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小说家理查德·鲍威尔斯

“从书面到台面”──台湾莎学谈

作者:魏策策第345(2013/03/05)期

 
豫莎剧《量·度》剧照


 
豫莎剧《约/束》剧照



  台湾大学彭镜禧教授一直致力于莎士比亚学研究和交流,曾创办“台湾大学莎士比亚论坛”,在海峡两岸莎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2012年秋,华东师范大学魏策策就中国莎学的话题对彭教授进行了访谈。现摘录部分于此。 

  魏策策: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进入大学课堂,从晚清起,西方文学就是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存在,所以最初的西洋文学是分设在国学门课程之下,这个传统留存至今。大陆的外国文学研究,就由外语系和中文系分别承担。外语系的学生对外文原著的把握是其优势,但往往缺乏汉语功底;中文系的学生虽能对外国文学有更多学理上的提升,但无法深入骨髓理解外国作品和文论的细部,莎士比亚研究的缺憾在此。台湾的情况如何? 

  彭镜禧:台湾的国文系和外文系职责明确,外国文学研究都隶属于不同的语种之下,莎士比亚课程隶属外文系,要求研究者必须读原典,但操作起来也不理想。1977年我从美国回来,外文系学生有一百多人,侨生三十多人,多半学生上外文系的理想不是为了做文学研究者,而是把磨练语言放在第一位,学生抱怨文学课太多。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措施是把学生分为甲乙两组,把志趣不在文学的同学编为乙组,课程方面也相应地把“读莎士比亚”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 学界急功近利之风难消,不过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学生都去作学术研究,这不现实。我带莎士比亚课程,上课一般采取讲授加讨论方式,每教完一个剧本,课后会有小型的随堂考试。学期结束后的考核方式很多样,朗读、背诵、演戏、写短文等可以由学生任选,也可以续写莎剧,改编莎剧,把给定的莎剧改头换面,期末也有paper。研究生的教学不同,尤其是讲剧本,我会先考ID(Identification),就是列出该剧重要台词,要求学生指认说话者是谁,再教课,一方面促进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水准和需求,调整授课的方向,另外我会引导学生关注莎剧译本的比较,这有助于他们理解原文。 

  魏策策:好的莎剧译本与课堂教学息息相关,能帮助学生鉴别译品、理解翻译的奥秘,您译注过《哈姆雷》,在台湾,一般读者接触莎士比亚也是从梁实秋和朱生豪的译本开始吧,遗憾的是,这两个足本都是散文的形式。2000年大陆方平老师编的《新莎士比亚全集》译本力求“以诗译诗”,并顾及到了莎剧的舞台演出。翻译始终是莎学研究的薄弱处,周兆祥老师很推介卞之琳关于《哈姆雷特》的译文,您认为卞之琳的诗体译本,能否称得上理想的译本? 

  彭镜禧:卞之琳是一位优秀诗人,他的翻译比较高明,顺口明练。在英诗韵学中,诗节奏的建构规则叫音步(foot),重音可能落在某些音节上,产生韵律期待。叶公超和孙大雨曾谈过“音组”,闻一多所言的“音尺”,卞之琳、何其芳的“顿”都是为新诗建行的单位。 
  
  卞之琳有多年译诗的经验,用五顿一行来译莎翁的五音步、抑扬格素体诗,尤其是行数、句式,很贴近原文。莎士比亚的无韵体诗一行里面有四五个顿,读起来会感觉到节奏美,卞之琳很有翻译意识。我常告诉学生译诗前后都要朗诵,体会韵律美,译品要能经住朗诵的考验。用散文翻译诗剧就太放松,所以梁朱的译本没有约束,不是理想的译本,方平的译本是里程碑式的莎译,但诗句略过于白。不过方平的译本也展示了莎剧逐渐向舞台表演转变的趋势,也是莎学研究不断贴近莎士比亚原貌的努力。 译莎很有难度,永远没有完美的翻译。我写莎评的动力很大程度是基于对现存翻译的不满。好的莎剧译本,需要很好的注释。莎士比亚在西方是一个源源不断的文化工业,英文版也在不断更新,主要在于收进最新的学术研究。翻译就要用最近的版本,市面上有阿登版(Arden)、剑桥版(Cambridge)、牛津版(Oxford)、诺顿版(Norton)等等,不仅批注详尽,导读也反映了学术潮流,例如近年来对演出日益重视,这些新版的剧本就添加了演出历史与图片。这是梁实秋和朱生豪两位成于大半个世纪以前的译本无法比拟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就是把好的译本集合起来,共同修定,努力还原莎剧的本来面目。比如卞之琳的悲剧、吕建忠翻译的《马克白》就很好。 

  魏策策:这个点子很好,优秀的翻译是理解莎士比亚的金钥匙。尽管兰姆认为莎剧不适合上演,但莎学研究的趋势是“从书面到台面”。我看到了您推广经典与普及莎学的努力。2004 年您任台大文学院院长时,曾成立“台大莎士比亚论坛”,建立台湾莎士比亚研究资料库,加强了台湾莎学与世界莎学的接轨。2009 年与2011 年分别得到“英国莎士比亚学会”与“美国莎士比亚学会”主动邀约,团体出访。这些努力有什么国际性影响? 

  彭镜禧:我常说,演出莎士比亚是很讨巧的事,因为莎士比亚的声名不需要宣传,也不需要版权,但是也很有挑战,观众会有较高的期待视野。面对台湾的莎学和剧场,我首先想到要把台湾莎学界的力量聚拢起来,改变散兵游勇的状态,就产生了“莎士比亚论坛”的想法。借此整合其他校内单位以及校外力量,还与剧场界(台湾豫剧团、台南人剧团、当代传奇剧场、国光剧团等)合作,取得一定成绩。“台大莎士比亚论坛”到现在已有八年时间,在东亚莎学界已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知名度,遂能于2009 年与2011 年分别得到“英国莎士比亚学会”与“美国莎士比亚学会”的邀约,在他们的年会上演出台湾师范大学陈芳教授和我改编自《威尼斯商人》的《约/束》,并作专题讨论。2012 年6月,论坛还成功举办了“跨媒体的莎士比亚”国际研讨会,还与台湾豫剧团共同推出与陈芳教授合作、改编自莎剧(Measure for Measure)的新作《量·度》(朱生豪译为《量罪记》)。对论坛出力最多的是现在的召集人雷碧琦教授,她是“台大莎士比亚论坛”国际化的最大功臣。 

  普及莎士比亚是我们的目标,除了翻译,普及的重要一点就是戏剧表演。我开过全校性的莎士比亚课程,但莎士比亚不能只在学院里边高谈阔论,而要结合导演演员,呈现给观众。我个人觉得到现在还不太成功。我这三四年来曾经和陈芳老师合编“豫莎剧”。她是传统戏曲和当代剧场的杰出学者,也曾经旁听过我的莎士比亚课。她向台湾豫剧团提议,用我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改编。我负责选段、结构,陈芳老师负责中文改写与唱词新编,尽量在主轴、重点、主题部分尊重原著,和豫剧团合作演出。目前完成的豫莎剧有从《威尼斯商人》改编的《约/束》(2009),《量·度》(2012,话剧本2011年由台大戏剧系先行公演)。我退休后多次受邀到大学和高中演讲,演讲主题是英诗和莎士比亚。过去两年大概有十多场,如《莎士比亚真·好·玩》、《你我的莎士比亚》、《朗诵莎士比亚的诗剧》等。 

  魏策策:您可能会在一些年轻朋友心里种下莎士比亚的种子,他们以后不一定从事莎学研究,但是莎士比亚可以作为精神财富享用一生。您曾在大陆多地讲学,有什么特别感受?您在西方文化中受教育熏陶,相较之下,您觉得内地的莎学研究状况如何? 
  
  彭镜禧:西方学者很少参照中国的研究成果,主要也因语言的隔阂。但他们喜欢东方改编的戏剧和影像作品,David Bevington就曾称赞Akira Kurosawa(黑泽明)的Throne of Blood(《蜘蛛巢城》,1957)。演出的力量比书籍大。我曾在广西、武汉等地和复旦、上外、苏大、南大、北大、湘潭大学等学校交流。刚去不习惯,内地莎士比亚的研究者很多是中文系的老师,根据朱生豪的译本发论,其实研究的是翻译文学,跨文化的研究都被从宽广的层面上谈,很多潜文本无法深度研究。因为读中文和英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研究莎士比亚一定要阅读原文,进入原典欣赏莎剧,才可以谈出新意。 

  魏策策:您所说的“跨文化”是怎么界定的? 

  彭镜禧:不同文化在接触时会跨出自身的疆界,与对方发生互动或干扰,文化的互动是个变动的过程,结果就会形成文化的杂糅。《约/束》是对莎剧的改编,也跨出了豫剧的框架和程式约定,比如扮演夏洛的王海玲,跨行当在角色中融入老生、净角、丑角等元素,还耍算盘,开发了豫剧中的新道具。她塑造的夏洛是世界莎剧中这个角色的独一个。这种跨文化的演绎,着重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来生发新意。而剧本改编的成功与否就要交给剧场和受众检验,能在中国传统中站住脚才算成功。 

  魏策策:中国传统戏曲如果不经过改编也会沦为书斋剧,成为化石。莎士比亚就是在这种文化旅行中散发活力的,如果全盘搬演莎剧,会和当今语境形成时空观念上的断裂,这种跨文化改编是一种调适策略。 

  彭镜禧:对,改编必有保留有舍弃,莎剧的精华不能遗失。莎剧对人性的描写十分深刻,其中宽恕的主题就是精华之一,莎作中“自由”的思想也是其精髓,是全世界的精神财富。我觉得台湾还需要莎士比亚,莎剧直到现在还能和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对话。大陆的莎学研究也不断与世界接轨,在十几年前,大陆学者的文章很多还是以马列观点切入,现在不同了,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等多元视野都彰显出来。大陆的莎士比亚活动比台湾多,有很多学会,研究会,定期组织活动,演出很多,国际戏剧节也举办了很多次,台湾莎士比亚相关活动就少一些。另外大陆学生的认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记得有一次在南京大学演讲,11月天,很冷,早上8点的讲座,结果教室挤满学生,讲座后还有兴趣和我探讨。所以回来我就鞭策台湾的同学要加油,向大陆的同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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