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回眸:海外中国学文献中的杨宪益、戴乃迭佚文两则

《石头记》回眸:海外中国学文献中的杨宪益、戴乃迭佚文两则

作者:李晶第385(2015/01/21)期

 
 
 
杨宪益



  上个世纪后半叶,杨宪益、戴乃迭两位先生笔耕不辍,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可谓译著等身;其中最为人瞩目者,当属两位合译的《红楼梦》英文版。杨译本前两卷于1978年出版,第三卷于1980年出版,是海内外首部正式出版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两位译者也是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与文学价值深有了解的研究者。笔者多年来致力于杨、戴译介事业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尤其是关于《红楼梦》译介的资料;但除了三卷本的译著之外,他们自己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的文字并不多见。近来查阅海外中国学文献时,却惊喜地发现了一书一刊,分别载有两位先生各自撰写的与《红楼梦》直接相关的文章。恰逢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文书此,聊寄遥思。 

  先说一刊,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43,No.3,1980),上面刊载了戴乃迭为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英译《红楼梦》撰写的书评。霍译原为“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的一种,主要面向大众读者市场,平装五卷本,于1973—1986年间出齐。企鹅版问世之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又于1979—1987年间陆续出版了精装版。该文即为印第安纳版前两卷所撰。 

  戴乃迭先生曾独立翻译过多种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并为新凤霞、张洁等新时期女作家撰写过多篇英文评论,但对于古典文学所论不多。除发表于《文汇增刊》1980年第1期的《一个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看法》之外,该文是笔者迄今为止发现的她对《红楼梦》原著及翻译最直接的评论。两文撰写时间相去不远,此文篇幅更长,文笔更犀利,坦陈出杨译《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两位译者对于《红楼梦》版本情况的了解、国内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红楼梦》版本研究及校订工作,以及霍译在国内学术界激起的反响。更为珍贵的是,该文明确指出《红楼梦》最大的价值与魅力正在于“独特的文学性”,另外还谈到霍译与杨译译者之间的学术探讨。尤其是言及文学翻译特有的困难与艰苦,流露出同道之间的惺惺相惜,令人钦敬。原文无标题。全文直译如下。 

  《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是本世纪的一项伟大译事。再没有哪一部作品像这部小说一样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丰饶的中国文明。 

  曹雪芹于十八世纪撰写的杰作《红楼梦》是一部深受尊崇的中国古典小说,不过直到近来才有人翻译英文版的全译本。上个世纪以来,英文世界中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摘译和节译,译名通常为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但相比原著而言,这些片段只能算作一道黯淡的影子,因为原著中极大丰富的内容和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大多不可避免地缺失了。 

  大概在宪益和我应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要求翻译这部小说的同时,中国的学者欣闻霍克思的一则消息:他辞去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教席,来专心翻译《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交付给了一位合作者)。中国人对《红楼梦》推崇至极,霍克思的这一决定几乎为他笼上了一道光环。1973年,《石头记》第一卷出版,当时在香港和内地引起的轰动甚至超过了在西方的影响。 

  我听到的中国学术界人士的第一个评论是:“精彩。很值得一读。不过以霍克思教授这种身份的学者来说,我原本希望他的翻译是非常可靠的。可他没有根据任何一种确定的底本来翻译。”这话在我听来是有些吹毛求疵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版本有许多种,中国学者迄今还在忙于编订校注工作,希望能推出一个定本。霍克思解释说,他的翻译主要根据曹雪芹的一百二十回本(前八十回由曹雪芹撰写,后四十回由高鹗完成),有时从其他的早期文本中选取一些内容,偶尔也自行校订,为的是能够同时向读者、作者和文本三个方面负责。我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得非常出色,并且他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 

  这部小说内在的文本问题错综复杂,“红学家”(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在文本解读方面常常互有分歧。我丈夫和我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红学家和同事的建议,可我们的译本A dream of redman⁃sions(《红楼梦》)仍然有人指出了这样那样的误译之处。霍克思的译本也是这种情形。不过,学术界公认他的翻译是学术性的精彩译作。因此,去年夏天,北京创办一份以《红楼梦》为主题的新期刊时,他是首位收到稿约的汉学家。 

  对当代西方读者而言,所有的中国古典小说都会存在一些问题:陌生的社会、历史、宗教背景;现实主义叙事与超自然因素的并置并存;姓名、字、号等等的混乱和莫名其妙……霍克思译本的前言与附录提供了大量的至关重要的背景信息,帮助读者扫除了许多阅读障碍,令人赞赏。 

  为了尽量厘清人名造成的混乱,他采取办法之一是遵从此前节译本的传统,将丫环的名字进行意译,譬如Aroma(袭人)、Nightingale(紫鹃)等。语言文化方面的纯粹主义者已经指出,他有一些译名并不准确,而且原著中的某些名字甚至是不可能意译的。因此,我提出我们也采取他这种译法时,中国的同事投票否决了我的提议。但是在我看来,西方读者需要此类帮助,并且这种译法还可以提醒我们,奴婢的名字不过是主子随心所欲指定的。 

  《红楼梦》有别于其他任何一部中国小说之处,也是它摆在译者与外国读者面前的一个特殊问题,正在于它独特的文学性。小说中提及大量典故、文史人物,多处引用古诗词,还有双关语等等,这些都是绝大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更有甚者,年轻的主人公和表姐妹们都深深潜心于文学,花费大量时间比赛作诗,顺带从诗词作品中显示出各自的性格特点。曾有人言,诗是唯一一种无法跨越民族障碍的艺术形式。霍克思在这个方面展示出身为译者的高超技艺,他摒弃了脚注,不动声色地将各种引文或典故阐释得明白晓畅,原文的文学风味得以成功地传达到了英文之中。大概翻译到第六十回时,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在萎缩,为了对抗这个问题,他开始学习威尔士语。这件事略微可以反映出一点以一人之力来翻译《红楼梦》的艰辛。但是在他为了完成这部贴切的译本而付出的种种努力之中,这还不算最极端的例子。确实,他这项译事纯粹是出于热爱而为之。 

  毛泽东建议中国的年轻人阅读《红楼梦》,由此来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而外国读者从这部小说中可以了解到的内容比多卷史册还要多。读进去需要一定的毅力,但深入阅读所需的努力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因为这部丰富复杂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望族的日常生活与日薄西山,以及各类攀附者的兴衰变迁;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还可以了解到清代官僚体系的腐朽、乡绅的衰败和农民的贫困,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崩溃。 

  另一个层面上,诚然,这是一个千回百转的青春爱情故事,充满悲剧色彩,可也不乏幽默的烛照;而且不论从什么标准来看,曹雪芹对几位主人公的刻画都是大师手笔,充满心理学意义上的洞察力,体贴入微。这一点上,他抛弃了此前诸多小说家的写作方法,不再像他们那样以沿传已久的故事或历史为基础,而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打底,展示出笔下人物的成长与互动。这部令人赞叹的小说创造出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故事实在引人入胜,许多中国人年年岁岁一读再读,随口征引,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霍克思的杰出成就在于将这部中文巨著翻译成了精彩的英文,呈献给西方读者。相形之下,我们的译本A dream of redman⁃sions恐怕只是聊胜于无罢了。 

  戴乃迭此文对同为《红楼梦》译者的霍克思充满理解与同情,深切认同他为这部名著翻译做出的贡献,指出“他这项译事纯粹是出于热爱而为之”;对比之下,戴乃迭对自己与杨宪益合译《红楼梦》的工作也披露出一些明确信息:这项译事是应单位要求而启动,翻译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文本问题,并且一些具体的译法颇受环境制约,并非译者可以完全自主。杨译本不同于霍译本,并非译者出于个人爱好而为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两位译者对《红楼梦》究竟作何评价,持何态度呢?这在国内学术界是一个多年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的问题。戴文里已经高度评价了原著的文学性、社会性特色,戴先生本人也一直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著称,毋庸多言;杨宪益先生对《红楼梦》的态度,则没那么明确,研究者对此亦不乏争议。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多种文本互为佐证,而笔者近来检索海外文献时发现的一本书,恰恰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一手资料。 

  这部别致的图书名为《〈石头记〉:一部对中国小说经典〈红楼梦〉的摄影阐释》(Story of the Stone:A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摄影者、编者均为夏威夷摄影师Linda Ching。这本书1997年10月由编者自印精装版,首印于中国香港;1998年,美国十速出版公司(Ten Speed Press)出版平装本。此书篇幅不长,只有一百三十多页,方形大开本。版权页和目录做成对开,底图是朦胧的秋香色背景上烘托出的大枝白海棠,令人一望即可联想起大观园中的“海棠社”以及怡红院中的“女儿棠”。后文图片以影印的《红楼梦》诸抄本中内容较为完整的庚辰本第十五回文字开始,朱墨离披,引领起后面一页页铺陈开来的红墙碧瓦、紫藤垂柳、灼灼桃花,中国古典园林的气息扑面而来。 

  关于此书的由来,编者自撰的前言中做出了简要介绍: 

  《石头记》勾勒出的一个关键框架——一百二十回中国小说经典《红楼梦》的前五回。……这部小说已经译成英文,不过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要领略到作品的整体魅力依然十分困难。……人们相信最精妙的思想是不能形诸言词的,因为往往意在言外。此外,理念自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传达中,许多微妙之处和深层意义都可能丢失无存。我摄制出这些画面,期望能够以英文翻译未能达到的一种方式,来帮助西方人想象出曹雪芹这部经典著作的恢宏瑰丽。 

  全书除了作者前言和一篇简介之外,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做梦者的回忆(REFLECITONS OFADREAMER),石头记(STORYOF THE STONE),泪债(ADEBT OF TEARS),太虚幻境(LAND OF ILLUSION),红楼梦(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基本交代出补天遗石幻形入世、绛珠草与神瑛侍者的渊源、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领略“红楼梦曲”等关键情节。书中文字除了部分章节标题处引用霍克思译《石头记》第一卷以外,其他诗词和大部分叙述文字均摘自杨译本,加上作者自撰的部分介绍性文字,成为一个独特的拼贴本。 

  此书在西方影响如何,尚待考察;不过从图书本身信息可知,它是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肯定的。以曹雪芹家世考证著称的《红楼梦》研究者周汝昌先生为此书撰写的推荐语,排在封面函套上三种荐语之首: 

  祝贺你!你的艺术作品让我感到莫大的快乐和享受。你创作出一个丰富的世界——一片充满东方氛围、味道与芳馨的天地。 

  ——周汝昌,著名作者、学者、《红楼梦》研究专家 

  国内学者赞赏外籍艺术家对《红楼梦》的痴迷,为之题写几句荐语,并不为奇。值得关注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与此书的关系。杨先生不仅慨然允准Linda Ching直接选用杨译本的多处译文,还此书写下了一篇引言。这篇对《石头记》的简介不足千字,却关系到杨译本的译者对小说原著的评价与态度。这就值得细究了。 

  戴乃迭文章中已提到他们翻译中面对的版本问题。《红楼梦》原著的版本分抄本、刻本两大系统,抄本以庚辰、甲戌、己卯几种最为珍贵,刻本又有程甲、程乙之分,此外还有种种补配、评点、续作等版本。读者若非对于原著版本的流变情形有所了解,是很难理解这部小说翻译中底本问题的复杂性的。根据杨译本责编汪祖棠回忆,杨译《红楼梦》是当年外文出版社的一个正式项目,底本的选择并非译者自主的。而外文社选定的底本,前八十回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有正本,后四十回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程乙本。(《〈红楼梦〉英译本出版始末》,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这和杨译本第一卷出版说明中对底本的交代一致;但杨译本前两卷的审定者、《红楼梦》资深研究者吴世昌先生对此却持不同说法。杨译本出版不久,他就在《读书》杂志(1980年第2期)上撰文,说明杨译本前八十回底本是庚辰本,后四十回底本是程甲本(见《宁荣两府“不过是个屠宰场而已”吗?——论〈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说明”》)。而《人民日报》海外版(1979年5月8日)根据对杨宪益访谈所刊发的报道中,关于底本的说明也与吴世昌所言相符,与英译本的前言相悖。此后多年间,杨、吴两位先生基本都没有再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只言片语。直到本世纪初,杨先生接受外籍研究者访谈时,才又谈到底本问题,不过根据访谈者后来以英文形式发表的访谈记录所载,杨译本前八十回的底本又成了俞平伯先生辑校的版本。 

  《红楼梦》研究中,版本问题历来是一个重点,原因主要在于原著各抄本、刻本之间的文字存在多处差异。牵涉到杨译本前八十回底本问题的有正与庚辰两本,歧异也不在少数。至于俞校本,与这两个版本在回目、分回、内容存阙等方面的差异就更大了。后来的翻译研究者或对原著的版本了解不足,或因考辨困难而核校不清,对译文的评价出现了许多误读,由此,对译者的文化立场、翻译理念等也因而语焉不详或出现误判。哪怕是致力于《红楼梦》英译研究多年的资深学者,也难以避免。无论如何,要查考译者在翻译中的动机与立场,首先需要厘清杨译底本的真实面貌,以此为据,才能切实推断出译者的“能为”、“不能为”与实际“所为”。 

  笔者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通过对杨译本与有正、庚辰两种影印本的全文对照细读,已基本确定:杨译前八十回是在以有正本为第一底本的基础上,大量参照庚辰本修订、增补而成,凡两种底本此有彼无之处,译者核校缀补,尽量保证内容的完整丰富,内容互相歧异者,则根据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对《红楼梦》文学内涵的理解,择善而从。吴世昌与杨宪益两位先生在译文出版初期的陈述,原因或许正在于此。而俞校本与杨译本的内容之间存在多处明显差异,恐为访谈中将“参照本”误记为底本了。 

  据笔者统计,综合篇章结构与具体行文来看,原著前八十回两种底本的歧异之处,一回之内,少则十几例,多则数十例。纵览八十回的统计,越往后的章节歧异越多,第七十八回更达近百处。这样从头至尾系统核校与修订的工作量,再考虑到译者在当年社会历史背景下面对的重重桎梏,如果不是出于对原著文学与社会价值的认知及尊重,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不过是译者不言,一般读者不察,煌煌三卷译本在忠实传达中国文化内涵方面的独特价值无人得知而已。 

  除了英译工作,杨先生还就《红楼梦》原著中的一些文化细节撰写过短文,比如关于“金星玻璃”等一些名物的考证。不过此类文字不多,也难据以说明他对原著的整体认知与评价。笔者搜访多年,直到最近才在Linda Ching的摄影集中发现了这篇引言。篇幅不长,却是迄今所见杨先生留下的与《红楼梦》直接相关的最后笔墨。全文直译,以资参考。 

  《红楼梦》是一部生动的现实主义中国小说巨制。不妨坦言,这是一部非常长的长篇故事。一百二十回的篇幅,扣人心弦地描述了清朝走向衰落时期一家富贵巨族的败落。大概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这是最受欢迎、最为普及的一部小说,在中国也享有极高的文学评价,与莎士比亚作品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相仿。 

  小说于两百多年前由曹雪芹撰写。书中描写了一个富贵之家在美轮美奂的园林中度日,将他们的享乐生活和命运变迁一一道来,其中缠绕着一个母题,以年轻主人及其美丽而纤弱的表妹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中心。 

  鉴于书中铺陈的丰富细节,有些评论家相信《红楼梦》是作者自传;另有一些则相信这是一部政治寓言,预示着老旧帝国的最终衰亡。围绕小说诞生了丰富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同时也有不少人沉迷于小说中超越凡俗的一些特质,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含蓄的政治隐喻。 

  直到本世纪的后半叶之前,这部小说只有摘译或节译的英文版,译名为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或Red Chamber Dreams。有一部全译本由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完成,译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我妻子和我完成了另一部全译本,译名是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inda Ching女士对《红楼梦》前面几章内容的阐释性艺术“翻译”,为这部作品单纯的“太极”形式增添了一种恰切的阐释:真正是小说精神的一种缩影,不过是通过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纯粹冲突所构成的氛围来传达的。通过她的艺术创作,我们能够想象出中国古典园林的美丽与光彩,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纤弱秀雅——悲剧式的伟大化成实实在在的形象。艺术家“描绘”了一个现在只能在梦中忆起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悲剧性的脆弱。希望您能像我一样喜爱这份向曹雪芹致敬的精美作品,甚至能受此书鼓舞,去阅读、欣赏书中描摹的那部伟大的文学原著。 

  文中有一处笔误:霍译本并非霍克思独译,而是前三卷由霍克思翻译,后两卷由霍克思的学生、半子闵福德翻译,合为全译本。除此之外,文章虽短,已经扼要概括出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社会影响、相关研究及译介情形,遣词平实,句式简洁,与杨先生此前多年间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大量译介文章风格一致。此文撰写于1997年,距离他们全译本的出版已近二十年。译作出版之初的喧嚣与纷扰渐趋无声,当时戴乃迭先生尚健在,杨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境应该是相对宁静平和的。对那个“只能在梦中忆起的世界”,“那部伟大的文学原著”,他的认知与感情,不言自明。 

  有了图文并茂的英文版《石头记》中的这篇引言,“杨宪益对《红楼梦》的态度”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一个有力的旁证;结合杨译本独特的底本价值,此问题可以告一段落。加上戴乃迭为霍译本《石头记》撰写的那篇书评,两相对照,杨译本的两位译者究竟如何看待《红楼梦》这部小说,想来应该可以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