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在中国最早的译诗集——覃子豪及其译诗集《裴多菲诗》

裴多菲在中国最早的译诗集——覃子豪及其译诗集《裴多菲诗》

作者:瞿炜第372(2014/05/21)期

 
覃子豪


  在尚未发现新的材料之前,1940年6月由“诗时代社”在浙江金华出版的覃子豪译《裴多菲诗》,当是这位匈牙利诗人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当时正是炮火连天的岁月,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物资匮乏,民不聊生。因而,这部诗集的印制十分简陋,用的是极为粗劣的再生纸,简单的白色封面上,画着两个身背长枪的中国士兵大步向前的形象,他们消瘦、疲惫,然而步伐坚定。而裴多菲的诗,正可以成为这黑暗长夜里的一盏灯,点亮人们的心,激励人们的斗志。正如译者覃子豪在前言《匈牙利争自由的诗人裴多菲》一文中所评介的那样:“裴多菲诗底特色,除了淡淡的忧郁意味和有着至理的小诗而外,他的诗大体可以分作三点去了解:自然的爱好;国家独立的意识,以及自己牺牲的精神。”并说:“他用火一般的诗句来燃烧匈牙利国民的心……我觉得,像裴多菲这样伟大的诗人,在目前被日寇侵凌的中国,是值得介绍给读者的。” 

  这篇前言写于1936年10月22日的日本东京,正是覃子豪留学日本期间。根据他在后记里的说明,裴多菲诗的日译本出自精通日语的匈牙利人麦兹格尔。覃子豪将其转译为中文,希望在这风雨飘摇的抗战前夕与读者见面,却因生活不定而没能出版,直到四年后的1940年6月,才在金华出版,书后的版权页上写着:出版者诗时代社。并有覃子豪自己的诗集《自由的旗》增订再版广告。 

  二十世纪的前半段,世界先后陷入两次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惨烈之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而中国在日寇的侵略下,更是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与沉重的代价,其刻骨的仇恨与创伤至今仍难以消弭。而在抗战期间,裴多菲的诗成了中国人激励斗志的心声,更是受到人们的推崇。诗人覃子豪从日文翻译出版的《裴多菲诗》,收录裴多菲25首短诗。其中大部分都是以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战歌为内容,小部分为田园牧歌与情诗。如《战歌》: 

  战鼓响, 

  喇叭鸣, 

  冲锋队在准备, 

  前进! 

  在霰一样的 

  流弹中。 

  刀剑齐鸣, 

  马扎尔人的热血沸腾, 

  前进! 

  ——覃子豪译 

  又如《起来吧!马扎尔人哟!》,后来兴万生根据匈牙利原文译为《民族之歌》,据兴万生先生的译注,1848年3月13日,维也纳爆发了革命,梅特涅首相被迫辞职,并颁布了新宪法。裴多菲当天晚上写下此诗,作为传单散发给准备起义的民众,成了匈牙利人争取独立自由的最初的吼声。诗中写道: 

  起来吧!马扎尔人哟!起来罢!为着祖国独立! 

  是甘为奴隶?还是拥护自由?现在我们决心罢!在马扎尔人的神前!我们祈求奴隶的解放!——覃子豪译 

  事实上,裴多菲的诗在中国早有译介,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曾注意到这位匈牙利诗人。而年轻的天才诗人殷夫,就曾将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用五言绝句的形式翻译出来,流传至今,成为一首经典的作品: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首诗由此为中国人耳熟能详,伴随着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的炮火,唱响大江南北,在弥漫的硝烟里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可谓影响深远。后来的翻译家孙用和兴万生分别用语体进行了重译,孙用先生是用世界语转译,而兴万生先生则直接译自匈牙利语: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 

  这首《自由与爱情》写于1847年的佩斯,裴多菲随后从这里发动起义,于1848年至1849年发展成为民族独立战争。裴多菲以诗歌和军刀,向着敌人的阵地冲锋,在1849年的瑟什堡战役中失踪。有人说,他成为俄军的俘虏,有人说他被刺在两个哥萨克士兵的矛尖上。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早已血洒沙场,与一千零五十名无名士兵的尸体一起埋葬在乱坟岗,年仅二十六岁。 

  覃子豪亦是一位爱国诗人。他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原籍湖南苗族。年轻时留学日本,与林林、雷石榆、王亚平、贾植芳等一起参加东京的“诗歌社”,并先后在《诗歌》与《诗歌生活》等刊物发表诗歌作品。在日本期间结识了郭沫若。抗战军兴,覃子豪毅然回国投笔从戎,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派赴东南前线,而这个第三厅的负责人,正是郭沫若先生。期间覃子豪曾在浙江永嘉县政府、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等处任职,后调浙江陆军第八十六军主编军报《扫荡简报》,后改名《八六简报》,挂中校军阶,辗转浙江金华、江西上饶等地,宣传抗日。并在《抗日文艺》上发表抗日诗篇,所作诗情豪迈,充满时代激情,出版有诗集《自由的旗》、《永安劫后》;散文集《东京回忆散记》等。期间并参与筹组“诗时代社”,并在东南前线创办并主编《诗时代》双周刊达三年多时间,共出版一百多期。译诗集《裴多菲诗》就是这期间在金华出版。尤其是诗集《永安劫后》,描述敌机轰炸后永安人民的不屈意志,受到好评,使他成为抗战时期是一位颇重要的诗人。 

  覃子豪在抗战时期曾任职于温州的永嘉县政府,而这本《裴多菲诗》原是温州著名寓言作家金江先生的旧藏,可谓与温州有缘。书里盖有金江先生原名“振汉”的印章,和他在1941年3月16日读后的签名。金江先生于今年2月24日去世,享年九十二岁。此书他珍藏了四十多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赠我的父亲。“文革”期间,他将自己的藏书转移到我家,我父亲冒着危险将它们保存下来,“文革”结束后,又如数奉还。我亦在那时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到这位匈牙利诗人的作品: 

  从最高的山顶到最深的溪涧,大风在怒吼,狂岚在飞奔,看见披着长发的有着鲜血的额,那是在狂岚中独立的马扎尔人。——覃子豪译 

  裴多菲虽然牺牲,但他参与发动的民族独立战争获得了胜利。译者覃子豪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日本回到祖国,亦投身于这场民族独立、反抗侵略的战争,在经历艰难的岁月后亦获得了胜利。但遗憾的是,随后中国陷入内战,诗人覃子豪远走台湾,他的名字在祖国大陆消失了半个世纪之久,越发显得陌生。 

  事实上,覃子豪是在1947年去台湾谋职,却不料从此与大陆隔绝。 

  1942年覃子豪与邵秀峰女士结婚,她是辛亥革命元老邵元冲的侄女。婚后不久,覃子豪出任福建漳州《闽南新报》主笔兼副刊《海防》主编。抗战胜利后,他辞卸军职,1947年,携妻子及次女到台湾谋职。第二年,由于长女在湖州娘家生病,其妻又携次女回大陆照顾,却从此两地相隔,音讯全无。 

  当初我捧读这本《裴多菲诗》,看着封面上红色的署名,心里对他满是好奇。因为这位诗人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陌生。 

  1984年,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覃子豪诗选》,随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选集《没有消逝的号声》,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覃子豪诗粹》,使他的作品得以重现大陆,人们才对这位过去的诗人有了新的认识。他于1963年10月因胆道癌在台湾去世,得年五十二岁。 

  覃子豪渡台后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出版《海洋诗抄》《向日葵》等,创办《新诗周刊》。1954年,与余光中等人成立了著名的“蓝星诗社”并任社长。“蓝星”是具有沙龙性质的现代派诗社,提倡“自由创作”。覃子豪早期服膺象征主义理论,而去台湾后,则主张“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并以此与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纪弦展开了著名的论争,亦由此可见裴多菲对他的影响。 

  对于台湾诗坛来说,覃子豪先生是开创者,亦是台湾现代诗坛的重要旗手,被誉为台湾“诗的播种者”。从这一点来说,覃子豪先生的渡台,实在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