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书，三种历史——李济与安阳的难解之缘
一部小书，三种历史——李济与安阳的难解之缘
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发掘时，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从左到右）在安阳
《安阳》（英汉对照版），李济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75.00元
今人阅读李济撰写的这本《安阳》兴味依然，我想必有深层原因。其中一点恐怕就是李济本人的传奇一生以及与安阳的难分难解缘分。安阳殷墟的“考古科普”从此将再难寻觅如此身份的大腕作者。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副所长说过：“也许今天在具体观点上李济已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因为考古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科，尤其是史前考古学，今日之是乃明日之非，已成为我们的生活常识。但是李济那恢弘的视野，是今天我辈无法企及的。”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在继出版李济先生（1896—1979）《中国文明的开始》之后，近日又推出了他的另一部著作《安阳》。此书是被誉为中国人类学之父、中国考古学泰斗的李济（张光直在《李济著〈安阳〉一书评介》里的用词，原文两词分别是father和dean），80岁开始撰写的毕生最后一部专著，书里书外颇有些故事。我觉得书里写的是殷商文明史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史，而从英文版到今天这部双语本的出版，则可以作一种社会文化史来思考。
Anyang：A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1977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日本新教育图书公司出版了国分直一翻译的日文版，名为《安阳发掘》。这本通俗考古读物，李济原本并不打算以中文出版，而很长一个时期内也确实未见中文版。不过，从1990年起到现在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中译本，其中就有经李济先生的长子李光谟校订的译本，该本由商务印书馆等多家出版社刊行。
《安阳》的写作是先拟出提纲，由李济口述录音，助手整理成文之后再交作者审定。李济在书出后给他的得意门生张光直（1931—2001）的一封信中说，“写这本书时常在病中，……虽有一大概秩序追寻，实际上只是想到哪，就写到哪了”。信里还称张光直为“最能评议这本书的人”，请他直截了当发表意见。（《李济致张光直》[1978年1月16日]，见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
《安阳》全书共计15章，前8章回顾1928—1937年间安阳殷墟发掘的前前后后，包括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抗战中及战后殷墟文物的长途辗转、研究人员在颠沛流离的情况下继续锲而不舍地进行殷商文化研究等；后7章则“对迄今为止关于安阳出土物的各种专门研究作个简要叙述”（参见该书第九章）。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被看作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开端，它使中国的“信史”得以上溯将近千年，而这个遗址也成为传世文献与地下发掘物相结合研究古史的一个关节点。无论对于中国通史还是中国考古学史，安阳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安阳》出版之后，英语学术界反应迅速，业内专家在Science（《科学》）、Man（《人类》）、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长短不一的书评。其中张光直的一篇最长（10页）。评论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这是安阳发掘的领导者本人所作的叙述，是其几十年来工作的一个总结，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历史意义。
李济的老朋友、费正清的夫人慰梅（Wilma Fairbank），曾对《安阳》的原稿作过仔细的审读和润色。在此书出版不久与李济的一次通信里，她写道：“你的关于安阳发掘的那本书最使我满意的一点，就是它永久地记载下你成年后的经历，即你和你的同事们在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发掘工作和随后的研究工作中的经历。”（《费慰梅致李济》[1978年2月20日由美国坎布里奇寄台北]，载李光谟辑：《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后来，李光谟读了父亲此书的感受则是：“……写作《安阳》时的李济，是在把他毕生关怀的安阳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生命来写的，也是倾其毕生的心智写成的。文字笔调上的净化，更体现了他人格的升华。”（李光谟：《〈安阳〉一书提要介绍》，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
英语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针对书的后半部（第9—15章），论者大多以为它缺乏1949年之后对于安阳以及其他地区的商文明（及同一时段并存的诸多异文化）的描述和评论。显而易见，这固然是缘于1949年以后“他迁居台湾而离开中国考古事业的主流”（张光直语，见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不过，也很可能是出于作者特立独行的处事方式。据猜测，可能是由于书中许多事实材料和论点在他的其他中文论著中已多处涉及，而且更加详细的缘故。（参见李光谟：《李济和他的〈安阳〉》，载李济：《安阳》）
李济去世后不久，张光直在英文期刊《世界考古学》（1981年第2期）上发表的《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中，对先师有很高的评价。张先生指出李济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一生坚持以使用第一手的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而非过去写在书上的教条）为信仰和立论的依据；他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所作的解释；他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张先生还作出一个足以警醒同道的断语：“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陈星灿译，载《考古与文物》）
英文版《安阳》出版之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不过，中外之间的考古学术交流在高层次还不是完全隔绝的。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该书出版次年就读到了，他在日记里写道，“1978年12月24日 星期日……阅李济《安阳》一书（pp.1-293）。”（《夏鼐日记》，第八卷）而且，1979年夏鼐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中还不点作者名字地提到此书。（原文是：“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引者按：即指挑选李济来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并主持殷墟发掘。]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后者本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还说他自己在国外所接受的训练是人类学，但是由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考古学家[《安阳》，1977 年英文版，第38页]。”）当然，一般学者能够方便了解到英文版《安阳》的信息还要等上几年。1982年，张光直书评的中译本才在内部发行的《考古学参考资料》上刊登出来。
最早推出中译本《安阳》应该说是与纪念殷墟发掘60周年、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相关（参见胡厚宣先生为苏秀菊等译本所作的序，落款时间是1988年10月30日），也是借助这股东风，一度消失的大师李济重新回到大陆学术圈。
李济著作等身，其中与安阳有关的论著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位被弟子张光直称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转引自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始终关心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清两点，李济的安阳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重建中国上古史并非李济终生的唯一追求。以1990年张光直在选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时的思考，他把老师的主要贡献归结为四方面：（1）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人类学途径；（2）现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初期发展方向；（3）殷墟发掘与中国古史；（4）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参见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后记》，载李济：《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李济的事功在新世纪的大陆考古界和公众生活中被“不断地重新发现”。200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四川作家岱峻的《李济传》。2010年，凤凰台播放了口述史式的影视片《我的中国心·梦断安阳》。2012年，历经几十年磨难之后，以李济命名的“李济考古学奖”终于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举行了首届颁奖仪式。
安阳殷墟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一直在向前发展。1976年发掘妇好墓、1991年发掘花园庄东地甲骨、1999年发现洹北商城、2006年殷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样的历史年表可以开列得更细更长，足以叫人眼花缭乱。（参见段振美：《殷墟：从考古遗址到世界遗产》）然而，今人阅读李济撰写的这本《安阳》兴味依然，我想必有深层原因。其中一点恐怕就是李济本人的传奇一生以及与安阳的难分难解缘分。安阳殷墟的“考古科普”从此将再难寻觅如此身份的大腕作者。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副所长说过：“也许今天在具体观点上李济已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因为考古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科，尤其是史前考古学，今日之是乃明日之非，已成为我们的生活常识。但是李济那恢弘的视野，是今天我辈无法企及的。”（转引自岱峻《李济传》）
李济认为，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采用一套“心理学+双语研读制+人类学”的方法。（参见李光谟为《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汉双语本所撰的序言）外研社出版《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英汉对照本，说得上是对他这种主张的很好回应。李光谟老师托我写几句推介的话。我侧重于学科史的角度，综合他人成说，谈点个人体会，希望引起更多读者关注《安阳》，走近李济，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艰辛和学人经历的种种坎坷。
本版主要内容
- 一部小书，三种历史——李济与安阳的难解之缘胡鸿保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