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燕卜荪的爱情诗歌与同性恋情（下）
威廉•燕卜荪的爱情诗歌与同性恋情（下）
在燕卜荪的时代，同性恋还是一个时髦的事情。在他进入剑桥大学前，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同性恋遭到起诉和监禁。剑桥诗人A. E. 豪斯曼（Housman）、W. H. 奥登（Auden）等也是同性恋。燕卜荪在剑桥大学先后喜欢过洛克兰、赫克洛兹、德斯蒙德·李，他的日记中也有对鸡奸、手淫等性行为的渴望。性问题有时也是大家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在1926年5月4日剑桥学生会举办的题为“当今的青年堕落了”的辩论赛上，燕卜荪想到了同性友情，这一概念有点像D. H. 劳伦斯（Lawrence）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所提出的同性情谊。
这次辩论赛的特邀辩手卢多维奇（A. M. Ludovici）是《为女人辩护》（1923）一书的作者，他宣称，“一个自我控制的人格，就像一根潮湿的火柴，点不燃。现代青年的内敛倾向非常危险。性格的本质就是抵抗。”燕卜荪读过卢多维奇的书，知道卢氏鼓吹的是一种传统的雄性力量，以及男性对女性的不懈追求。但是，燕卜荪信仰男性友谊这一古老的希腊观念，那天晚上他以愠怒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想驳斥卢多维奇的观点；正常的男人不需要96个女人，在蜜月期间他是男人，然后在女人计划着秋天生孩子的时候，男人又回到同性恋状态，他需要男性朋友，社交夜晚，‘文明’……弗洛伊德证实，为了保证家庭延续，我们把性放到了一边，使它具有俄狄浦斯的性质；为了保证文明延续，我们再次转移目标，‘爱我们的邻居’。文明不是女眷成群。”
即使在1929年经历了真正的恋情之后，燕卜荪仍然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纠结。他不得不努力克服天性中的“厌女症”恶魔。他寻求女性的陪伴，但有时仍然被男性所吸引，在不同的性取向之间挣扎。在伦敦期间，他的老同学卡鲁·梅雷迪思（Carew Meredith）就居住在附近，燕卜荪在温切斯特公学读书时曾经讨好过，甚至可能渴望过他。梅雷迪思和他的妻子西比尔居住在梅克伦伯格广场（Mecklenburgh Square）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这里成为他们经常举行聚会的场所。据燕卜荪剑桥时期的同学约翰·所罗门（John D. Solomon）说，梅雷迪思对燕卜荪的影响“具有同性恋的性质”，至少在早年是如此。梅雷迪思的妻子西比尔对燕卜荪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1930年10月为《复义七型》举行的聚会上，她差点被他掐死。她说这次恐怖的突然袭击没有任何直接理由——“他仅仅是不喜欢我”。燕卜荪可能是在醉酒状态才对一个女人如此施暴，据他的传记作者哈芬顿说，这件事说明他对所有女人具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或者说他的行为与性嫉妒有关。
1933年，在他的日本教职即将结束之前，燕卜荪曾经企图强行与一个日本出租车司机亲热，这件事被告到警察局和他工作的学校。他向朋友解释说，日本男孩与女孩看上去没有多少差别，暗示他把那个司机错当女孩，企图否认他的同性恋倾向。但是一个与他有过较多接触的日本女教师在日记中说，她的这位英国老师有“仇女情结”，暗示他与男孩子更加亲近，而对女孩子更加疏远。燕卜荪在日本与他的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同时也在游泳池结交了一些同性朋友。他与他们一起郊游、远足、吃饭、喝咖啡、在大海里游泳、在沙滩上摔跤、到剧院看日本能剧等等。有时他还喜欢在家里的阳台上光着身子晒日光浴。他写信给他的导师瑞恰兹说，日本女性是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对他这样的西方男子的兴趣最多也是理论上的。他感到日本男人有一种幼稚病和自负心理，这对他既有诱惑，又使他感到恼火，显然他需要的是更加令人满足的伙伴。
1939年，在结束了中国西南联大的教职工作后，燕卜荪回到英国，于1940年加入了BBC的中文部，做广播监听工作，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同事。在BBC内部举办的一个宣传工作培训班上，他认识了一位叫赫斯特·哈丽雅特·克鲁斯（Hester Henrietta Crouse）的同行。她出生于南非，后来移居英国，早年在非洲学习过雕塑，后来在伦敦做过模特，开过救护车，最后在BBC非洲部任职，燕卜荪称她为赫塔（Hetta）。他俩认识后，相互都非常欣赏，于1941年12月3日在伦敦的圣史蒂芬教堂举行了婚礼，燕卜荪的兄长和姐姐，以及赫塔的同事见证了婚礼。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麦格多，一个叫雅各布。燕卜荪结婚的消息对他的朋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新闻，不是因为他娶了一个非洲女孩，而是因为结婚这事本身。他们认为燕卜荪的双性恋倾向根本不可能使他走进婚姻的殿堂。在婚礼后的聚会上，燕卜荪肯定喝了不少酒，最后在朋友们离开时，他也对赫塔说，“啊，亲爱的，我也走了”，然后就回到了他从前居住的地方。他显然忘记了他刚刚结婚，以后要与赫塔一起生活。
1947年，燕卜荪携夫人与孩子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教授莎士比亚、17—18世纪英国诗歌、现代英国诗歌，还有英语专业四年级的写作课。后来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据说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游行，他们也见证了建国初期的社会变革，以及逐渐展开的公私合营、思想改造、抗美援朝等历史事件。在中国，赫塔以其美貌和充沛的精力赢得了许多人的好感，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区中也有不少追求者，甚至与一位来自美国的叫沃尔特·布朗（Walter Brown）的年轻教师发生了一段婚外情。有意思的是，燕卜荪没有感到嫉妒，没有感到愤怒，而是容忍、接纳，甚至纵容赫塔的行为。1948年，他写了一首题为《妻子赞》（The Wife is Praised）的诗歌（没有发表），深情地赞美了赫塔的慷慨大度，让他们的爱情生活里有了一种“三角的安排”。
我爱你是因为我想占有你？
这似乎太荒谬，我忘记了。
因为热切地想象着的那种爱，
时间还没有把它歪曲，
总是一场三角形的恋爱。
我喜欢你和年轻男子同床，
他们是兴奋剂，陪衬和装饰，
那时他们也会委身于我。
1952年他俩回到英国，燕卜荪在谢菲尔德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但赫塔拒绝到伦敦以外的地方生活。这样的两地分居使他们感情进一步疏远。赫塔在此后的生活中又有了新的情人彼得·史密斯（Peter Duval Smith），甚至还生下了情人的孩子，但燕卜荪却一直与她保持着夫妻关系，不愿意离婚。与此同时，燕卜荪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与他的旧情人、那位曾经的实习医生、后为国际知名医学专家的艾丽斯·奈什重逢。从那时到1971年退休，燕卜荪都一直跟她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说，“我从来没想到在我这种年龄还会有现在这样的性兴奋”。的确，据燕卜荪的传记作者哈芬顿说，艾丽斯“拯救”了他，把他从那些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健康的，或许危险的同性性行为中解救了出来。尽管如此，燕卜荪的同性恋倾向仍然没有消失，他经常向年轻的小伙子寻求他所谓的友好、单纯的性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他与女性保持良好的性关系时，他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会被暂时压制下去，而当他与女性的关系碰到困难时，这种同性恋倾向就会重新浮现。妻子的出轨难道对他来说无所谓吗？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对异性失去了兴趣。
本版主要内容
- 威廉•燕卜荪的爱情诗歌与同性恋情（下）张剑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