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书,三种历史——李济与安阳的难解之缘

男儿欲画凌烟阁——乔冠华之留德

作者:李雪涛 第343(2012/02/06)期

 
1935年,乔冠华(左)与季羡林(右)在德国柏林留影


 
蒂宾根大学档案馆藏乔冠华简历,下面是乔冠华的签名



  乔冠华之留德 

  我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1913—1983)曾经在德国蒂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ät zu Tübingen)作过有关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在蒂宾根大学档案馆,藏有一份有乔冠华亲笔签名的德文小传: 

  我,乔冠华,作为Dseng Dschang Chiao(疑为他父亲“乔守恒”的字或号——引者注)的儿子于1912年3月27日(德文原文如此!)生于盐城(江苏)。自1918年夏天以来我上了小学,1922年至1929年在南京上中学。从1929年夏天到1933年夏天,我作为哲学系的学生上了在北京的国立清华大学,并于1933年的夏天毕业。之后我在东京的帝国大学继续我的学业。自1935年秋季,我开始在蒂宾根大学学习。博士考试口试的科目有:哲学、心理学以及宗教史。 

  这是德语的博士论文简历的常用方式,后来也附在了他的博士论文之后。从以上乔冠华自己写的小传中可以知道,1933年夏季,他东渡日本,在帝国大学继续了他的哲学学业。 

  1933年夏天,乔冠华从清华哲学系毕业之后,在钱稻孙(1887—1966)先生的帮助下,获得了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并于同年入日本帝国大学哲学系读书。据说这一时期他在日本集中研究了康德哲学。乔冠华在帝国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但并没有拿到任何文凭。由于与日本左翼人士的接触,1935年春季,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 

  1935年暑期,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Deutsches Akademisches Auslandsdienst,当时称作“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协议,双方互派留学生,国际旅费自理,对方提供食宿费(中国每月30块大洋,德国120马克)。这一计划于当年实施,乔冠华由于受到哲学系金岳霖(1895—1984)和冯友兰(1895—1990)的推荐而被选中。外文系季羡林(1911—2009)和其他院系的四人同时被选上。他们于同年8月31日从前门火车站出发,经西伯利亚、莫斯科,于9月14日到达了德国柏林。 

  季羡林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对乔冠华作了描述: 

  我同乔是清华同学,他是哲学系,比我高两级。在校时,他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因为不是一个行道,我们虽然认识,但并不熟。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了起来。到了柏林以后,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我们共同上课、吃饭、访友、游玩婉湖(Wansee)和动物园。我们都是书呆子,念念不忘逛旧书铺,颇买了几本好书。他颇有些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我们很谈得来。有时闲谈到深夜,有次就睡在他那里。…… 我们同一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往来,同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无共同的语言。 

  可见当时的乔冠华与季羡林一样,是一介书生。他们在柏林大学补习了一个多月的德文后,于同年10月下旬申请到不同的大学继续他们的专业学习。乔冠华选择了具有哲学传统的蒂宾根大学——这所大学也是著名哲学家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母校,季羡林则去了哥廷根大学。从乔冠华附在博士论文和档案中的小传中可以知道,他当时所选的三门专业分别是:哲学(主专业)、教育心理学以及宗教史(辅修)。 

  论文的两位评阅者:冯特与豪尔 

  乔冠华在哲学系的导师马克斯·冯特(Max Wundt,1879—1963),是著名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之子。马·冯特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希罗多德(Herodot)的历史学研究,之后他曾有一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和希腊旅行。其教授论文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做无薪讲师时作的有关“古希腊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Intellektualismus in der griechischen Ethik)的文章。1920年起,他作为倭根(Rudolf Eucken,1846—1926)的后继者任耶拿大学哲学教授,后自1926年起他转到蒂宾根大学,作为哲学史教授,一直到1945年退休。正是在这期间的1935—1937年,他指导了乔冠华的博士论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冯特主要是从事古希腊哲学史的研究,而在他的研究中很少有语文学方面的探讨,主要是对古代文本进行当代的阐释。马·冯特认为,在前苏格拉底的思想中,智者的形象处在重要的位置。与此相反的是,哲学从古典中解放了出来,透过个性化,在古希腊文化中产生了倒退,又回到了神秘主义的开端。因此,古希腊哲学必须不断地联系到基督教的终极目标。他将柏拉图主义界定为“文化在主体精神中的再生”。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是为人类在危机的时刻达成更好的目标而服务的。 

  马·冯特很早便有了种族性的民族意识,并且公开了他的反犹思想。1920年,他跟其他教授一道共同发起成立了“德意志国家协会”(Gesellschaft Deutscher Staat),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组织,跟德意志国家民族党(DNVP,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的观点很接近,只不过主要吸收大学教师而已。1924年,他成为了这一协会的主席,并在蒂宾根参与了“帝国新德国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部”的工作。战后冯特主要从事古典哲学、启蒙运动以及德意志观念论的研究。 

  从马·冯特的生平可以看得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亚洲特别是东亚哲学。因此乔冠华的论文对一位西方理性主义者来讲,显然是很有意思的。他之所以给了这份博士论文一个2分,主要是因为选题的缘故,冯特显然认为其思辨成分是不够的,并且论述也不是很充分,尽管乔冠华的德文表达的确不错。 

  乔冠华论文的第二位评阅者雅各布·威廉·豪尔(Jakob Wilhelm Hauer,1881—1962)教授,作为印度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其实他更有名的是在纳粹时期的积极举动。在第三帝国时期,他创立了所谓的“德意志信仰运动”(Deutsche Glaubensbewegung),并且是很多纳粹组织的成员,同时担任《德意志信仰》(Deutscher Glaube)刊物的主编。 

  豪尔出生于父母笃信基督教的虔信派家庭,他曾在印度传教,并因此接触到印度教和佛教。之后他在蒂宾根开始学习古典语言、梵文、哲学和宗教史,并在牛津大学继续他的学业。豪尔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英国遭到拘禁,直到1915年在德英交换战俘时才得以重返德国。191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1921年在宗教学和印度学专业完成了他的教授论文。从1927年到1945年,他在蒂宾根大学宗教系和印度学系任教。 

  尽管豪尔在印度学和宗教学方面也有取得过一些成就,但由于他在纳粹时期的积极表现,坊间很多的书籍都是介绍他在这些方面的“成就”的。乔冠华当时在蒂宾根大学注册的专业为哲学、教育心理学和宗教史。由于他的导师冯特本人不懂中国哲学,当时在蒂宾根大学还没有汉学系,因此他选择了豪尔作为他的第二评阅者。实际上,从著述来看,豪尔也完全没有中国哲学和宗教的背景知识。 

  尽管乔冠华的两位导师都是亲纳粹的,但这两个人似乎对他的博士论文本身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由于乔冠华在蒂宾根待的时间很短,在思想和其他方面他也没有受到这两位教授的影响。 

  余话 

  据说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除了读他的本行哲学之外,也特别关心军事,还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的三卷本《战争论》(Vom Kriege, Hinterlassenes Werk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Bd. 1-3, bei Ferdinand Dümmler, Berlin 1832-1834)。这为他后来有关战争的评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战局有理有据的分析,多来自在德国的苦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乔冠华在蒂宾根大学留学的同学、曾任第十九军参谋长的赵一肩(1898—1946,原名良勋)的鼓动下,在毕业论文获得通过后,于同年底只身离开德国,过境到法国巴黎,乘“霞飞号”游轮回到香港,又从香港回到了广州,担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的上校参谋。同年10月广州沦陷后,乔冠华在香港主编《时事晚报》,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共写了50万字的评论文章,其中有一部分被收录在了他于1983年、1984年编辑出版的相关评论集中。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1935—2008)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四年后的1933年,他(乔冠华——引者注)从清华毕业时年方二十。他充满革命激情,东渡日本,西赴德国,执著地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真理。1937年他从德国杜宾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参加抗战时,他终于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了。”我想,这样的一个评价是有其道理的。 

  1963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由乔冠华起草的《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针对的是苏联与美英政府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中国政府认为这个条约的实质是不许中国拥有核武器。这篇声明在论述到中国人民的远大志向根本不是苏联人能够明白的时候,引用了?《庄子·秋水》中“惠子相梁”的故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其后乔冠华指出:“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人各有志,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尽管从1937年之后乔冠华就投身到中国的革命中去了,但可以看得出哲学对乔冠华的一生是有影响的,他晚年的口述回忆中也承认,“我在学哲学,在念那样一些古典哲学、西洋哲学的书籍以后,尤其是后来我感到是受益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