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的夫子
他乡的夫子
奚如谷与伊维德合作翻译的《西厢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ASU）坐落在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的首府菲尼克斯（Phoenix，凤凰城），该校中国文学系近年来逐渐成长为美国西部的汉学重镇。笔者负笈游学此地近两年，想到张西平先生有本书名叫《他乡有夫子》，于是借之为题，着墨描绘一下这里可爱又可敬的夫子们为人为学的逸闻趣事。
一
中国文学系主任是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元明戏剧研究的名家奚如谷（Stephen H. West）。他早年游学澳大利亚、德国、荷兰、中国、日本等地，可运用中文、德文、日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多国语言治学。他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老师柯润璞（James I. Crump）是美国元杂剧研究的鼻祖。奚如谷十年前从加州伯克利大学（UC Berkeley）来到ASU创立了汉学系。年近古稀的他高高的个子，长着白白的胡子，身体微微发福，俨然一副联鬓美髯貌。和他第一次合影后，他对我说：“传给你的父母看，说你找到了真正活的圣诞老人。”奚如谷本身就是一部戏，文采好，口才好，不拘小节，颇有“魏晋名士”的风范，也可将长期浸染于通俗文学的他比喻为一部古代“类书”，广博繁杂，雅俗共赏。
开学典礼时院长第一个请他用中文讲话，他谦逊而幽默的开场白是：“说就说，死猪哪有怕开水的道理？”讲《诗经》时，他号召大家要真正地在大自然中住上三年，这样才能对话天地，认知古今。讲《史记》时，他会随手画出士兵巡更的“刁斗”和项羽突围的“战形图”。一次在阅读宋朝笔记时碰到“招子”一词，我们面面相觑不会翻译，他又顺手在白板上勾勒出一席迎风飘飘的“酒帘”，并自问自答：“如何来证明《清明上河图》中第一家酒店在乡野？这就是证据。” 他在未发表的书稿上曾写有一句话：“Rough Draft: For Citation Only Over Author’s Dead Body.”（只是草稿：若想引用，除非先弄死我！）我们叫他“奚/西爸爸”（West Father），可他常称呼师母为“你们的West King Mother”（西王母），并解释说，“加一个‘王’字，我也可以沾点仙气。”在讲解杂剧《月明和尚度柳翠》时，为了体会和尚规劝妓女从良时的苦口婆心，他要求我们像“正末”一样将发语词“啋”演出来。但无人能让他满意，即“充满戏味”，最后他索性自己来演绎这个字：“啋！”双手一摊，眉头频皱，一脸无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家在被逗笑的同时，也深深感动于他追求原汁原味古典文学时的痴与爱。
奚如谷在宋、元、明文学领域有诸多建树，文章篇篇经典。他的翻译水平更是炉火纯青。作为第一译者，他与哈佛大学的伊维德（Wilt Idema）合作翻译弘治岳刻本《西厢记》（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完成了学界公认的最佳英译本，就连“西学”大家蒋星煜先生都撰写长文赞叹不已。奚如谷还曾与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博（Herbert Franke）交往甚深，亦师亦友。奚如谷与田浩合著的第一本书是《女真时代的中国——金代思想文化史论集》（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序言正是傅海博所作。去年12月，奚如谷在ASU召集了中、美、韩、英四国近二十位研究戏剧文学的顶尖专家学者，共同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台上、台下’：中国文学中空间、文本与表演之互动”。这一研讨会群英荟萃，北师大的郭英德、中山大学的康保成、上海戏曲学会副会长朱恒夫、香港中文大学的华玮、台湾大学的曾永义、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的王瑷玲等都参加了会议。
二
现任“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院长的高德耀（Robert J. Cutter）曾任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东亚研究系的主任，是研究“建安文学”和“三国”历史文化的专家。他有着德国人的严谨与深邃，又有着美国人用功实干和力求完美的态度。虽身为整个学院的大BOSS，但他平时上课依旧一丝不苟，治学异常认真扎实。他对于曹植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一次课上有学生贬低曹植的人品，他说你可以表达观点，但也必须有证据能证明观点的合理性，接着就逐一列举曹操25个儿子的优劣，来证明曹植的好，听得大家目瞪口呆。学生在课堂上与其说是听课，不如说和他一起做学问更合适。他对于大家的解释和翻译从不轻置可否，说理必索证据，翻译定求信达。他低头默默解读文本、推敲词句的神情，非“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不能形容。中华书局曾出版他参与翻译的自己的英文著作《斗鸡与中国文化》（The Brush and the Spur: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ckfight），书中运用大量各朝史料，通过“斗鸡”来审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特点，颇值得一读。
美国“两边”的汉学传承相对较好：东边的“常春藤”系列学校，和西边的加州系列学校，也包括高德耀的母校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一次他谈到学术经历，说自己受益于两位导师，一位是定居美国的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儿子。高是其最后一任弟子，高非常崇敬他，对其评价甚高。另一位是康达维（David Knechtges），康是研究《文选》的泰斗级人物，其英译本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认可和赞誉。因此高德耀是经欧美两种传统浸染而成长起来的优秀学者。美国汉学界两个最重要的学会，一个是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另一个是美国东方协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其西部分会的年会在全美古代文学方面是最权威的代表，高德耀任会长。赶巧去年11月的年会也在ASU举行，各路豪杰论剑于此，也着实让我们大开了眼界。
三
在ASU图书馆“亚洲宗教”区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如果书页有淡淡的熏香味，那这本书的底页上定有“柏夷赠书”字样。美国研究道教“灵宝派”的专家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师从道教名家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他曾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执教多年，在中美道教界相当知名。柏夷被引用最多的长论文《〈灵宝经〉溯源》（“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是在学生期间完成的，一经发表便引起学界瞩目。他在《早期道教经典》（Early Daoist Scriptures）一书中单枪匹马地翻译了诸多道教经卷，包括《老子想尔注》。而后他十年磨一剑，出版第二部专著《先祖与忧虑》（Ancestors and Anxiety）研究亡魂和仪式问题。柏夷的中文和日文水平都很高，去年3月，四川大学考古学院白彬来ASU作“三星堆考古”的报告，柏夷现场对中英文专业学术词汇的转换驾轻就熟，讲座和翻译相得益彰。后来得知他早在大学时代就已为到访美国的汤一介先生作过演讲口译了。柏夷在课堂上总是幽默风趣、激情四射，法文、日文、梵文、巴利文时时点缀他汪洋恣肆的讲解。某天晚上我们正讨论道教“尸解”问题，突然门被风刮开了，吱呀吊诡的声音吓得胆小的女生倒吸冷气不已，柏夷见状便用中文说：“有鬼吗？我才不怕，因为我是洋鬼子。”于是四下里一片会心而放肆的大笑。去年11月，应柏夷的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携北京白云观道教乐团来ASU访问，举行了一系列研讨会，赠线装本《道藏》全集，并表演了难得一见的道教仪式和音乐。
柏夷家里每周一晚都会召开“读经会”，不分种族、性别、年龄、信仰，只要感兴趣谁都可以参加，一字一句读译《道藏》经典，青灯长卷书案，人人香茶一盏。讨论中我们会为某人某句精辟的解释而击节赞叹，也会因不同的阐释而争得面红耳赤。这是一个了解美国人解读中国文化的窗口，也是中美道教界交流的平台。每逢有道教界人士访美，第一站必是到他家里参加“读经会”，有沈阳太清宫的道士、大陆和台湾访美学者、俗家的洋修士、痴迷道教版画艺术的哈佛学生等等。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刘固盛曾在读经时不禁赞誉：“柏老师的语言天赋真是了得！兴趣真是最好的老师。”柏夷说：“也不全对，你要看看我床底下那几箱子手抄卡片吗？”
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从历史系加入汉学系的田浩（Hoyt C. Tillman），他是研究宋代思想史和朱熹的名家，余英时先生在哈佛执教时的高足，也曾受教于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毕业后一直在ASU传道授业。老先生汉化得很厉害，活脱脱一位古代士大夫，谦和、隐忍、有担当。在做博士论文研究“陈亮和朱熹的辩论”时，他与北大的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交往甚密。
田浩名声享誉中西学界，每年有不少访学者慕名跟随他学习研究。但他半点架子都没有，十分平易近人，会主动和你用中文谈话，如果是英文，他会说得比你还慢，让你的紧张和不适感顿然消失。在课上，田浩注重学生独立和发散思维的养成，鼓励各抒己见，并且强调要有问题意识。一次我对一个研究课题的选择不是很确定，他在办公室耐心无比地帮我把材料条分缕析，谈到中午就邀我一起吃饭，期间给我讲他做学问时曾遇到的困难，他说真正的学者要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感。他回忆自己曾与余英时先生去台湾拜访师公钱穆先生，当时他刚刚对“朱熹”的课题产生兴趣，可得知钱穆先生正在写《朱子新学案》后不免心头一凉，然而他并未轻易放弃，于是写就了在学界甚有影响的一部力作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中译本以《朱熹的思维世界》为名出版），之后余英时先生也从另一角度写了一部《朱熹的历史世界》，来继续探讨田浩书中延伸的问题。去年5月份，在田浩的召集下，ASU组织了美国首次有关朱熹经学的研讨会“朱子经学及其在东亚的流传与发展”，邀请了包括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世界朱氏联合会秘书长朱杰人，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严佐之，台湾经学大师林庆彰等在内的大陆、台湾地区、德国、日本的专家学者，为朱熹经学研究与交流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田浩的父亲是飞机机械工程师，早年并不支持他从事人文研究，说：“Philosophy is not bread.”（哲学不能当饭吃。）田浩经过18年努力求学、勤恳任教，获得终身教职后对父亲说：“Philosophy can be bread.”（面包可以有。）
ASU的夫子们仍在孜孜不倦地书写着他们学术和人生的精彩篇章。“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求索路上，知识、方法与视野同样重要，能同时受教于四位卓越的学者是我辈之幸。虽然都是地地道道的洋人，但其为人为学所散发的沁人心脾的芬芳，营造出一种中国传统的学术氛围和人文关怀，使置身其中者如沐春风。当审视的视角置于别样的维度时，相同的东西也许会呈现出不同的新意。我想这也正是借镜“他者”、反观自身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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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乡的夫子吴思远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