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燕卜荪的爱情诗歌与同性恋情(下)
威廉•燕卜荪的爱情诗歌与同性恋情(下)
在燕卜荪的时代,同性恋还是一个时髦的事情。在他进入剑桥大学前,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同性恋遭到起诉和监禁。剑桥诗人A. E. 豪斯曼(Housman)、W. H. 奥登(Auden)等也是同性恋。燕卜荪在剑桥大学先后喜欢过洛克兰、赫克洛兹、德斯蒙德·李,他的日记中也有对鸡奸、手淫等性行为的渴望。性问题有时也是大家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在1926年5月4日剑桥学生会举办的题为“当今的青年堕落了”的辩论赛上,燕卜荪想到了同性友情,这一概念有点像D. H. 劳伦斯(Lawrence)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所提出的同性情谊。
这次辩论赛的特邀辩手卢多维奇(A. M. Ludovici)是《为女人辩护》(1923)一书的作者,他宣称,“一个自我控制的人格,就像一根潮湿的火柴,点不燃。现代青年的内敛倾向非常危险。性格的本质就是抵抗。”燕卜荪读过卢多维奇的书,知道卢氏鼓吹的是一种传统的雄性力量,以及男性对女性的不懈追求。但是,燕卜荪信仰男性友谊这一古老的希腊观念,那天晚上他以愠怒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想驳斥卢多维奇的观点;正常的男人不需要96个女人,在蜜月期间他是男人,然后在女人计划着秋天生孩子的时候,男人又回到同性恋状态,他需要男性朋友,社交夜晚,‘文明’……弗洛伊德证实,为了保证家庭延续,我们把性放到了一边,使它具有俄狄浦斯的性质;为了保证文明延续,我们再次转移目标,‘爱我们的邻居’。文明不是女眷成群。”
即使在1929年经历了真正的恋情之后,燕卜荪仍然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纠结。他不得不努力克服天性中的“厌女症”恶魔。他寻求女性的陪伴,但有时仍然被男性所吸引,在不同的性取向之间挣扎。在伦敦期间,他的老同学卡鲁·梅雷迪思(Carew Meredith)就居住在附近,燕卜荪在温切斯特公学读书时曾经讨好过,甚至可能渴望过他。梅雷迪思和他的妻子西比尔居住在梅克伦伯格广场(Mecklenburgh Square)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这里成为他们经常举行聚会的场所。据燕卜荪剑桥时期的同学约翰·所罗门(John D. Solomon)说,梅雷迪思对燕卜荪的影响“具有同性恋的性质”,至少在早年是如此。梅雷迪思的妻子西比尔对燕卜荪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1930年10月为《复义七型》举行的聚会上,她差点被他掐死。她说这次恐怖的突然袭击没有任何直接理由——“他仅仅是不喜欢我”。燕卜荪可能是在醉酒状态才对一个女人如此施暴,据他的传记作者哈芬顿说,这件事说明他对所有女人具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或者说他的行为与性嫉妒有关。
1933年,在他的日本教职即将结束之前,燕卜荪曾经企图强行与一个日本出租车司机亲热,这件事被告到警察局和他工作的学校。他向朋友解释说,日本男孩与女孩看上去没有多少差别,暗示他把那个司机错当女孩,企图否认他的同性恋倾向。但是一个与他有过较多接触的日本女教师在日记中说,她的这位英国老师有“仇女情结”,暗示他与男孩子更加亲近,而对女孩子更加疏远。燕卜荪在日本与他的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同时也在游泳池结交了一些同性朋友。他与他们一起郊游、远足、吃饭、喝咖啡、在大海里游泳、在沙滩上摔跤、到剧院看日本能剧等等。有时他还喜欢在家里的阳台上光着身子晒日光浴。他写信给他的导师瑞恰兹说,日本女性是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对他这样的西方男子的兴趣最多也是理论上的。他感到日本男人有一种幼稚病和自负心理,这对他既有诱惑,又使他感到恼火,显然他需要的是更加令人满足的伙伴。
1939年,在结束了中国西南联大的教职工作后,燕卜荪回到英国,于1940年加入了BBC的中文部,做广播监听工作,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同事。在BBC内部举办的一个宣传工作培训班上,他认识了一位叫赫斯特·哈丽雅特·克鲁斯(Hester Henrietta Crouse)的同行。她出生于南非,后来移居英国,早年在非洲学习过雕塑,后来在伦敦做过模特,开过救护车,最后在BBC非洲部任职,燕卜荪称她为赫塔(Hetta)。他俩认识后,相互都非常欣赏,于1941年12月3日在伦敦的圣史蒂芬教堂举行了婚礼,燕卜荪的兄长和姐姐,以及赫塔的同事见证了婚礼。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麦格多,一个叫雅各布。燕卜荪结婚的消息对他的朋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新闻,不是因为他娶了一个非洲女孩,而是因为结婚这事本身。他们认为燕卜荪的双性恋倾向根本不可能使他走进婚姻的殿堂。在婚礼后的聚会上,燕卜荪肯定喝了不少酒,最后在朋友们离开时,他也对赫塔说,“啊,亲爱的,我也走了”,然后就回到了他从前居住的地方。他显然忘记了他刚刚结婚,以后要与赫塔一起生活。
1947年,燕卜荪携夫人与孩子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教授莎士比亚、17—18世纪英国诗歌、现代英国诗歌,还有英语专业四年级的写作课。后来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据说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游行,他们也见证了建国初期的社会变革,以及逐渐展开的公私合营、思想改造、抗美援朝等历史事件。在中国,赫塔以其美貌和充沛的精力赢得了许多人的好感,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区中也有不少追求者,甚至与一位来自美国的叫沃尔特·布朗(Walter Brown)的年轻教师发生了一段婚外情。有意思的是,燕卜荪没有感到嫉妒,没有感到愤怒,而是容忍、接纳,甚至纵容赫塔的行为。1948年,他写了一首题为《妻子赞》(The Wife is Praised)的诗歌(没有发表),深情地赞美了赫塔的慷慨大度,让他们的爱情生活里有了一种“三角的安排”。
我爱你是因为我想占有你?
这似乎太荒谬,我忘记了。
因为热切地想象着的那种爱,
时间还没有把它歪曲,
总是一场三角形的恋爱。
我喜欢你和年轻男子同床,
他们是兴奋剂,陪衬和装饰,
那时他们也会委身于我。
1952年他俩回到英国,燕卜荪在谢菲尔德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但赫塔拒绝到伦敦以外的地方生活。这样的两地分居使他们感情进一步疏远。赫塔在此后的生活中又有了新的情人彼得·史密斯(Peter Duval Smith),甚至还生下了情人的孩子,但燕卜荪却一直与她保持着夫妻关系,不愿意离婚。与此同时,燕卜荪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与他的旧情人、那位曾经的实习医生、后为国际知名医学专家的艾丽斯·奈什重逢。从那时到1971年退休,燕卜荪都一直跟她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说,“我从来没想到在我这种年龄还会有现在这样的性兴奋”。的确,据燕卜荪的传记作者哈芬顿说,艾丽斯“拯救”了他,把他从那些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健康的,或许危险的同性性行为中解救了出来。尽管如此,燕卜荪的同性恋倾向仍然没有消失,他经常向年轻的小伙子寻求他所谓的友好、单纯的性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他与女性保持良好的性关系时,他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会被暂时压制下去,而当他与女性的关系碰到困难时,这种同性恋倾向就会重新浮现。妻子的出轨难道对他来说无所谓吗?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对异性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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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燕卜荪的爱情诗歌与同性恋情(下)张剑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