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化到对话——写在卫三畏诞辰200周年之际
从教化到对话——写在卫三畏诞辰200周年之际
卫三畏画像
装饰在巴特尔教堂的“敏则有功，公则说”玻璃窗
2008年8月8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当天，新落成的美国驻华使馆举行了剪彩仪式。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为此发行了纪念图册，题为《共同走过的日子——美中交往两百年》，其中把1833年抵达广州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称扬为美国来华传教的先驱，对他在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这样的概括和评价:“传教士成为介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信息来源，因为他们与大部分来华经商的外国人不一样，这些传教士学习了中文。例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就会说流利的广东话和日语。他曾参与编辑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供西方传教士及时了解中国的最新动态，方便在美国的读者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卫三畏还编辑出版了《汉英拼音字典》（按即《汉英韵府》）和分为上下两卷的历史巨著《中国总论》。时至今日，他依然被公认为对19世纪的中国生活认识得最为精透的观察家。”
图册中也提到了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他于1862年成为第一个常驻北京的美国代表，在促进中国的国际关系上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特别是 1867年辞去驻华公使后，蒲安臣作为清朝使节率团首访欧美，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影响十分深远。其实，蒲安臣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与当时担任使馆秘书兼翻译的卫三畏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后来倾注极大热忱为蒲安臣撰写传记（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1912），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二
今年是卫三畏诞辰200周年，在重新探讨其经历和成就之际，恐怕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卫三畏一生所体现的诸多志趣和价值取向之中，什么是值得我们加以特别关注的呢？虽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多数人恐怕都不会对以下见解持有异议，即卫三畏在对华态度上所发生的“从教化到对话”的某种转变可以说是他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而这恰恰可以从耶鲁大学校园里留存至今的两件文物得到印证。
第一件是该校公共大食堂（Commons Dining Hall）墙上的卫三畏肖像画，它其实是设在纽约的美国圣经协会所藏同一油画的一个复本。如所周知，卫三畏的在华生涯大抵分为两个阶段，作为传教士的前22年（1833—1855）和作为外交官的后20年（1856—1876）。在前22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还作为首席翻译官随同佩里将军的舰队两次远征日本，在打开日本国门的外交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佩里将军对其语言天赋和交涉手腕的赏识，无疑是卫三畏转而步入为期20年的外交生涯的一个契机。1877年，辞职回国后不久的他受聘为耶鲁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1881年春被遴选为美国圣经协会会长后，他便提出希望有才华的画家制作自己的肖像画，并将其献给圣经协会。结果，由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韦约翰教授制作的油画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形象：等身大的卫三畏站立在放有纸笔和一个中国式花瓶的桌子边上，目视前方，手持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文本。
这样的构图显然反映了卫三畏本人的意思：他一直把基督教传教自由的条款得以列入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看作自己毕生的最大成就。这是因为当时负责谈判的美国公使列卫廉对是否要在条约中加入该条款并不经意，只是在卫三畏的坚持之下才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此一事实可以由当时协助他进行谈判工作的丁韪良牧师后来所写的《花甲忆记》得到证实：在预定签约的6月18日即“决定命运的那天早上，卫三畏博士告诉我他一夜未眠，一直在考虑这份宽容条款。现在他想到了一种新的形式，可能会被对方接受。他写了下来，我建议我们应当马上坐轿子直接奔赴中方官邸解决这个问题。……中方代表接见了我们，他们当中的负责人稍作修改，就接受了卫三畏博士的措辞。”1876年夏天，美国国务院接受卫三畏的辞呈，在正式解职通知中对他赞扬有加：“您对中国人的性格与习惯的熟悉，对该民族及其政府愿望与需求的了解，对汉语的精通，以及您对基督教与文明进步事业的贡献，都使您有充分的理由自豪。您无与伦比的中文字典与有关中国的诸多著作已为您赢得科学与文学领域内相应的崇高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宗教界不会忘记，尤其多亏了您，我们与中国订立的条约中才得以加入自由传教这一条。”而卫三畏在复信中坦承，这一嘉许是“最最让他感动与满意的”（见卫斐列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下同）。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1858年6月19日，亦即《中美天津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便与德川幕府的代表签订了《美日修好通商条约》。卫三畏闻讯后，又不失时机地向美国的新教诸团体提出派遣牧师赴日传教的建议，并得到了切实的响应。所以，对美国基督教会的东亚传教事业来说，卫三畏确实是一位有功之臣。
那么，卫三畏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而试图以基督教义来教化东亚的所谓异教徒的呢？试举一个例子。1853年7月16日，在佩里将军初访日本、成功向日方递交美国总统国书一周之后，作为首席翻译官的卫三畏曾从停泊在江户湾的军舰上给他在土耳其传教的弟弟W. F. 卫廉士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指出：“佩里告诉日本官员，他将在次年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以求得到他们对所提要求的回答，即所有前来访问或遇难流落日本海岸的美国人应得到善待，美国汽船在一个日本港口得到煤炭以及有关物资的补给。这些是我们花费巨大开支和派出强大舰队到日本水域的表面上的理由，而真正的理由是为了提高我们民族的名誉和得到称扬我们自己的材料。在这些理由的背后并通过这些理由，存有上帝的目的，即将福音传达给所有国家，并将神旨和责任送达这个至今为止只是在拙劣地模仿耶稣之真的民族。我十分确信，东亚各民族的锁国政策决非根据上帝的善意安排，其政府必须在恐怖和强制之下将之改变，尔后其人民或可自由。朝鲜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必须承认这唯一活着的和真实的上帝，他们的锁国之墙必将为我们所撤除，而我们西方的太平洋沿岸城市正开始派出船队前往大洋的彼岸。”从卫三畏对佩里访日使命的解读来看，他固然主张打开东亚各国的大门，但更重视把上帝的福音传入各国人民的心扉，期盼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变革。因为他认定上帝所代表的真善美的品格和力量是美国等基督教国家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和强势的源泉。
三
然而，卫三畏在以后长期驻节北京的岁月里，逐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了解，致使他在对华态度上开始发生“从教化到对话”的某种转变。而这一点也可以耶鲁校园里的另一件艺术杰作来作为象征，那就是在卫三畏于1884年2月16日去世两周之后，安装在举行其丧礼的巴特尔教堂（Battell Chapel）东北角中心位置的一块非常别致的彩色纪念玻璃。玻璃的中央写有《论语》中的七个汉字：“敏则有功，公则说。”（意思大体为：勤勉能积成事功，公道则众人心悦诚服。）玻璃的下方用英文记载了卫三畏的名字、生卒年份，以及他一生所扮演的角色与身份，即“传教士、学者、外交官、耶鲁大学中文教授”。这块玻璃虽然由纽约的路易斯·蒂芙尼公司（Louis C. Tiffany & Co.）负责制作，但是其别出心裁的设计显然出于卫三畏生前的授意。
卫三畏选用孔子的话作为自己一生的概括，可谓恰如其分。勤勉能积成事功的道理，可以从他孜孜不倦编纂而成的《中国丛报》、《中国总论》以及《汉英韵府》等多种刊物和名著得到了解。公道则众人心悦诚服的道理，则充分体现在了他辞职回国之际所受到的各界朋友的赞扬。他在信中告诉他的妻子，“临行前威妥玛于周六、西华于周一为我举办了两次特别宴会，我见到了北京的所有名流，并受到了他们的盛赞。然后，似乎是为了区别于外交聚会，丁韪良、艾约瑟、怀定先后请我吃饭。我告诉过你，我在丁韪良家见到了所有的传教士，那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聚会。”不仅北京的新教传教士们发给他一封送别信以示友谊与敬意，上海的同仁也发给他一封相似的信，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在中国的生活：“您长期担任美国使馆秘书、翻译，九次代理公使的职务，这些工作给了您许多重要的机遇，使您得以把知识、经验用于为中国人造福、为您自己的国家谋利，尤其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效力。对您工作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我们不胜钦佩。”对这些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辞，卫三畏则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我在传教过程中与同伴们相处融洽、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为此我要虔诚地赞美造物主。”
在某种意义上说，卫三畏选用孔子的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也显示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敬重之意。而这种敬重之意，可以由1879年他为反对加州的排华风潮而撰写的《中国移民》中的一节得到佐证：“当加州的法庭想用立法来反对中国人时，它将中国人等同于印第安人的简单态度是颇为古怪的。生理学家查尔斯·匹克林将中国人和印第安人归为蒙古的成员，但加州的最高法院却认为‘印第安族包括汉族和蒙古族’。 这样在概念错误的同时，它还支持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它把现存最古老国度的臣民和一个从未超越部落关系的种族相提并论；把这样一个民族——它的文学早于《诗篇》和《出埃及记》，并且是用一种如果法官本人肯于学习就不会叫作印第安语的语言写就，而它的读者超过了其他任何民族的作品——与最高的写作成就仅是一些图画和牛皮上的符号的人群混为一谈；把勤奋、谨慎、技艺、学识、发明等所有品质和全部保障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物品等同于猎人和游牧民族的本能和习惯。它诋毁了一个教会我们如何制作瓷器、丝绸、火药，给予我们指南针，展示给我们茶叶的用处，启迪我们采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的民族；把它和一个轻视劳动，没有艺术、学校、贸易的种族归为同类，后者的一部分现在还混迹于加州人中间，满足于以挖草根过活。”
不仅如此，卫三畏还以其数十年的在华经历，对同时代中国的缓慢而确凿的进步作出了正面的评价。1883年7月，即辞世的半年多之前，卫三畏在儿子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中国总论》这一巨著的修订工作，在增补版的序言中他写下了如下字句：“我在1833年到达广州时，和另外两位美国人作为‘番鬼’向行商经官正式报告，在他的监护之下才得以生存。1874年，我作为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跟随艾忭敏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美国使节站在与‘天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呈上国书。这两次经历使我意识到，正是由于思想上的重大进步才使一个孤傲的政府改变了强加于人的姿态，毫不奇怪，我确信汉人的子孙有着伟大的未来。不过，唯有纯正基督教的发展才是使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冲突因素免于互相摧残的充分条件。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已经度过被动时期，这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安于懒散隔绝，以过于自负的态度俯视其他国家，就像面对她所无需劳神的星星一样。”
此处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既有在礼仪上争得与最古老“中央王国”之“天子”平等地位的自豪，又有从其所信奉的上帝立场针砭这个地上王国“懒散隔绝”和“过于自负”的高傲。联系到上述的介绍，可见卫三畏虽然在其对华态度上开始了“从教化到对话”的转变，但却始终未能把中国人放在完全对等的伙伴位置上，特别是在道德和精神的层面上。在这个意义上说，自以为占据着道德精神制高点、以为只有基督教可以拯救中国的卫三畏也是不免“过于自负”的。这就是笔者在前文中提到其转变时，始终不忘加上“某种”一词来予以限定的缘故。身处所谓“轴心文明”的人们往往患有“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恋症，他们意识不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本来就是由形形色色、各有偏好的人群组成的，谁都无法指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期待来彻底改变他人。从这一点来看，卫三畏的转变过程所显示的方向对我们建构今日地球村的和平共处规则非常具有启迪作用，那就是要学会把“老子化胡”的心态改为“相敬如宾”的心理，对异民族、异文化和异文明采取宽容、尊重和学习的态度，以便用文明对话来取代文明对抗，从而把亨廷顿认为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消弭于萌芽状态和无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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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化到对话——写在卫三畏诞辰200周年之际陶德民、顾钧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