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群社的学问与诗情

乐群社的学问与诗情

作者:钱婉约第349(2013/05/08)期

1930年3月,正是草长莺飞的早春时节,在日本京都郊外瓶原村的一处山岗上,京都大学支那史学教授内藤湖南退休后栖居在这里,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天,老友长尾甲(雨山)、狩野直喜(君山)、小川琢治(如舟)三人,造访恭仁山庄。从京都城里来到这个处于京都和奈良之间的农村,即使不算长途跋涉,也还是需要一番舟车劳顿的。客人诚意可感,主人竭尽热情。他们在恭仁山庄饮酒作诗,论学评画,宾主尽欢,直到日影西斜,还觉不够尽兴。于是,几位学者即兴约定,经常举行这样的见面会,组成同仁社,并为之取名“乐群社”。 

  内藤湖南有文记录这次活动,汉文写得颇有明代小品之韵: 

  乐群社诗草引 昭和五年 

  余自卜居恭仁数岁,与农夫虑水旱,与臧获谋桑麻,离群索居,日已久矣。虽有来访者,亦鲜以艺业相磨励,问学之道,益就荒落。庚午春仲,雨山翁与君山、如舟二博士见访,谈论经史,讥评金石书画,自朝及昏,麈谈不罄,各赋五言四韵诗数首,以述其怀,相与欢然,有遗世之思。因相约春秋佳日,载酒携肴,访幽探奇,流连光景,庚兹盛会,庶不负斯生矣。名之曰乐群之社。呜呼,使余枯寂余生,油然有死灰复然之怀者,非以斯乐欤?内藤虎。 

  这一年,长尾66岁,内藤64岁,狩野62岁,小川60岁,年龄最小的小川也到了退休年龄。这些京都中国学研究赫赫有名的大家,不顾花甲年迈,风流雅集,其汉学情怀,可窥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问学之道,益就荒落”,“使余枯寂余生……”等,不过是自谦自抑之语。内藤1926年从京大退休后,受聘为京大名誉教授,历年来仍在京大开课,作史学系列演讲等,并不断有著述问世。1927年,王国维昆明湖自沉,内藤、狩野等人发起组织了京都的王国维追悼会及相关活动。1928、1929年,内藤又先后在恭仁山庄接待中国来访的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为晚清维新名士,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傅增湘亦为民国文化界极有影响力的大学问家、藏书家。可见,山庄虽偏,斯此乡间,何陋之有?退休余生,岂曰枯寂?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来访内藤的三位中国学研究者。 

  狩野直喜和小川琢治是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同事,他们同时是京大中国学研究的大家,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引领当时的学术研究,形成名震一时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狩野是支那哲学和支那语学与文学的首席教授,他以乾嘉考据学为出发点,上溯两汉经学,下逮明清戏曲,作出《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以及《支那文学史》《支那小说戏曲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 

  小川是人文地理学的首席教授。在20世纪初期,地理学还是刚刚兴起的学问,从东京大学地质学科毕业的小川,成为日本最早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为京都大学和日本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他著有《支那古代地理学史》《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等著作。更富传奇性美谈的是,他养育和造就了“京大三杰”,这就是他的次子贝塚茂树、三男汤川秀树、四男小川环树。贝塚茂树是京大支那史学科的第二代著名学者,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汤川秀树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京都大学更是整个日本的骄傲;小川环树也是京大教授,以研究中国文学见长。 

  狩野、内藤、小川执掌京大中国学的时代,正值20世纪的头30年,由于他们的存在和带动,造就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黄金时代。这期间,正是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政治和文化运动的变革时期,他们对中国时局与文化的变迁也多有关注。比如,内藤对武昌起义和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是表示支持和寄予期望的,狩野则表现了明确的保皇态度。而对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一味推翻传统文化的做法,他们基本都取反对的立场和失望的情感。在学术上,他们联系更多的是清末维新派大臣和入民国后的遗老学问家。如罗振玉、王国维,如文廷式、张元济,如柯劭忞、王树枏。1910年,在时任学部官员的罗振玉的书信告知下,狩野、内藤、小川三教授曾与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五人,受京大派遣,一同到中国北京,调查收归学部的敦煌卷子和内阁大库文献情况。他们回日本后,作成《派遣清国教授学术视察报告》一文,在《朝日新闻》上配图大篇幅地刊发,推动了日本学界经久不息的“敦煌热”,也开启了日本领先于中国的早期敦煌学研究。1911年辛亥革命后,罗、王避居京都,也是出于狩野、内藤等人的邀请和热情安排。 

  长尾甲年最长,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02年毅然辞职,移居中国上海,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室主任,参加中国新式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2年。他精通汉学,对中国书画、金石尤其情有独钟,且造诣深厚。他自己也收藏书画金石,对之颇有研究。 

  去年11月,我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查阅资料时,发现了这次3月份雅集的诗稿,教授们的诗分别写在印有“乐群”字样的不同颜色的彩色信笺上。长尾年最长,为这次诗会确定诗型和声韵,为五言八句诗,押痕韵人臣辙。 

  长尾的诗写在粉红色的信笺上,共四首,这里选两首,录如下: 

  庚午春分后四日,携狩野君山、小川如舟二博士,过内藤湖南博士恭仁山庄: 

  华朝过十日,景物渐宜人,新柳未飞絮,残梅已成仁。 

  研经稀出户,听鸟始知春,此境惬高隐,山川净绝尘。(之二) 

  白首穷经意,聊将学古人,凭君启茅塞,蹩躠岂吾仁。 

山树先承日,涧花常后春,守愚为市隐,愧混九衢尘。(之三) 

  狩野的诗写在浅蓝色的信笺上,是两首五律,选其一: 

  庚午春日,携雨山、如舟二君访内藤湖南先生恭仁山庄,雨山有诗,即和其韵。吟定。 

  园林风日丽,鱼鸟自亲人,避俗非傲世,会文聊辅仁。 

  霭烟笼远水,梅柳照阳春,莫怪低回久,明朝又混尘。(之一) 

  小川的诗写在淡青色信笺上,两首五律,录其一: 

  庚午春日,陪雨山、君山两先生访湖南先生恭仁山庄,次雨山先生韵,呈主人。 

  城外幽栖地,田间耕读人,清标同水洁,真性乐山仁。 

  林鸟方呼霁,野花好弄春,从游饶逸兴,濯尽组缨尘。(之二) 

  内藤的两首是这样的: 

  炷香仍扫室,倒屐迓高人。经术孔冲远,风怀米友仁。 

  群禽鸣永昼,百卉值阳春。观物兼谈艺,胸中无一尘。(之一) 

  聊释索居怀,敲门有故人。川原连诺乐,烟霭照恭仁。 

  寺古钟声远,宫墟草色春。啣杯且缓坐,前路尽红尘。(之二) 

  在此“新柳未飞絮” 、“景物渐宜人”的早春,山中的花尚未尽数开妍,只有残梅和新绿呼唤着阳春。在这样优雅僻静而又充满生机的幽居环境中,四位饱学之士,衔杯品茗,“会文聊辅仁”,“观物兼谈艺”,彼此沉浸在棋逢对手的学问讨论中,也表现出遗世独立、不与尘世混同的自洁与标高。 

  乐群社的第二次雅集在京都市内的细川侯别业怡园举行,内藤有诗曰: 

  庚午六月二日,同雨山、君山、如舟三公会于细川侯别业怡园,赋此。 

  名园来借榻,贫贱尽堪骄,倚石时披发,题诗复辟蕉。 

  这里的细川侯,是指明治时代贵族院议员细川护立侯爵,怡园是其在京都的别墅。细川家本为江户时代熊本藩藩主,狩野直喜亦为熊本出身,祖上曾“世为细川氏臣”。废藩置县后,细川家族虽然不再拥有藩主大名的特权及地位,但狩野直喜对细川家后人依然以臣下之礼相待,还曾为细川护立之子讲授中国文学。上世纪90年代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即为护立之孙,这是后话。在这样的名人名园里,内藤却是无论“贫贱”,“倚石时披发,题诗复辟蕉”,很有点魏晋遗风了。 

  第三次雅集,是同年的11月,在京都东山山麓的诗仙堂举行。这次雅集除了四翁外,另邀一位客人——来自中国的白坚。白坚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在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北京临时政府任职。他热衷金石书画的品鉴和收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作为中间商,将中国善本珍籍、书画卷轴等文物,倒卖给日本行家。如他促成了羽田亨买下李盛铎藏敦煌卷子,又将稀世珍宝的“唐写本《说文》残卷”卖给内藤湖南,成为使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不光彩人物。他这次来,带来了《东坡颍州祷雨诗话》墨迹原件展示,四翁披览良久,叹为稀世秘珍,并即兴赋诗。白坚亦有和诗,目前均收藏于“内藤文库”。日人诗略过,白坚诗抄如下: 

  前月廿七日得陪清宴竟日,欣幸何可言喻。生平未曾作诗,而君山先生有诗,不可以不和。爰不揣其陋,敬步其韵,藉乞教正。12月2日。 

  西洛四君谁可群, 

诗仙堂上共微醺。 

  青山有地容幽迹, 
  
  红叶无声下古坟。(原注:堂侧有丈山高士墓。) 

  时向瓶原寻异字,(原注:内藤博士居瓶原村,藏书甚富,中土所无之籍,往往而有。) 

  还遇学院叩奇文。(原注:狩野博士开东方文化学院,有泮宫壁水之规。) 

  愿同鸭水为盟约, 

  许我分邱看夕醺。 

  可见白坚对于这些日本的中国学大家,不仅推崇其学问地位,更兼追捧之态,因为这些人正是他贩卖书画的买家或潜在买家,虽然这次雅集并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买卖。 

  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学者,向来多采取与中国密切联系的治学态度,包括主张赴中国留学,到中国作实地考察和文化接触,较多地与中国学人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趋同于中国学者的学术方法(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学问旨趣(如金石书画鉴赏、汉诗创作),等等。乐群社的活动,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这一点。

本版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