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试管婴儿——关于鲁迅译文《造人术》

鲁迅笔下的试管婴儿——关于鲁迅译文《造人术》

作者:陈漱渝第356(2013/08/28)期

美国波士顿理化大学兼职教授伊尼托尔有一处秘密研究室,专门从事人工胚胎研制。为此他耗尽了一半的资产,花了六年共二千一百九十天的时间,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惊人毅力取得了成功。在试管婴儿诞生的那一天,他眼前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在一个圆形大口的玻璃杯里,出现了一粒小玄珠。它开始蠕动,膨胀。开始时伊尼托尔怀疑他的眼睛,再细看,从这个玄珠中出现了一个隆起的东西,原来这就是婴儿的头颅;又出现了两个向上抬起的物体,原来是婴儿的手腕;接着,又萌生了一个状如双角的东西,原来是婴儿的两足。伊尼托尔欣喜若狂,似乎有一股凉气袭来。再细看,玄珠上产生了两道裂纹,出现了两个罅隙。呀,这不就是一双眼睛吗?伊尼托尔高兴得跳了起来,绕着试验室疾走。他得意地想:假如世界上有第一造物主,那么他自己岂不成了第二造物主吗? 
  我没有研究过中国科学史,但我估计以上文字就是中国介绍“试管婴儿”的最早文字,见诸鲁迅的文言译文《造人术》,笔者只是用白话文述其梗概。这篇译文曾以“索子”为笔名,发表在1905年《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上。周作人1961年8月23日致上海史料学者陈梦熊信说:“承示《造人术》,确系鲁迅所译,由我转给《女子世界》者,其曰初我者,即是编者丁初我氏。”周作人同年9月6日致陈梦熊信又说:“索子即是索士的另一种写法,至于出典则在《礼记》里的‘离群而索居’,别无什么深意。” 
    在人类医学史上,通过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产生的第一个试管婴儿是1978年在英国诞生的。因为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发明人爱德华兹教授荣获了201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但早在此前75年,也就是1903年2月,美国作家路易丝·斯特朗就在《国际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一个不科学的故事》,其中描写了他想象中的试管婴儿的诞生过程。同年日本抱一庵主人将其翻译为日文,改题为《造人术》,先后刊登在同年6月8日和7月2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同年9月,又将该文收入《(小说)泰西奇闻》一书,由日本知新馆出版。估计在1905年,刚刚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鲁迅从日文转译了这篇小说,将这项未来的生命工程介绍到科学落伍、民智未开的中国。鲁迅的译文非常忠实于日文译本,但不知何故,鲁迅只翻译了日译文的第一部分。 
    跟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不同,美国的路易丝·斯特朗并不是一位著名作家(他不是跟毛泽东笑谈纸老虎的那位新闻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他的原作描写科学家创造出人工生命之后,开始喜悦,但后来人工生命迅速繁殖,造成了社会动乱。科学家想消灭它们,却屡遭失败,结果它们自灭,世界才回归平静。在英文原著中,那个犹如怪物的人造人,具有黑人和华人的外形特征,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对黑人和华人的歧视。 
    有意思的是,青年鲁迅由于英语水平所限,对原著的内容毫无所知。他进行转译时,仅忠实于日文的译本。然而当时日本翻译界有一种不尊重原著的翻译风格,被称为“豪杰翻译”。不仅日译本《造人术》是这样,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依据的日译本也是如此;再加上鲁迅对日本抱一庵主人的译文又只翻译了一半,这样就出现了翻译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原著在翻译过程中实现了主题的转换。 
    鲁迅翻译《造人术》的目的既不是挑战“上帝造人”的宗教神学,也不单纯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更没有表现出民族歧视观念,而是别有一番深意。早在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期间,鲁迅和他的朋友就决心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改造。1906年3月他离开仙台重返东京之后,又弃医从文,想筹办《新生》杂志以促使国人在精神上的“新生”。鲁迅译文在《女子世界》发表时,周作人以“萍云”为笔名在文末加了一则按语,指出鲁迅翻译的动机是“世事之皆恶,而民德之日堕,必得有大造鼓洪炉而铸冶之,而后乃可行其择种留良之术,以求人治之进化”。这就是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女子世界》编者丁初我也加了一则按语,说他读完这篇译文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铸就新型国民固然可喜,但播恶因传谬种则可惧。铸造新型国民的主要途径乃是教育。这两则按语,实际上是这篇译文最早产生的社会效果,看来颇接近鲁迅翻译此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