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西来

重商主义的历史逻辑

作者:樊千瑜第384(2014/12/03)期

 
亚当·斯密《国富论》英文版



  亚当·斯密应该是第一位对近代重商主义加以总结的经济学家。在《国富论》中,他第一次提出“重商主义”这个概念,并加以评述。斯密从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货币观和贸易观三个层面入手,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批判。自此之后,整个古典经济学派对于重商主义都持批判态度。后世很多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和诘难也围绕亚当·斯密的基础而展开。 

  但大量的史料表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自由思想,其实都是对重商主义思想的继承和扬弃。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亚当·斯密从一大串犯有‘重商主义’错误而为他轻视的作家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且不管他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都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马格努松的结论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实际上,17世纪是我们称为‘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地。产下这个新生儿的人是重商主义者。” 

  重商主义包含着历史的合理性,这一主义更接近于国策而非理论。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去理解重商主义者的思想及实践,往往不得要领。从重商主义者在英国的实践来看,这部“强国策”可归纳为集权、政改、强兵、励商四个方面。 

  一、强皇权,抑教权。首先是亨利八世所进行的世俗化改革,他通过立法使自己成为宗教领袖,开始打击修道院的势力,迫使修道院解散和土地充公,立法主要包括:《首岁教捐法》(1532)、《上诉法》(1533)、《至尊法案》(1534)、《第一王位继承法》(1534)、《叛逆法》(1534)和《反对教皇权力法》(1536),这一系列的法令确保了王权的地位,并且使王权开始对英国教会的组织、司法和经济权力进行控制。这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使英国与罗马教廷彻底决裂,使英国自身的宗教改革得以在一个较为宽松的大环境下进行,同时也给资本原始积累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和宗教环境。自此以后,教权对世俗生活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其中一部分政治经济权力转入中央政府手中。具体而言,在1535年,王室领地的收入只有40000镑,而此时的教会年收入则高达400000镑。这场改革总计关闭男女修道院718所,遣散僧侣修女8000余人,修道院资产全部被没收。 

  二、政府改革。中央政府的框架不断改变,使得整个国家的结构有着较为明显的转型特征。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开始对中央政府进行改造,这实质上是对英国的世俗政权进行改造,史称“都铎政府革命”。这一场政府改造的核心在于整顿财政,加强王权。克伦威尔于1540年成立枢密院,下设各种委员会,由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大法官和王室成员组成,成为了新的国家行政中心。枢密院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几乎无所不包,它通过建立一些专门部门来管理经济事务,例如,在1622年,枢密院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建立了专门用于管理海外贸易事务的部门。枢密院经历英国内战的干预后仍未消失,在17世纪60年代又得以恢复,直到17世纪末仍然是英国中央政府的核心运作机构,下设财政部、殖民部和海军部等帝国核心部门。在这之后,枢密院的权力开始向议会转移。统治权力和机构逐渐走出了君主政体的私人领域,走出了“朕即国家”的模式,演化为了公共性的权力机构。宪政开始和法律结合,为私有产权制度和契约性交换规则提供法律体系的保护。稳定的政治生态为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通过重商主义时期一系列的对外市场拓张和对外用兵,英国培养起了一种早熟的现代国家观念,并设立了高效、精干的国家管理机构。随着贸易的繁荣、战争的逐渐变多,征税、借款和战争都要求国家具备更大规模、更专业化的官僚机构,这也导致政府部门的机构和职员在重商主义时期急剧扩张。例如,在1690年,英国税收部门的职员有1313人,而到了171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50人,消费税部门的人数在这段时间内从1211人增加到了2247人。英国开始将原本外包给一些特许企业的职能收回,例如贸易部、关税总监还有船舶登记等。在整个过程中,为了各国之间的商业协调,英国开始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派驻外事人员,一套常驻的外事体系逐渐形成。一个稳定、合理和高效的政治制度在变迁中得以实现。这样,英国从一个王权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君主立宪国家,并且在转型之中没有出现太大的动荡。 

  三、强兵。商人和王权在重商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展开了大量合作,这种阶级的联合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深远的影响:近代军事构建的出现。从这时开始,英国出现了国家武装。亨利七世时,英国通过了《禁止蓄养家丁法》,君主开始禁止封建领主拥有军队,将组建军队的权力收到了自己手中。这种中央雇佣军的形式确实是一大历史进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这样评价道:“雇佣军增强了国王的力量,削弱了传统贵族,不仅由于它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以贯彻国王意志,而且由于它为小贵族创立了就业空间。”此外,都铎王朝正式创立了海军,亨利八世时拥有85艘战舰,而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英国的海上力量达到世界顶尖,在舰船制造和海战战术上也都领先于原先的海上霸权国家。这个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英国海外贸易的进一步拓张,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国家保障。 

  四、鼓励商业。重商主义的前期,英国常常采取保护和垄断的方式来鼓励对外贸易。正如埃里克·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中所说的那样:“重商主义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保护贸易并粉碎阻挡商业扩张的种种中世纪羁绊,希望得到国家的有力保护。然而他们自己也意识到,管理和限制本身——通过垄断和保护,现在实施的规模更大了——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基础。因为商业资本需要更广阔和更巩固的市场,这些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可靠的保障以供剥削。” 

  在这个阶段,商人开始借助国家的力量,进行对外的市场扩张。16世纪下半期英国呢绒出口危机导致了双方的第一次合作,这场经济大讨论的参与者由传教士变成了商人和政治家,重商主义的初级形态得以确立: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国家对经济波动进行平复,对内部市场、海外贸易甚至是人民生活水平进行严格的控制,需要国家提供的垄断特权去攫取第一桶金。156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首次授予商人冒险家公司这一从事海外贸易的组织以法人身份和官方名称,并在其名称前冠名“英国”,从此“商人冒险家”成为一个特定法人的正式名称。特许的授权公司具有了排他性。重商主义初期的管控和垄断,从上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 

  而在重商主义思潮实践的后期,旧的封建权力体系被打破,商人阶级逐渐崛起,他们也开始谋求一个以本阶级为中心的新型体系。而这种趋势,正好从重商主义思想的变化中得到了体现。到17世纪90年代,面对整个世界市场的需求和国内的管制问题,一场经济大讨论再次在英国展开。面对外国激烈的竞争,依靠国家管制的办法开始出现困境,讨论关注的重心由国家的支持逐渐转向国内的生产问题。于是在1696年到1713年间,一种新型的经济政策开始流行,J.O.奥伯利就曾指出,在此时的重商主义思想中,商人普遍认为“英国商人的利益开始属于制造业”。自此以后,重商主义思想由以前的国家管制逐渐转向商人主导的自由贸易。 

  布罗代尔指出:“正是重商主义者创造了民族国家,要不然就是民族国家或孕育中的所谓民族国家在创造自己的同时,创造了重商主义。”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思潮是这个大时期中,国际发展的知识话语和意识形态,而重商主义的实践则是这个时期国家制度变迁的真实社会情景。 

  我们可以看到,重商主义思想的演变体现了英国近代国家体制的变迁。而重商主义在英国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思想的伟大。从16世纪末重商主义思想开始盛行到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夜,历经两百余年,英国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这两百余年的高速发展,英国成功地从一个农本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初具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近代化国家。到了1695年,英国的合股公司达到了140家,其总资本规模达到了425万英镑,此后,英国经济发展势头越发迅猛,1719—1720年,南海公司的股本已经达到了850万英镑,而资本总量也达到了2066万英镑。 

  而且,正是在重商主义的时代,英国通过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世界市场的庞大需求客观上促进了机器技术的发明。总的来看,这场旷日持久的商业革命为后期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在产业革命来临之前,印刷机、手摇织布机、纺车、捻丝机、采矿设备、冶铁炉、自动织带机和织袜机就已经出现了,它们都为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重商主义政策指导下的英国,历经200余年完成了轰轰烈烈的历史进步。这片土地上产生了适应更高生产力的社会制度,经济逐渐走向自由,政治由王权走向君主立宪,科学也蓬勃发展起来。单纯从抽象的理论角度批判,其实太是肤浅了,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是最好的裁判。


本版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