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眼中的中国——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例
白坚其人其事
曾国藩题唐写本说文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之第一页
一
在民国年间的书画收藏界，曾有一位活跃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书画行家白坚，说起白坚其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但是，若是说起张伯驹购买《平复帖》，为中国挽救珍贵文物一事，则是广为传诵的感人佳话。此事说起来可谓一波三折，为防文物外流，1936年，张伯驹多方筹措，欲向溥心畲买下西晋陆机真迹《平复帖》，但因为当时物主开价20万，张无力购买。后来，幸得前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傅增湘从中斡旋，正好物主又遭逢母亲病逝，急需用钱，便肯以4万元紧急转让，张伯驹才得以妥善买入。据张伯驹回忆说：“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张伯驹著《春游纪梦》之《陆士衡平复帖》文）可谓十分惊险。多年后，张伯驹又有回忆说，“后有掮客白坚甫谓余如愿出让日人，可得价三十万元，余以保护中国文物非为牟利，拒之。”（潘亦孚著《收藏者说》之《幽香一缕张伯驹》）这个两次愿意出高价为日本人购买《平复帖》的，正是白坚，坚甫是他的字。幸有张伯驹古道义举，这稀世的珍宝才留在了中国。
关于白坚其人，从目前通用的中文相关人名辞典上，可查到的并不多。
最早的记录，见于日本桥川时雄1940年编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原书日文版，有“白坚”一条，汉译如下：
白坚，1883-？，字坚甫，四川西充人，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曾任国务院简任职存记、段执政府秘书厅编译主任，民国二十七年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兼任师范学院国文教习。热衷金石书画的鉴赏与收藏，藏有古石经残石。近有《读正气歌图史集》一卷印行问世，是师范学院授课之讲稿。与同好者结有“余园诗社”。著有《读汉魏石经记》《石居获古录》（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图书馆学校出版）等。
由此可知，白坚的主要经历有：一、四川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二、曾任职于北洋政府及1937年年底成立于北京的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曾在沦陷时期北京的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课，并组织诗社、收藏金石书画等。
其后中文出版物中的人名辞典，特别是众多近代、现代人名辞典，大多不收白坚，偶有两种收入白坚词条的，内容都不出桥川上书的信息。
近读京都大学高田时雄先生关于白坚的几篇研究论文《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李滂と白坚补遗》、《李滂と白坚再补》（先后载【日】《敦煌写本研究年刊》创刊号2007年、第二号2008年、第六号2012年），对于白坚在中日之间充当文物掮客的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白坚的留日背景和在金石书画方面的喜好，他在中日之间颇有人脉关系，常常往来两国之间，牵线搭桥，或将自己收集的文物直接转售日人，获利不菲。
1935年夏，白坚受李盛铎父子相托，一是为李盛铎之子李滂到东京去寻找其失散多年的日本人生母，二是为晚年李盛铎转手敦煌卷子，寻找日本人买家。在很不容易地终于圆满完成第一个任务之后，白坚来到京都，为李盛铎藏敦煌卷子售予羽田亨穿针引线，直接助成羽田亨于1936年买下李盛铎藏全部敦煌卷子432件。
这之后，他也还多次往返中日之间，一再进行这类的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白坚化名白隆平，仍与张伯驹、邓拓等人有过书画文物相关的活动。
高田时雄先生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已为历史淹没的灰色人物的面纱。
二
我关注白坚，是因为内藤湖南的研究。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内藤湖南“恭仁山庄四宝之一”的《唐写本说文残卷》，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说文解字》古版本。这份稀世宝物自同治初年现身世间后，归文献学家莫友芝所有，民国后，此卷流出莫家，经多人之手，最终归内藤湖南所有，而将此卷子“归于”内藤的，也正是白坚其人。
那么，白坚是如何将此宝卷“归于”内藤的呢？以前的相关研究论著中，对于这个问题，包括对于白坚其人，都付诸阙如或言之不详，或曰“为内藤所得”，或曰“转赠内藤”，也有“为内藤虎购去”之说，但均未举出证据。
首先，我发现白坚在《唐写本说文残卷》上留下的跋文，它写于1926年。因为这份宝卷作为日本国宝深藏杏雨书屋密宫，一般研究者不得亲见。我是在日本印行的《唐写本说文残卷》书影上见到它，行书手迹，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殊不易辨认。在此之前，中日文献中并未有辨认全篇的文字发表，故笔者颇费心力，在书法研究家友人的帮助下，逐字逐句识读辨认。此处不避冗长，全文抄录如下，以飨读者（标点为笔者所加）：
去年秋八月，余得此卷于完颜景氏，以独山莫氏摹刻本相校，点画之误不一而足。莫氏刻书，号为极精，其刻此本尤殚竭心力，期无毫发遗憾，以传其真。然误仍不免，辗转翻刻，误滋益多，此善读书者所以贵得古本，为能得古人之真也。
马君衡爰亟涞归之北京大学，余美其缘，适内乱作而止。未几，江藤玄海谓余曰：“内藤湖南博士十七年前曾观此卷于端陶斋所，至今思之不能忘。今闻在君所，已斥其所爱之物，思以相易，君其重斯意。”余感其言，遂以归之。盖余私淑炳卿先生于上虞罗雪堂翁者亦既久矣，然迄今半载，时时往来于胸臆，殆每饭不能忘也。
顷来平安之都，登炳卿先生之堂，观其藏书，读《宝左庵文集》，乃审先生学道爱人，得大内蔼蔼居士之传，而校书之富或有过于吾国钱竹汀宫詹者，为文章颇近欧阳永叔。又尝泛海至乎欧洲，探考历邦所藏西域出土之古籍，是炳卿先生兼数子之长而为数子所未逮。
先生今年六十有一，其方自视欿然，励精勤学，惟日不之焉。吾卷得归之先生也，可庆其遭，吾无后憾。登洛东之山，远望有光气烛天者，是先生之庐所在也。顾瞻我邦，群盗纵横，日寻干戈，未知所极。承学之子安居无地，典籍所在有遭焚裂毁弃之亟危，安得平安之都以藏古籍，又安得如炳卿先生其人者，读书其间以教后学，余将以此还语吾国勤学之子矣。
丙寅（1926年）夏五月廿九日紀婶识于宝许庵
读完全文，仍不甚了然。内藤是“已斥其所爱之物，思以相易”；白坚是“余感其言，遂以归之”，又自述仰慕、私淑内藤学术，所以“吾卷得归之先生也，可庆其遭，吾无后憾”。两个“归之”，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说辞，正是后世猜测“赠送”的根由。
后来，我才反过来回到《内藤湖南全集》上来，发现答案自在其中。内藤《目睹书谭》之《唐写本说文残卷》文，叙述得此书的缘由和经历。大意是，从1910年在端方府上初见此卷，一直记挂此宝卷的动向，端方去世后，宝卷转手到其亲属完颜景手中，而当完颜景又去世后，内藤写道：
我恐此本归于散佚，托在北京的友人多方打探其下落，去年十月得知此本将要出售。正欲交涉商谈价格，先付定金之时，逢京津间战乱，我的书信晚了一个月才到达北京。而这期间，已经被另一个中国人先期买去。后经我的朋友再三交涉，才终于归于我手。……如此这般，六十余年来中国有名的古写本、我十七年来梦寐难忘的、世间无二的说文古本，终于归于我手。
这“已经被另一个中国人先期买去”的人，正是白坚了。在另两封给友人的书信中，内藤还提到3000元金元的售价。至此，内藤湖南“购买”宝卷的真相，总算水落石出，尘埃落定。
不得不说，白坚在《唐写本说文残卷》这件事上，行倒卖文物之实，却在收受内藤湖南款项之后，一再暧昧地使用“归之”一词，“风雅”地故意避开“买卖”之真相，造成后世的谜题。
三
再补述一些民国年间白坚的行事。
在《叶恭绰友朋尺牍》中，收有白坚致叶恭绰信三封。内容均为品鉴古籍，讨论器玩，商量耆老之文。又《冒鹤亭先生年谱》，记载白坚曾欲出一万元为日人购买冒鹤亭拥有的王莽古镜一枚，遭到拒绝。又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王国维全集·书信》、《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吴虞日记》等文献中，也均有因古器物及珍籍善本事涉及白坚的内容，均不一一例举详述。
另外，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样一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出任汉奸政府伪职的白坚，竟对文天祥的《正气歌》情有独钟。其《读正气歌图史集》是他在北京师范学院讲课时的教材，线装一卷，印行于1939年。白坚在这书的自序中说，自己游学日本时，见日本人读这首《正气歌》时，必是正襟危坐，如身临其境，以至感激涕流，不能自已。可是——
反观之吾国学校，教此歌者盖寡焉。余每忆及此，愧与憾俱。今教师范学院诸生以此歌，爰就歌中所引史事，一一寻出，各举其史传之全，附以读史地图。又于其时代，计其距今为几何岁？各分注于其事迹之下。俾读者一览而详其史地。获论世知人之益，油然而生思齐之心，使正气各得其养，沛乎充满天地。则余平生之憾与愧，于此庶几雪乎。
这是他要在国文课上重点宣讲《正气歌》的原因。
白坚又与同好者在北京结成余园诗社，出版《雅言》小刊，《雅言》社社长为傅增湘，在赞助者名单中，有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王揖唐、周作人、刘玉书等人名，白坚和郭则澐、桥川时雄、夏仁虎则为此刊的“评议员”。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同好者”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汉奸政客和亲日文人学士，白坚可以说是这些人当中地位低、名气小的一个。
白坚的身上，具有文士、政客、商人的种种因素。一方面，他国学修养深厚，尤其对于金石、古籍善本等的鉴赏可谓深有造诣，他本人的书法、诗文也颇可观。另一方面，他为了高利，将珍籍善本贩卖给日本人，致使国宝流失海外，这与张伯驹那样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爱国情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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