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位远方诗人的对话

《王宝川》回乡:文化翻译中本土语言和传统文化的作用(上)

作者:郑达第396(2015/07/31)期

文化的传播之旅,不限区域范围,甚至会跨越国界,在世界各国之间穿行。文化的旅行过程中,常常发生交锋和冲突,不断地发展、演变、嬗递,时而加速,时而减缓。然而,当一件文化产品以新颖的形式从国外返回故乡,它会不会被接纳?公众会如何看待它?它是否会边缘化,甚至遭到冷眼和排挤? 

  根据中国古典京剧《红鬃烈马》改编的英语剧《王宝川》,属于现代跨国文化交流史中一件有趣的个案。1934年,《王宝川》在伦敦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好评如潮,翌年,它以崭新的现代剧形式回到上海,在卡尔登大戏院公演。该剧引发了媒界和公众的热烈反响,也激起了传统文化阵营的抨击和抵抗。此后,《王宝川》再没有在上海或国内其他地方上演,而它的名声在海外继续上扬。本文研究该剧的英文改编,上海公演前的宣传准备,公众的反映。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能昭示20世纪30年代东方第一大都会上海地区文化交流的盛况,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产品的旅行现象,以及文化新产品返回故乡可能会导致的复杂的矛盾冲突。 

  京剧《红鬃烈马》的英译与改编 

  熊式一出生于中国,1932年底赴英国,攻读英语戏剧专业的博士学位。导师阿勒代斯·尼科尔(Al⁃lardyce Nicoll)教授建议他研究中国戏剧,继而又建议他改编创作中国题材的戏剧,因为伦敦舞台上一直没有真正的中国戏剧,而英国的民众当时恰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熊式一文学功底扎实,英语基础过硬,再加上他对中西戏剧的知识和兴趣,进行这项改编创作,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而且成功的把握极大。他作了一番仔细的推敲和筛选,选定了《红鬃烈马》,坚信此剧一定能打动西方的观众。他全力以赴,花了整整六个星期,完成了改编计划。 

  《红鬃烈马》是一个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女主角王宝钏是宰相王允的小女儿,彩楼择配,抛绣球击中乞丐薛平贵。她拒绝父母和家人的规劝,与父亲三击掌,断绝了父女关系,离开相府,随从薛平贵居寒窑。不久,薛平贵应征从军西去,为朝廷平定疆域。后来,薛平贵被西凉国王封以王爵,并与公主结为伉俪。十八年后,薛平贵衣锦归乡,与糟糠发妻王宝钏团聚。 

  熊式一在改编过程中对原剧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把这个中国古典旧剧变成了现代剧。原剧由《三击掌》、《武家坡》、《算军粮》、《大登殿》等十三个剧目组成,通常每晚上只演其中的一两折戏。《红鬃烈马》也称“王八出”,常为剧团新到一地公演的“打炮戏”,因为可以展示剧团“四梁四柱”齐全也。熊式一大胆地把所有的戏凝聚在一起,删除了唱的部分,把它压缩成为两个小时左右的英语话剧,与西方戏剧的普通形式相仿,使那些不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西方观众易于接受。他以主角的名字“王宝钏”为剧名,去除了“钏”字的偏旁,改为“川”字,这样既朗朗上口,而且优雅、富有诗意。 

  《王宝川》除了形式上的变化外,内容也与原剧大不相同。熊式一创作了一个全新的开场:大年初一,王允在相府的花园内摆酒席,赏雪贺年,并借机讨论小女儿的婚事。在这新戏内,熊式一剔除了旧剧中那些迷信荒诞的成分。例如,薛平贵在原剧中是个流落街头的乞丐,王宝钏意外发现她家的花园外似乎有火光,察看后看见薛平贵卧在地上。前一天晚上,王宝钏曾梦见红星坠落在房内,据此,她猜测眼前这位必定是个贵人,因此爱上了薛平贵。在《王宝川》中,薛平贵是相府的园丁,他体魄伟岸,温文有礼,他和王宝川之间相恩相爱的关系符合逻辑,毫不牵强。此外,在原剧《红鬃烈马》中,王宝钏从花园的彩楼上朝街头抛绣球,碰巧由薛平贵接到了彩球。她的姻缘,完全听凭月下老人的掌控。在熊式一的新剧中,抛彩球的细节被保留了下来,但变成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是有悖社会规范的行为。王宝川巧妙地操纵,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把绣球朝薛平贵投了过去。因此,这既不是月下老人的安排,也不是出于巧合,而是一种机智和努力的结果。最重要的是,熊式一改变了有关薛平贵与西域的代战公主的关系。《王宝川》中,薛平贵答应结婚,但借口要等征服西凉各部落之后登了基再行大婚典礼,所以十八年后他重返祖国前,一直没有与代战公主结婚。这一改变,显示了薛平贵的才智和忠诚,也消除了重婚的细节,从而避免了棘手的道德问题和在西方可能引发的批评。 

  该剧因为一时找不到剧院上演,所以由伦敦梅休因出版社先行出版。刚问世不久,伦敦小剧场的经理南希·普赖斯(Nancy Price)把它搬上了舞台。没想到,《王宝川》一炮打响,红得发紫,成了伦敦西区最赚钱的舞台剧目。 

  《王宝川》回乡 

  《王宝川》除了在英国各地演出之外,还吸引了海外的剧院和制作人的关注,于1935—1936年间,继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上演后,在美国、挪威、芬兰、丹麦、瑞典、德国、匈牙利、法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和上海演出。 

  负责《王宝川》在上海的演出单位是国际艺剧社。剧社社长伯纳迪恩·弗里茨(Bernardine Fritz)出生于伊利诺伊州,20世纪20年代来到亚洲,1933年在上海创办了国际艺剧社,推进发展各种舞台戏剧方面的艺术,以新的形式和新的戏剧技术,尝试鼓励各类创意,强调中外双方的努力,建构一个知识和文化中心。1933年,国际艺剧社在大光明戏院公演阿甫夏洛穆夫的《琴心波光》,成功将中国音乐元素与西方交响乐曲技巧完美组合。此后,弗里茨去其他国家学习小剧院的经营方法。一年后,她回到上海,买下南京路50号,作为排戏办公的工作场所,马不停蹄,开始了《王宝川》的排练。国际艺剧社生气勃勃,其会员增加到250余名,其中中国人约50名,其余的都是外籍人士。 

  上海这主要的商业和贸易港口城市,是著名的大都市,素有“东方巴黎”之称。自从20年代后期开始,光外滩一带就增建了大约三十多栋新建筑,主要是银行大楼、宾馆、公寓、百货公司。1934年12月,新建成的24层国际饭店——由著名的匈牙利籍建筑师拉迪斯劳斯·邬达克设计,为亚洲之最高建筑——成了里程碑式的地标建筑。1931年出版的《上海小册子》宣称:就大都市的国际多样化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堪与上海媲美。1932年,上海有近70,000名外国籍居民,十年之后,这一种类的人数猛增,超过了150,000人,来自58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上海欢迎并招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名人,包括罗素、杜威、泰戈尔、卓别林、爱因斯坦。文化交流把世界文化带来上海,提升了上海地区对世界文化的重视和认识。 

  在这个国际大都会环境中,东西方相互交融、影响,东西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变得模糊。大量的剧院、咖啡馆、歌舞厅、爵士俱乐部,还有百货公司、公园、跑马厅,成为流行的城市空间,供外籍人士和上海市民聚集,交融,闲逛。许多时尚的电影院相继开业,其中一部分享有放映好莱坞首轮电影的专利权。1933年,装修一新的大光明戏院开门迎客,成为第一家空调电影院,专映西片,号称“远东第一影院”。与此同时,中国的影剧院也比比皆是,放映中国电影或者上演中国的传统或现代戏,如《乾隆下江南》、《玉堂春》、《八大锤》。东西文化相互影响的迹象很明显,外国电影院内经常上映中国国产影片乃至演出中国戏剧,中国的剧院则开始摆脱老一套传统做法,女性开始登台参加现代戏剧的演出,舞台设置开始采用西方风格,剧场内除了提供热毛巾外,增添了糕点饮料服务。 

  旧戏新演,盛况空前 

  在这么一座大都市演出英语剧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根据最流行的地方戏改编成一出英语剧却是史无前例的。《王宝川》在伦敦的演出,戏班子由著名的专业演员组成,上海的演出则清一色中国演员,而且全都是业余的,这也是罕见的现象。女主角唐瑛,虽然才25岁,当时已经赫赫有名。她出生于富裕的家庭,家教严格,从教会学校中西女塾毕业。她多才多艺,除了学习舞蹈、英文、礼仪教育之外,中英文兼优,天赋过人,能唱昆曲,会演戏,加上嗓音甜美,身材苗条,与陆小曼一起并称“南唐北陆”。饰演薛平贵的男主角凌宪扬,出生于基督教家庭,1927年从沪江大学毕业后,赴南加州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先后在航空、军界、新闻、银行业工作,1946年,担任沪江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魁梧英俊,是饰演这一角色的最佳选择。剧组的其他成员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西方教育和文化背景,根据他们的英文名字可见一斑,如Florie Ouei(魏祖同),Daisy Kwok Woo(吴郭婉莹),Wilfred Wong(黄宣平),Philip Chai(翟关亮)等。 

  剧务组包括二十多名中外工作人员,由萧丝和王叔英领导,负责服装、音乐、布景、灯光、舞台管理。萧丝是弗里茨的孪生姐妹,主管《王宝川》的制作和剧院的日常运营。她具备丰富的小剧院工作经验,熟悉错综复杂的剧场业务,而且善于交往;而王树英则对中国戏剧技巧方面有精深的知识。两人各有千秋,虽然都不是专业,但是尽心尽力,互补合作。 

  宣传和项目团队在推介剧目方面成绩出色。团队的十一位成员,除了Alice Chung以外,全都是外籍人士。他们成功地请到二十位赞助人,其中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名流、文化界重量级人物,比如吴铁城、维克多·沙逊、佛罗伦萨·艾斯科、孙科、林语堂、梅兰芳等,获得了45家商家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其中绝大多数是外籍的,所获款项用于《王宝川》的制作外,尚有盈余,可供日后剧院活动使用。在此期间,新闻媒体,尤其是英文报纸,报道频繁,公众得以保持对该剧的排演进程的了解。此外,还常有文章介绍《王宝川》的创作,宣传伦敦演出的盛况,报道玛丽王后出席伦敦演出的消息。公演前一两周,《字林西报》等主要报纸专门刊印了一些《王宝川》剧组彩排的精美照片,那些穿着精致的绣花服装的演员,娴雅迷人,相当吸引公众的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剧社在推介该剧时,不仅仅宣传公演的消息,还要求公众思想解放,打破陈见旧框框,作好大开眼界的准备。制作人员要求公众作出公正的评判,要看到《王宝川》是根据中国古代经典改编的现代戏,应该“象对任何国家的现代剧院内新颖、独到、原创、叛逆的作品”来作比较。某新闻报道称,这出戏,除了外籍人士会特别感兴趣以外,本地的精英人士也会青睐,因为它是对根深蒂固的中国戏剧传统的挑战。 

  卡尔登大戏院坐落于市中心,在现今的南京西路后面,附近有国际饭店、大光明戏院、大上海戏院、跑马厅等公共娱乐休闲场所。1934—1935年专供外国游客参阅的导游指南中,卡尔登跻身当地八所“一流影院”之首。卡尔登是摩登的象征:它由英国人士管理,提供空调,上映外国电影,并定期举办美国海军第四陆战队军乐队的音乐会。6月25日和26日,卡尔登座无虚席,中外名流争相前来参加这一盛会。 

  中西合璧,古为今用 

  节目单的设计构思巧妙,反映了这一剧目中西合璧的特色。前后封皮上都有一条垂直的红色条纹,1.5英寸宽,其中包含了关于《王宝川》的演出基本信息,上首为国际艺术剧社的缩写字母“IAT”和两个戏剧脸谱。一面封皮上使用英语,从左向右水平而行,另一面则用中文,自上而下垂直排行。节目单用红色的丝线按中国的传统方式装订,共有十二张纸,折叠而成,五又四分之一英寸x七又四分之三英寸。节目单没有页码,似乎暗示,可以以现代的方式从左到右翻阅,或者以中国传统的方式从右到左看。 

  节目单中的内容,既有中文,又有英文。然而,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其中的差异显现出不同观众的需求。林语堂的单页弁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节目单的一端以中文的“弁言”起首,其英文版则在另一端,文末附有尾注,强调这是“直译”。事实上,这英文版本中增添了大量的内容。例如“弁言”中有这么一段中文内容:“时至今日,世异境迁,西洋戏剧之影响,戏院环境之不同,处处促吾人力求改进。”而其英语的对等部分似乎变成了现代戏剧的宣言,详尽地解释中国传统戏剧环境和古今审美情趣的差异,并加添了许多具体的细节,旨在告诉外籍观众中国的戏剧传统。同样,林语堂简短的结束语是典型的礼貌性的谦辞:“鄙人只居赞助人地位,对此一艺完全外行,承同人嘱托,特书两句心头话如右。”英文部分中,它被改成了冗长的告示,为国际艺剧社的戏剧实验辩护,宣传应当奉行的批判立场。 

  不过,节目单中的内容并非全都是双语。其中陈丕士写的长文“拙见”便是一例。陈丕士是前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大儿子,在特立尼达出生,从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是个社会活动家。凭着陈丕士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他可以有效地与国际人士交流沟通。他的文章开门见山,谈到全国各地的中国戏院受西方戏剧和文化的影响,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他称赞国际艺剧社这次推出《王宝川》是一场戏剧“实验”:中国的古典传统内容的戏;由中国人改编的英文剧本;中国演员;由中西专家合作导演。陈丕士认为,这次演出,“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即使在世界戏剧史上,也属于独一无二的”首创。陈丕士的文章,集中在戏剧形式和技术方面,只字未提及《红鬃烈马》与此剧内容上的改变。 

  舞台革新,合乎时尚 

  两个小细节值得一提,因为它们能反映观众的不同背景和剧场环境的实验性质。节目单中附有一张小插页,通知观众在每一场结束时,剧院会按中国戏院的传统不落下帷幕。它还指出,如果剧场内灯光照明,表示更换场景,观众应留在原座,切勿走动。节目单中还另有一张小插页,上方印有“重要”两个黑体大字,提醒观众在演出期间切勿吸烟,因为空气中的烟雾可能会影响舞台上演员的嗓音,而且会导致观众咳嗽。 

  上海的演出中,荣誉解说员这角色给剔除了。那其实是熊式一《王宝川》剧作的关键特征之一。熊式一设计了荣誉解说员这角色,为观众叙述事件或场景的更换交替,解释舞台上象征的表现手法,介绍一些基本的舞台和戏剧方面的技术知识。换言之,荣誉解说员的介绍沟通,缩小了中国戏剧与外国观众的距离。上海演出时,荣誉解说员这角色很可能不再需要,因为中国观众本来就熟悉京剧艺术文化,而外籍观众大多也对这类内容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上海的演出大获成功,场内座无虚席,男女演员的精彩表演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唐瑛的表演,尤为突出,她身姿迷人,风采绰约,令观众如痴如醉。弗里茨后来给熊式一写信陈述时,字里行间洋溢着骄傲和惊叹:“上海的演出实在太棒了,那气氛、优雅、魅力、风格,全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那都是西方人绝不可能模仿的。”弗里茨盛赞唐瑛:“只要看一眼唐瑛在舞台上细步轻移、长袖掩颜的仙姿,足以销魂!” 

  6月25日和26日的两场戏票全部销罄,临时又安排于6月28日在兰心大戏院加演一场。媒体对《王宝川》赞美有加,称国际艺剧社“充分起到了在国际社区内的国际剧院的作用”。《王宝川》的成功演出被视为代表了未来趋势,有人信心十足地预言,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类似新戏问世。有些人甚至提出,要大量翻译改编传统京剧和昆曲,只要不是过于学术性、能适合现代舞台表演就行。此外,中央政府邀请国际艺剧社和唐瑛去南京演出《王宝川》。12月底时,弗里茨确实在积极筹划翌年初去南京、天津、北平、杭州等地演出事宜。但是,《王宝川》实际并没有在国内任何地方重演过,上海的辉煌灿烂再没有重现。与此同时,《王宝川》却在伦敦持续不断地上演,从500场上升到700场,以至8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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