样的中欧小国，西邻意大利，北接奥地利，南部邻克罗地亚，东部通向匈牙利。从车窗里望向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在这夏末，似乎仍可感到积雪闪耀，而已落在我们身后的亚得里亚海，它那钻石般的光，也仍打在我们的车框上。森林、森林。村舍与小教堂。森林、森林。光和空气！
怪不得在布鲁尔雅那的旅馆里遇上的许多从其他国家来的作家和诗人，脸上也都洋溢着一种兴奋和喜悦之情了。“在我们都柏林，天总是灰蒙蒙的……”（啊啊，他还没有去过北京呢！）来自爱尔兰的青年诗人柯姆对我说。都柏林我没去过，无从比较，但这个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首府，比我去过的贝尔格莱德美丽多了，且不说它那无与伦比的空气和光，也且不说它那著名的山上古堡和它那沿着山下的萨瓦河铺展开来的秀美、典雅的老城区，就说它的书店吧，那里居然有两大排英文诗集专柜（我一下子就在那里买了四本！），单凭这一点，连慕尼黑、布鲁塞尔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法比啊。
当然，让人难忘的，还有文学节本身。我参加过许多国家的国际文学节和诗歌节，在我看来，这个文学节是最为“丰富多彩”、也最为“隆重”的一次。说它“丰富多彩”，指的是它的节目安排和活动场所。它以距布鲁尔雅那六七十公里的著名养马场和休闲胜地里皮察（lipica）为主场，一二十场朗诵会、专题座谈会、颁奖活动、新书发布会遍及周边的村镇以及布鲁尔雅那市区，甚至延伸到邻近的意大利东北部海滨城市的里雅斯特。文学节的两辆大巴，每天拉着作家、诗人们奔赴于不同的活动地点，从结满累累葡萄的古老石头村，到布鲁尔雅那庄重的演讲大厅，从山上接待过英国女王、美国总统的古堡，到地下神奇壮观的大溶洞——文学节的名字“维伦尼察”，即是以斯洛文尼亚最古老、著名的溶洞命名。当今年的“维伦尼察文学奖”宣布授予前塞尔维亚杰出的犹太作家、现居加拿大的阿尔巴哈尼时，全场的几百名听众（包括他们的总统），在巨大的钟乳岩下纷纷起立鼓掌——那情景，真让我禁不住周身颤栗（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地下太冷！）。
说它“隆重”，不仅在于它邀请了众多来自中欧和其他国家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出版人（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如奥地利作家汉德克、捷克作家昆德拉、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波兰诗人赫伯特、扎加耶夫斯基等等，都曾参加过该文学节并获过“维伦尼察文学奖”），还在于斯洛文尼亚“举国上下”的重视：文化部长在开幕式上致辞，文学节期间布鲁尔雅那市长设宴招待，总统图尔克先生则亲自出席了闭幕式并致辞。在布鲁尔雅那市区，到处可见文学节的橙红色广告，它已成为一个国家性的文化盛事。这样一个国家，如此重视文学和诗歌，真有点让人惊异。但这就是它的文明传统，它的尊严和精神性所在！在布鲁尔雅那市中心最热闹的广场上，没有别的塑像，只有一座手执诗篇、在天使庇护下的斯洛文尼亚民族诗人弗朗斯·普雷瑟恩（1800—1849）的青铜塑像，它在告诉人们：这就是斯洛文尼亚！正因为如此，我发现在一些朗诵场所，甚至有许多上了年纪的农民在听。他们也许听不太懂，但他们比谁都更虔敬地在听。这真是让人肃然起敬。
也正因为如此，我庆幸我自己有机会成为第一位应邀参加维伦尼察国际文学节的中国大陆诗人。而这里的诗人和读者，除了中国古典诗歌，也把目光投向了“文革”之后的中国当代诗歌。在2010年，斯洛文尼亚出版了一个中国当代诗选，选有北岛、食指、芒克、多多、顾城、舒婷、杨炼等十四位诗人和我本人的作品。今年，我的《蝎子》、《瓦雷金诺叙事曲》、《田园诗》、《变暗的镜子》、《桔子》、《与儿子一起喝酒》等诗又被著名诗人、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主席维劳·托菲尔（Vono Taufer）从英译本转译为斯洛文尼亚文，并发表在当地刊物上。已是满头白发的托菲尔先生，一见面就让我感到说不出的亲切。这是一位德高望众的人物，他不仅平易近人，也非常睿智，他的几次演讲和致辞，讲完之后台下都是持久的掌声。在里皮察期间，有一次他特意叫我坐他的车走（而不是随大家一起坐大巴），路上他给我讲到了他的生活，讲到前南斯拉夫“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信仰、两种书写、一个政党”的历史，讲到他们为争取“自由思想”而从事的斗争，而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选择我的《瓦雷金诺叙事曲》等诗来译了！临别头一天，他还送我了他在美国出版的英译诗集，上书“送给我亲爱的诗歌兄弟”，在那一瞬间，我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当然，我还很高兴这次与我的另一位“诗兄”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的重逢。萨拉蒙为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在美国也有影响，他经常应邀在美国大学教授创造性写作。我们是三四年前在黄山的一个国际诗歌活动时认识的，很多中国诗人都很喜欢他的诗，去年北岛也邀请他参加过香港的诗歌之夜。他本来是维伦尼察国际文学节的评委，每年都要参加文学节活动的，这次因为要不断去看牙医，才留在家中。知道我到了布鲁尔雅那后，他刚看完牙医，就约我在古堡下面吃晚饭。他带来了那本装祯精美的十五人的中国当代诗选送我，我打开一看，选有我的《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儿子来到大洋边上》、《八月十七日，雨》、《日记》、《尤金，雪》等诗。在这之前我一点不知道这个诗选的编译情况，萨拉蒙问我选得怎么样，我说译者很有眼光啊，并问他译得怎么样，他则一边翻书一边竖起大拇指：《带着儿子来到大洋边上》，好！《帕斯捷尔纳克》，好！……这位“诗兄”就是这样让人感到可亲！后来我们谈到黄礼孩主办的《诗歌与人》准备给他颁奖、女诗人赵四翻译的他的诗集将在北京出版这些事情，这位诗歌老兄腼腆而开心地笑了：“啊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次来，还出乎意料地遇到了我早就关注的爱尔兰诗人保罗·穆顿（Paul Muldoon），这也让我兴奋。穆顿曾是希尼的学生，很早就引起人们注意。我早在我编选的《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中就选过他三首诗。1987年后穆顿移居美国，后来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得过多种重要的诗歌奖，现在他是普林斯顿大学诗歌教授兼《纽约客》的诗歌编辑（他给我的名片即《纽约客》诗歌编辑）。的确，这是一位继希尼之后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去年他应邀参加香港的诗歌之夜时，据说爱尔兰驻华大使特意从北京到香港去看他。不过纵然如此，穆顿仍保持着某种顽童般的机智、幽默、散漫和可爱，人也活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生于1951年）。开幕式结束后的晚会上，我们一见面似乎就不陌生，他拉我在一个桌子边坐下，问我怎么还没有在美国出版诗集，我笑了，说再等一等吧。然后我谈到我和很多中国诗人对爱尔兰诗歌的特殊关注，谈到我自己曾编选过叶芝文集，还谈到他的诗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他则问我香港给他出的那本小诗选翻译得怎么样，我说译得很不错，他放心了。
第二天早餐时间，穆顿走到了我和汉娜·阿米亥（Hana Amichai）的餐桌边坐了下来，似乎还有些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对我和汉娜说他早上起来收到电邮，因为机场闹罢工，他在明天提前飞回都柏林再飞回纽约的航班取消了。汉娜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你可以骑一匹这里的马回去啊。”他和汉娜一听都笑了。我接着说，“对，你的诗中也常写到马，比如《布朗尼……》。”他一听，笑着把《布朗尼为什么离开》这首诗的题目补齐了。这首诗写的是一个爱尔兰的农民布朗尼，他“为什么离开，他去了哪儿，/到现在还是个谜”，因为如果有什么人应该满足，那就是他，因为他拥有两英亩大麦、一英亩土豆、四头牛、一座石板屋等等；他最后被人瞅见是出去犁地，在一个三月的大清早，而诗的最后是如此让人难忘：
到中午布朗尼就出名了；
人们发现被他遗弃的一切，
最后的轭具还未解开，他的那对
黑马，像男人和妻子，
轮换着腿蹄支撑重负，并凝望未来。
写出这样的诗并一直保持着创造力的诗人，值得让我们期待！
当然，让我更没有想到并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与以色列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遗孀汉娜·阿米亥的结识。很巧的是（我想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缘分”吧），这次来时，我就随身带着一本李魁贤译的《博纳富瓦/阿米亥》袖珍版诗合集，那还是几年前我在台北买的，这次我在飞机上一一读了。我甚至生怕它读完。我再一次知道了什么是诗人，什么是不同凡响的诗人，什么是伟大诗人。我理解了为什么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会这样推荐阿米亥：“我认为他是这片土地的桂冠诗人，他的作品深深领会这片古老的、产生了伟大信仰和文化的土地的价值，以及它的痛苦和迷误。”我自己曾在2000年秋天阿米亥逝世后写有一首纪念性的短诗，现在则感到很不好意思，看看人家阿米亥写的：“雨下在我朋友的脸上。/我活着的朋友，/用毯子覆盖着头部——/而我死去的朋友，/却没有”（《雨下在战场上——怀念Dicky》），它寥寥数笔，近乎“白描”，却使我读到这里几乎不能再读下去了……
这就是我在飞机上受到的触动，没想到一来到这里，我就听到了“汉娜·阿米亥”的名字！这真是让我难以置信啊。因此，在从布鲁尔雅那到里皮察的大巴上，当有人把我介绍给汉娜时，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并在过道里向她鞠了一躬，然后才去握手。是的，我要向这位曾陪伴着一位伟大诗人的伟大女性表示我的尊敬，我也要借此表达众多中国诗人和读者对一位伟大诗人的热爱和怀念！
就这样，我和汉娜·阿米亥认识了。这是一位高贵、富有洞察力而又平易近人的女性。第二次见面，她就送了我一本阿米亥的英译诗选，并在上面题写了赠辞。那几天，我们常在一起交谈。在这之前，她只知道傅浩翻译阿米亥的诗，因此我把李魁贤译的这本诗集在宾馆里复印后送给了她。我还告诉她阿米亥的重要诗集《开·闭·开》也被译成了中文，在上海还有一家以“开闭开”命名的小诗歌书店呢。听我这样介绍，汉娜真有点惊讶了。
而在后来当我告诉她我翻译保罗·策兰时，她不仅感到惊讶，也一下子振奋了：“你知道吗？策兰去过我们家！”我当然知道，费尔斯蒂纳在他的策兰传里把策兰与阿米亥的交往写得很细致。策兰曾在1969年9月至10月间访问过耶路撒冷，这是他生命后期最重要的一次行旅，带有精神回归的性质。就在这次访问期间，策兰会见了阿米亥，阿米亥把策兰的诗译成希伯来语，并读给策兰听，在他送给策兰的诗集上还写下“满怀热爱”的字样。没想到半年后策兰却跳进塞纳河了，这使阿米亥和汉娜都深受震动。汉娜问我，“家新，你知道吗？阿米亥为策兰写过两首诗。”我告诉她我读到过其中一首，即《耶路撒冷和我自己之歌》中关于策兰之死的那一节。我还问起策兰在耶路撒冷重逢的早年泽诺维奇时代的女友施穆黎的情况，问她是否还在，汉娜很遗憾地告诉我她在几个月前刚刚去世。记得在最初，当汉娜得知我已译了300首策兰的诗时，她曾深感惊异：“怎么可能？策兰的诗是那样难译！”但当她看到我对策兰是这样熟悉，更重要的，是看到我如此“投入”，她不再讶异了——或者说，一切都变得更默契了。
不仅是汉娜，在知道我翻译策兰后，与她同行的几位以色列作家和诗人也一下子和我拉近了距离，有一种“亲人般”的感觉了。女诗人哈娃·品哈斯-柯恒（Hava Pinhas-Cohen），我们到布鲁尔雅那的第二天早上就认识了，那时我坐在旅馆外面喝茶，她走来对我说：“你就是从中国来的那位诗人？我很喜欢你的诗。”（她应该是从文学节的英、斯双语作品集中读到的。）后来知道我翻译策兰后，一定要做一个采访，请我谈策兰、阿米亥和中国诗歌，给以色列的一家报纸。我接受了这个访谈，第二天我还收到她一封电邮（其实她就住在我的隔壁），说她内心里怎样“充满感激”！
这就是这些犹太作家和诗人！这就是从他们中能够产生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他们至今仍保持着人类最古老的精神基因，他们经受的苦难，也使他们更能触及到我们人性中更深厚的那一部分。因此，文学节期间的以色列文学专题朗诵座谈会，我也不会错过。我坐在最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当汉娜朗诵阿米亥诗歌的声音传来时，我不仅再次受到感动（虽然我完全不懂希伯来语），也真切地感到了那“声音的种子”是怎样在黑暗中飞翔、扎根！
这次难忘的斯洛文尼亚之行，我还和其他一些诗人有了更深入的交流，比如奥地利诗人、翻译家路德维格·哈廷格尔（Ludwig Hartinger），我们是今年3月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劳瑞舍国际文学节上认识的，没想到在这里又见了面！原来，他不仅是斯洛文尼亚诗歌的译者，还是维伦尼察文学节的国际评委，因此他每年都要开车来这里参加活动，如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事“词语的偷运”！
因此在里皮察一见面，我们就约好一起出去散步，他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介绍这里的著名白马。就在山坡上马车清脆的得得声中，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庄子也曾谈过白马，接着就用英语讲了一通，听他这么一“阐释”，我找出纸来给他写下了庄子的原话：“白驹过隙”（“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他一看，有点傻了，“啊，就四个字？”“对，就四个字！”
让我感到亲切的，就是这位“老外”朋友对“中国”的迷恋，以及他结结巴巴地“蹦出”几个发音不准的汉字时的可爱。他说他有三百多种关于中国的藏书。他崇拜石涛大师，也学着画水墨画。他说他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和《野草》。不过当我说鲁迅受到过尼采的影响时，他又没有想到了。他说他喜欢李白、李贺、杜甫、苏东坡，我说我很难想象杜甫能翻译成德语，然后我打了个比喻（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李白说“我要喝酒”，李贺说“酒来喝我”，而杜甫的诗呢，那是一种连中国人也会累死的句法！
说到翻译，哈廷格尔又一发而不可收了，他说在他们那里有一句关于翻译的老话：忠实而不美丽，美丽而不忠实。我说不尽然，我举出策兰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又“服了”，说要回去找来看。说到策兰，他盛赞策兰对勒内·夏尔《战时笔记》的翻译（因为他也翻译法语诗歌）：“译得太好了！你简直不知道是夏尔的好，还是策兰的好！”
后来他给我讲德语的特点：德语不像英语那样擅长韵律，词汇也没有英语那样丰富，但德语有个优长，就是“造句”，你看托马斯·曼，那简直是造句的大师。我则给他讲“七律”与“七绝”的区别。后来不知怎的（也许是里皮察过于安谧的缘故吧），我谈到了策兰的“无人”，他则像鱼儿吐泡似的，嘬着嘴，一连对着前方发出了好几个“空”“空”“空”……
看来这位老兄悟性很高啊。那几天，我们散步在一起，坐车在一起。闭幕式结束后的野外晚餐会上，我们又喝在了一起。坐在那里，看着斯洛文尼亚总统也像我们一样排队领份餐时，我深受触动，便对他感叹“我知道我来到一个什么国家了”！他则要拉我去见总统先生，说要把我介绍给他，而我的动作有点迟缓，我对他说，“你知道杜甫是怎样写李白的吗，‘天子呼来不上船’！”黑暗中，他的眼睛一下子又睁大了，“是吗？”他兴奋地把这句诗向同桌另一头的人传递，然后回过头来高高地翘起了大拇指——牛啊，怪不得中国人如此崇拜李白了。
不过，我却不能再喝了，明天我还得早起。我还有另一个早就想去的地方，那就是里尔克的杜依诺城堡，它就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我想，它也在等待着我!
那么，再见，我的这些说着不同语言的同行们！再见，美丽的斯洛文尼亚！明天，我将在回北京的路上在里雅斯特停留几个小时（然后坐火车去威尼斯机场），我将独自去造访那个立于悬岩之上、迎向远风和大海的城堡，而这似乎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事，我怎能“错过”？是的，一切都不会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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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不会错过 ——斯洛文尼亚国际文学节纪行王家新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