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早逝的奇才
诗歌船：从必要的开端到奇异的航行——在“臧棣号”诗歌船首航仪式上的讲话
诗歌船首航黄浦江
臧棣（左）和活动策划人、诗人丁成
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对中国当代诗而言，无不彰显出一种存在的奇异。对我本人而言，尽管已到知天命的年龄，并且也自忖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文学场合，但面对诗歌船这样新异的构想和实施，以及受邀成为它的首航诗人，我既感到幸运，也多少感到有点癫狂，甚至是惊异。这种癫狂源于一种诗的自省；比如，这样的公共活动，它的意义何在？同时，它也源自一种诗人的自我审视；作为一个当代诗人，这些天来，我不断在私底下掂量，我是否有足够的资格参与这充满冒险的事业？但是最终，不论如何惶恐，我毕竟来到了今日的现场，并和诸位一起，亲历并见证着这艘“诗歌船”启程的历史性时刻。某种程度上，从内心深处，我非常感念丁成和他的朋友们对我的信任。我甚至不惮于过度揣测，这份信任实际上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也指向对当代汉语诗歌的自信。
“诗歌船”启航带给我的“奇异”感受，还来自诗与航行的丰富关联。航行的隐喻，在人类的生活中，既古老又神秘。可以说，从一开始，它就代表了人的生存中最原始的生命欲求，以及最独特的审美洞察。甚至可以说，人类的生活中，每一次航行，都是诗的航行。每一次航行，都和我们生命中最深邃的好奇和勇气联系在一起。从小小的码头出发，面对茫茫水域，这种行动本身，不仅融汇了人的探索和人的追寻；也在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恐惧和颤栗”中，重塑了我们的生命记忆。我这样想，某种意义上，“诗歌船”的启航，以及在可见的未来，它的不断的重新出发，多多少少是人类航行史上的一种新的变奏，一种新的缩影。
对诗歌而言，航行包含了一种最根本的戏剧隐喻：从此地发出，从此岸出发，永不满足于既有的领地，而我们所抵达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是一种“彼岸”。没有出发，没有航行，我们就无法涉足对彼岸的体验。对某些人来说，彼岸，也许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多多少少有点不切实际。但正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申明的，诗不就是人类所能面对的“最高的虚构”吗？或者也可以低调一点。在我看来，彼岸，其实也意味着一种眼界，一种迂回的乐趣。此时此刻，环顾今日的生存状态，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次航行。哪怕它仅仅是最短暂的航行，它也会在我们的生存中制造出一种剥离，并通过这剥离，制作一次出发——离开喧嚣而匆忙的此岸，悠然漂游在温柔的波浪之上。尽可能坦然地面对一种境遇的纯粹：让距离生成的美感，重新复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意识到，就目前诗与时代，诗人与公众的关系而言，就目前的诗歌生态而言，针对“诗歌船”的首航，针对这一诗歌事件而言，使用“奇异”一词，也许会有很大的争议，甚至是蜚语纷纷。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贫困和物质的专横，造就了一种普遍的麻木。人的生活，人的形象，人的自我探寻，人的生命渴求，都深陷在这麻木之中，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偏见：从漠视诗歌，陌生诗歌，发展到冷嘲诗歌，甚至是敌意诗歌。在我们的日常景观中，时不时嘲弄一下诗歌，已成为一种小小的文化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成了时代堕落的替罪羊。公众和诗歌这种紧张的对峙，在我看来，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愚蠢造成的。这种紧张的对峙，也让诗的文化形象在公共空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在公众的文化潜意识中，诗变成了人生的对立面。通过多年的妖魔化，诗，仿佛变成生活的一种例外。种种关于诗歌的闲话层出不穷，从诗歌无用到诗歌已死。更频繁的牢骚则充斥于诸如此类的怨恨：诗离今日的日常生活太远——它的最经典的潜台词是，那是疯子才干的事。二，由于历史和风俗的合力打造，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诗的世俗空间日益缩小，以至于它越来越像是人的生存中一种秘密的源泉。由于诗的存在，诗的介入——这种介入从两个方面展开，既对人的现实处境进行审视，又对人的生命意识进行不断的提示，诗，在我们今天的生存处境中，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机遇，亦即通过强化诗和自我之间的关联，促进了内在的觉悟。通过诗的秘密，通过秘密的诗的生活，通过个人和诗的语言之间隐秘的交流，诗在我们面前开启一种生命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情形，都让今天的“诗歌船”这一事件，显得十分奇异。首先针对公众的诗歌偏见，“诗歌船”的启航，既是一次果敢的宣示，又是一种果决的提醒。在我们的日常言谈里，人生是船，地球也是船，每个人的生命也曾被隐喻为船，祖国也常常是船。所以，在我看来，“诗歌船”的命名本身，在我们遭遇的普遍的麻木和遗忘面前，突出并复活了一种生命本身固有的浪漫追寻。它意味着，诗人想通过一种诗的行动，通过焊接诗与公共空间的新的关联，宣示诗在物质的冷漠中所独有的生命主权。诗歌船的启航，通过在公共空间里锉开一道风景，提醒我们每个人，无论面对怎样的生存困顿，都不该遗忘属于生命本身的秘密的诗的追寻。
其次，“诗歌船”启航的地点——上海的外滩，在我看来，也富有“奇异”的色彩。位居太平洋西岸的上海，它的城市文化，在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可以说是最具活力的。上海所显露的都市文明，上海所流露的物质主义气象，上海的神话，每每令人爱恨交加。某种意义上，在公众的感觉里，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历史上融合中西文明最迅速的地方。相对而言，诗歌则显得边缘，与时代的关系越来越暧昧。诗歌高傲地沉溺于它自身伟大的秘密之中。按世俗的理解，上海和诗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一种诡异的不协调。两者之间，简直就是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生动写照。而此次“诗歌船”的启航，全然无视这种意味深长的差异，它似乎就是要在这样一种看似诡异的矛盾中，在上海的中心位置，决然从诗的角度开辟出一条诗的航线，诗的道路。
最后，就诗在这个时代的秘密处境而言，“诗歌船”的启航，也显示了一种诗的勇敢。这种勇敢，按我的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它试图在今日普遍的文明的麻木中，将诗的秘密，诗的高贵，诗的自尊，诗的骄傲，诗的道德，诗的固执，诗的疯狂，重现在公众的目光之下，并接受来自公众的评判和议论。二，它充分预计到这是一次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明的尝试。我和我的诗人同行并不幻想，通过几次诗的行动，诗歌和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能得到彻底的缓解。所以，很显然，“诗歌船”作为一个当代的文学事件，它的核心并不是次数多少的问题。它的成就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以少胜多，也不取决于它能否以自身微弱的诗歌之光，照彻物质的黑暗和麻木。我确实这么想过，“诗歌船”的启航，无非是通过展示并公开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提供了一种文明的机遇，即，每个人通过观看诗的行动，有可能重新接触到诗与自我的根本关联——正如法国诗人兰波确信过的，诗促进了一种绝对的觉醒，它从根本上刷新了生命的自我改造。只有诗，在我们的生命想象中如此固执地描绘“人的灵魂”，并如此明确地将这一固执的追寻，称之为“我是另一个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歌船”也是我们全体的那个“他者”。或许不仅如此，“诗歌船”还是这个时代的那个“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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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蒙托夫：早逝的奇才龙飞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