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眼中的德中文化交流
《在灵泊深处》读后
读完林国华的《在灵泊深处：西洋文史发微》，我心中充满了年长者对年幼者的震惊、崇拜和钟爱。二十余年前，我将国华从青海一所偏僻的大学，在成绩还差几分的条件下强力引进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我至今认为这是我毕生所为的一件最重要、最正确、最有价值的事。我并不认为今天我真有条件来为这本充满灵气和智慧的独特的书作序，国华所论及的书籍资料比我曾阅读过的远为广博，他所思考的问题比我所曾思考过的远为深邃透彻。我之所以不惮浅薄来写这篇序，只是因为他所走的正是一条我心向往之而终未能至的路。我崇尚广博，追求多思，总想超越时空，看到更广阔的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然而，岁月不留，我如何再能追回那二十余年在政治扰攘中抛洒的岁月呢？我如何再能坐拥图书馆，天南海北读想读之书，作想作之冥想呢？转眼我已是八十余岁，这一切都已成为不可能。然而，国华正走在我想走的路上，我至少可以尾随他再追寻年轻时的旧梦！
看过这本书的人，可能首先都会惊诧于作者深广的阅读。他围绕中世纪哲学的核心命题，深入辨析了哲学与神学、理性与启示、智慧与风习等各个方面。过去，谈起中世纪，我们多半只会想起宗教裁判所、严酷压制、监禁、火刑，总之是“黑暗的中世纪”。国华的文史政治随笔却使我们眼界大开，为我们展开了全然不同的场景和思绪。
他总是带着问题，寻本溯源，不作泛泛的阅读。例如在读阿维罗伊撰写的巨著《论“矛盾论”的矛盾》时，他带着哲学与宗教的区分这个问题，进行了追根究底的深入思考，最后得出结论，这种区分“存在于哲学家的知识与民众的宗教（习俗）之间的深刻差异：前者是恒定不变的，因为它起源于恒定不变的自然，而后者则是人为的，所以变动不居，因为它的起源是立法者。所谓哲学，世间只有一种，所谓宗教（习俗），则可有百态。因此，哲学无所谓优劣之分，但是，宗教（习俗）却一定要分出个优劣，并且服膺严酷的、绝不滥情的优胜劣汰的万民法则”。这种区分是否正确自当别论，但它却为读者进一步思考开辟了空间，带来了新的启发。
寻本溯源并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这需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广泛联系。我很喜欢《在灵泊深处》中的一篇不长的短文《政治哲学如何研究“血”？》这篇文章从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中一个不起眼的脚注中的一句话，开发出深邃而广阔的联想。施特劳斯指出：“血”是一个极为敏感，又极为根本的政治哲学论题。政治哲学最崇高的研究主题是“建国”，而最棘手的研究主题则是“革命”。“建国”与“革命”无往不是血淋淋的事情。国华进一步推论，在“血”这个论题上，政治哲学与政治史二者几乎没有那种通常存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他适时地引用了伏尔泰在《风俗论》序言中提供的一份可怕的杀人数据，其依据就是《圣经·出埃及记》：
利未人膜拜摩西的兄弟所铸的金牛之后共被杀死23000人；
因可拉反叛摩西事件而被烧死250人，被耶和华降瘟疫杀害14700人；
因一个百姓与米甸女人睡觉而被耶和华降瘟疫杀害24000人；
因以法莲人口音不准，将“示播列”（Shiboleth）读成“西播列”，被斩杀42000人；
因和便雅悯人发生内讧共死约85000人；
伯士麦人偷看约柜而被处死50070人。
合计：239020人
《出埃及记》的主题是摩西的“建国”，而《启示录》的主题则是“末世论革命”，前者事关“起源”，后者事关“终点”。 国华认为在“起源”和“终点”的地方，政治最具血腥味儿。政治技艺的精髓就体现在对这种知识同时进行巧妙的掩盖和揭示，也就是适度的“启蒙”与适度的“蒙昧”。因此，成熟稳健的政治行动与政治教诲只存在于“启蒙”与“蒙昧”之间的微妙地带，在这里，血的殷红色并没有被全部掩盖，但无疑会被稀释，从而让嗜血的人变得节制，让晕血的人变得勇敢。有了勇敢与节制这两个基础德性（cardinal virtues），建造一个运转良好的正义、睿智的共和国的基本石材就算是到位了。施特劳斯说过，既“启”又“蒙”才是正确的启蒙，他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只有柏拉图和迈蒙尼德娴熟地掌握了这项复杂的技术。这篇小文章充分体现了国华的博学多思和广泛联系的才情。
国华在自己的书中从不提及西方中世纪与中国的关系和联想，但这种潜在的关联存在于文章各处的字里行间。例如上面谈到的“血”和“启蒙”与“蒙昧”之间的微妙地带就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建国与革命。这样的篇章还很多，《博丹的“和声正义”》就是其中很值得玩味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国华指出，博丹的贡献是在传统的“分配正义”与“交换正义”的分类之外，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和声正义”（la justice harmonique）。这种正义是正当的分配奖赏与惩罚，它必须和谐地兼顾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原则。在这里，国王与臣民的关系宛如父子，因为他在他们之中施行和声正义。特别有意思的是国华另外引用了博丹一部很有趣的书《七个智者论崇高事物的秘密》，这部书假想了七个智者在一座风景美丽的私人花园里，围坐在一起，讨论人世间最崇高的事物。七个智者来自不同的哲学、神学与宗教派别，代表着七种看待世界与真理的伟大传统：自然哲学家、加尔文派神学家、穆斯林、罗马天主教神学家、路德派神学家、犹太人以及怀疑论者。七智者针对终极的问题分别提出最终立场，并由此展开为期数天的讨论。“讨论在欢愉和平的氛围中展开，没有肉身性的意气和怨恨，只有心灵与智慧的交流和触碰。那崇高的、秘密的真理，在七位智者用睿智的言辞所谱成的‘和声’中，庄严神圣地向世界敞开和呈献。”这里所描绘的那座美丽的庄园，正是博丹理想中的、实行“和声正义”的“君主国”。这里从不提起中国，更没有“比较”之类肤浅的表面文章，但它时时激起你有关中国的联想。例如以上关于“和声正义”的谈论总是会让你想起中国的“和而不同”、“君义臣忠”、“兄友弟恭”、“道并行而不悖”、“极高明而道中庸”等等，还有那些在齐国的宫廷里“坐而论道”、“议而不治”的“稷下学士”。这种遥远的“共鸣”，也许就是刘勰所说的“秘响旁通”罢。
《在灵泊深处》虽是文史与政治典籍随笔，却不乏感情充沛、令人动情的段落和篇章。在本书的《自序》和末章《“灵泊”里的婴儿》中，我们可以深深体味到作者和他的小女儿荏兮小朋友朝夕相处的那些快乐日子和无限深情。他所向往的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描写过的那个奇妙的“白银时代”，那里的人都是孩子，他们围着善良的父亲和母亲终日玩耍，一百年都长不大。作者生造“灵泊”一词用来翻译但丁《地狱》中的Limbo，也是充满了美丽的想象和动人的情怀。在作者笔下，“灵泊”是地狱的第一层，“是一处点缀着青翠草坡、美丽小河的地方”。但丁称之为Limbo，意从拉丁语Limbus，自然是取了阿刻隆河的青青草畔或九重地狱之最外缘的意思。在但丁的地狱里，Limbo是唯一一处没有惩罚、林青木秀的地方，它收留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亡灵——即那些早逝的婴儿。这些婴儿本就纯净无暇，正在走向一处“更加美好、更加神圣的领域”。他们的灵魂未曾受到身体强加给它的扭曲和约束，只在身体中逗留片刻便被更高的力量解放，很快就进入到它源初的自然状态。作者高远的想象和对纯洁的追求跃然纸上，远远超出于一般学术政论的写作，而给人以美好的文学享受。
又如在《亚里士多德〈天象论〉第一卷有感》中，我们本来预期读到一篇解释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文字，但我们读到的却是：“露下霜凝的奇妙现象唤起了我的好奇，字里行间的‘寒冷的地带’、‘温和季节和温和的地区’、以及‘晴朗的日子’等等此类表述时间与空间的文字，似乎是一种神秘的索引，把我的思想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和遥远的年代，在那里，夏日清晨的麦穗上跳跃着初生的、潮湿的阳光，而深秋时分，西风骤起，冷硬的严霜给贫瘠的土地涂上一层肃杀与庄严。——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空间的隔离与时间的隔绝更能称作令人痛苦的变易无常呢？童年时代、童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以及其中的风霜雨露……这一切的确越来越远了。——阅读《天象论》的时候，突然被这种感触深深淹没。”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讲稿竟然让作者如此感伤，并从此又引出一段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描述：“在菊芋开花时节，在令人困倦的夏季里，蝉坐在树上不停地震动翅膀尖声嘶叫。这时候，山羊最肥，葡萄酒最甜，女人最放荡，男人最虚弱。那时候天狼星考晒着人的脑袋和膝盖，皮肤热得干燥。在这时节，我但愿有一块岩石遮成的阴凉处，一杯比普里诺斯的美酒，一块乳酪以及老山羊的奶，尚未生产过牛犊的放牧在林间吃草的小母牛的肉和初生山羊的肉。我愿坐在阴凉下喝着美酒，面对这些美味佳肴心满意足；同样，我愿面对清新的西风，用长流不息的洁净泉水三次奠水，第四次奠酒。”（《劳作与时日》，584－595）作者略带感伤地说：“赫西俄德笔下的劳作世界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严霜薄露一样，都已经远去了。山羊、母牛、菊芋花开、云中燕子、还有心急如焚的农夫……这一切就像童年时代的霜露，早已幻化成不知所踪的云气，翩然留驻在了另外一个我永远回不去的地方和年代。”在这些动人心魄的抒情之后，博学的作者陡然笔锋一转，引述了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结论，从而使得作者空灵的抒情得到坚实的理论依靠：“于是，这就明白了，既然时间是无限的，宇宙是永恒的，无论泰那河或尼罗河，都不能无休止的长流，它们现在的径流，从前就曾是旱地。它们的活动有尽，而时间恰是无限的……在时间的历程中，一切都在演变。那么，当忽然发觉有一个年代、有一个地方永远回不去的时候，人们可能也就泰然处之了。”
总之，这是一本真诚而美好的书。人们不仅可以从这里获得知识，激发思考，而且可以从字里行间去寻找隐秘的潜流，得到充沛的发现的喜悦和动人心魄的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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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彬眼中的德中文化交流李雪涛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