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越疆域的歌声：《美人，再见》
飘越疆域的歌声：《美人，再见》
《美丽人生》剧照
威尼斯128名女游击队员及抵抗运动女性成员纪念碑
《苦稻》剧照
《美人，再见》（BellaCiao）的产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区，无论是在战火激烈的前线，还是在貌似平静的后方，这些抵抗运动的成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抗击法西斯纳粹的统治和暴行。与正规军相比，游击队员和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则面临来自更多方面、更为复杂的潜在危险，并且，如果被捕，他们也不会得到《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待遇。然而，正如《美人，再见》的歌词所言，抵抗运动的成员正是因为不堪忍受“侵略者闯进我家乡”的侮辱，而在极为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投入保卫家园的斗争，在这种情势下，《美人，再见》则成为整个欧洲战场流传极其广泛的游击队之歌，成为所有抗击纳粹占领军的人们的共同战歌。
在中国，这首意大利歌曲随着南斯拉夫电影《桥》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游击队之歌《朋友，再见》。应澄清的是，歌名及歌词中的Bella是意大利语中的女名，意为“美丽的女性”，也用于泛称女性。这里，歌词所指的对象也是女性。Ciao既是打招呼时“你好”的意思，也是告别时“再见”的意思。然而，这首歌的产生则远远早于二战时期，在它成为游击队战歌前的几十年中已经承担起斗争歌曲的“重任”。
今天，《美人，再见》的渊源和来历已经很难精确地考查。两种比较有根据的考证说明，类似于后来流传的曲调应创作于19世纪后半叶，而在1906年时，已经出现了有关歌曲传唱的记载。它最初在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地区波河河谷种植稻谷的女农工中传唱，首先是一首控诉压迫和艰难的生活现状的歌曲。在整个炎热的夏天，女农工们站在没膝深的水中清除杂草，手持大棒的监工禁止她们聊天，她们便用歌声表达对非人待遇的反抗：
每天早晨，天将微明，啊，姑娘们，早晨好，早晨好，早晨好！每天早晨，天将微明，我们便已劳作在田间。
烈日炎炎，蚊虫袭侵，啊，姑娘们，早晨好，早晨好，早晨好！烈日炎炎，蚊虫袭侵，我们痛苦地默默无言。
日复一日，青春流去，啊，姑娘们，早晨好，早晨好，早晨好！日复一日，青春流去，哪里才是我们的明天？
手持大棒，不可一世，啊，姑娘们，早晨好，早晨好，早晨好！手持大棒，不可一世，监工们趾高又气扬。
总有一天，自由平等，啊，姑娘们，早晨好，早晨好，早晨好！总有一天，自由平等，劳动者快乐又欢畅。
（本文作者译）
在这个时期，歌曲尚无确定的名称，尽管尚未具备十分清晰的政治取向，但已充分表现出对剥削者及其同谋的反抗，表现出斗争的目标与理想。就从这时开始，这些女农工与城市中的工人一道，展开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因此，它首先也是一首激励工人运动、反对社会不公、争取平等和公平待遇的歌曲。这种情形，在1949年上映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苦稻》（Risoamaro）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影片的主题和新的电影语言都得到电影界极大的关注和欧美左翼观众的广泛推崇，而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
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二战期间，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成功登陆，迫使德军全部撤出西西里。这时，意大利国内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的呼声高涨，7月25日，意大利法西斯党举行大法西斯会议，在当时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支持下，墨索里尼被罢免。次日，国王任命佩特罗·巴多格里奥为首相，重建政府，将墨索里尼拘禁关押，并开始着手与盟军进行停战谈判。9月8日，新政府与盟军签订了停战协议。然而，纳粹德国并不打算放弃意大利。为了使意大利保持其在轴心国中的地位，德军进入意大利，占领了北部和中部大片地区，并开始包围罗马，次日，国王及政府要员匆忙撤出罗马，政府迁往盟军占领区。10月13日，巴多格里奥政府正式宣布意大利王国退出“轴心国”，并向德国宣战。
在另一方面，9月10日，德军占领罗马，控制了南至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大部地区，而后便开始建立一连串横贯意大利的军事防线，以阻止盟军的进攻。9月12日，德军在希特勒直接命令下施行的“橡树行动”救出了囚禁中的墨索里尼。9月23日，墨索里尼成为在希特勒授意下成立的傀儡政权——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首相。德国占领军进入意大利之后，将大部分意大利军队缴械，使得意大利军队几乎处于解体状态。这时，大多数意大利民众将德军看作占领军、侵略者，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多地区开始了反抗纳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就在这个时期，《美人，再见》首先成为地下反抗运动和游击队的战歌：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游击队员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员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在山岗上。
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今天流行的歌词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而词作者已无从考证。歌词中的“我”从男性游击队员的视角向心爱的姑娘告别，而这些“美丽的女性”也并非仅仅坐守闺中，而是成为抵抗运动中极为重要的力量，确切地说，她们甚至是抵抗运动开始阶段的主力军。
德军进入意大利之后，意大利军队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混乱的状态。一方面，德军在意大利境内大肆搜捕意大利军队解体造成的逃兵，并将他们押往集中营或是拘留营；另一方面，德军进入巴尔干地区和希腊，将占领那里的意大利军队全部缴械，并押往德国。在希腊的凯法利尼亚岛，5000名拒绝缴械的意大利官兵统统被德军杀害。由于很多官兵忠于国王，不承认伪政府，德军便拒绝承认他们的战俘身份，而不执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73万意大利官兵被关入德国拘留营，至战争结束时4万人死于拘留营。对于原法西斯意大利军队的官兵来说，当时只有三种选择：一、成为德军的俘虏；二、被编入伪政府军；三、自组成为抵抗运动组织或游击队。
游击队员，快带我走吧
为了保护并转移逃离军队的官兵，防止他们被德军抓获，意大利民间展开了意大利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乔装运动”。这可不是像威尼斯狂欢节那种标新立异的装扮，而是将官兵们装扮成平民，而后将他们从德军占领的城镇中转移出去。这次运动中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妇女，她们为将士们筹集平民服装，伪造身份证和其他文件，收集情报，建立情报及物资传送网络。当时化名为“莱拉”的阿妮塔·玛拉瓦司（AnnitaMalavasi,1921-2011）回忆道：“1943年9月开始，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装扮成平民的将士从他们隐藏的城镇住宅中转移出去。我们首先收集情报，弄清德军的驻防、检查证件和通行证的岗位。而后通过我们建立的传递链将这些将士转移到城外。抵抗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些将士中有很多人来自意大利南部，如果他们拒绝加入伪政府军，又不想被关入德军的拘留营的话，他们也根本无法穿过德军的好几道防线，回到家乡。直到1944年春，伪政府为了继续战争，不断征兵，为了帮助年轻人躲避兵役，实现他们“游击队员快带我走吧”的愿望，这些转移通道一直在运行。于是，阿尔卑斯山方向的艾米利亚-罗马涅、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等地区便成为逃避兵役的青年和其他将士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这里就是歌中所唱的“高高的山岗”。德国史学学者卡罗·詹蒂勒（CarloGentile）的研究表明，尽管游击队员的人数今天也已无法精确地统计，但根据史料所做出的粗略估计表明，仅1944年便已超过上万名。
在山中，这些青年很快便组成了第一批游击队。由此，抵抗运动发展成为保卫家园的游击战。他们的组织形式灵活精炼，行动迅速隐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与德军周旋。同时，最初那些从事筹集服装、伪造证件和护送转移将士的“美丽的女性”便也投入了更多的地下抵抗运动。她们为游击队收集和传送情报，运送武器、医药、食品及各类后勤物资，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照顾伤员，等等。抵抗运动也包括在德军占领区组织民间的抵抗活动，其目的在于阻止德军对于意大利工业区、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斗争的形式主要以罢工为主，拒绝为德军生产和运输战争物资。1944年春，长期的罢工运动达到高潮，使得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等重要的工业城市陷于瘫痪。
当时，化名为“桑尼亚”的齐娜·蒙奇戈利（Gina Moncigoli,1923-2011）的父亲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她对父亲说，“我也要做你做的事。”父亲同意了，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整整两年之久，她背着母亲在山间战斗，直到战争结束。蒙奇戈利的父亲算是非常开明的男性，当时，当很多妇女要求参加抵抗运动时，她们的男性亲属往往都会回答说：“呆在家里，等待战争结束。”不应忘记的是，那时的意大利妇女尚未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完整的公民权。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妇女克服了重重障碍，投入保卫家园的斗争。2011年夏，拍摄文献片时，90岁高龄的玛拉瓦司回忆道，“我参加抵抗运动，而后又被捕的事让我的未婚夫大发雷霆。他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认为女人只能对男人俯首听命，所以，我一出狱就和他分手了。”文献片中，她站在那片她征战了两年之久的“高高的山岗”上，指着脚下的那一片起伏绵延的葱茏，对导演说，“我对这片山区至今都了如指掌，记得哪些战友在哪里牺牲。”伪造证件的高手喀拉·巴蒂艾利（CarlaBadiali）对为逃避征兵而当了游击队员的丈夫说，“你别无选择，但是我有，这就是我的选择。”
城市中妇女们组成的抵抗组织以抗击德军、支持游击队为主要目的。据战后统计，当时参加武装战斗的游击队员约为150,000名，其中妇女为35,000名，而游击队员与为他提供各方面支持的人员的比例为1:14。在城市中，抵抗组织经常采取小规模、相对独立的工作形式。妇女们组成的五到六人的小组，根据当地德军活动情况进行独立的破坏行动。在传递情报或是执行护送任务的过程中，为了在遇到德军搜查或逮捕时不危及其他平民，她们从不使用公共交通，而总是长途跋涉地步行。然而，这种组织中混入特务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玛拉瓦司在回忆中也确认：“但是，我们始终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德军装备精良，随时都能包围我们，或是把我们引入他们的埋伏。我们中间也有特务，还有叛徒。”
当然，城市中的抵抗斗争也包括偷袭占领军。1944年3月23日下午15:00，一颗藏在垃圾车内的炸弹在罗马的拉瑟拉街（ViaRasella）爆炸，炸死正在行军的德军警察大队官兵33名。德军原本计划通过从外地调来的警察加强在罗马肃剿抵抗运动成员的武力，而正是这些城市中的游击小组在警察大军刚刚进城时就给予他们沉重的打击。为了报复，第二天，德军在罗马城南的安得亚提诺联洞（FosseAr⁃deatine）杀害了335位平民。杀害贫民是德军对于游击队袭击常见的报复行为。詹蒂勒的研究表明，尽管这种屠杀贫民的罪行在不同地区的人数不同，但以屠杀平民作为对于游击队和抵抗运动的报复则是纳粹德军的一贯“原则”。1944年夏，仅在意大利中部和亚平宁山脉的北部地区，德军为了打击游击队而杀害的平民就多达5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德军在战争最后两年的时间里，屠杀意大利平民达15,000名，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据德军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Kesselring, 1885-1960）当时的报告，1944年夏，被德军杀害的游击队员也达到5000人。
游击队员中还有不少犹太人，他们则面对更为险恶的处境，因为，一旦被俘，他们甚至不会得到游击队员的待遇，而是直接被当做犹太人处理。德军在1943年9月占领罗马之后，便立即开始将意大利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仅在10月一个月中，就有1127名罗马的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10月15日，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有843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这一历史事实在著名的意大利悲喜剧《美丽人生》中便可略见一斑。面对纳粹德军的灭绝种族政策，当时身为化学家的犹太人普里莫·莱维（PrimoLevi, 1919-1987）便在第一时间加入了游击队。由于缺乏军事经验，1943年12月，他和战友被德军俘虏。德军逼迫他们在枪杀自己的同伴或承认犹太人的身份之间做出选择，为了保护同伴，莱维承认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即刻被送往德军特设的集中营。1944年2月，莱维与650名犹太人一道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到达后，其中526人立即被送进毒气室，只有124人幸存。莱维是幸存者之一，被迫在非人的待遇和条件下强制劳动，直到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整个抗击德国占领军和纳粹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源自稻田反抗斗争的《美人，再见》便飘越了国界和战线，在相当短的时段内首先传遍了东南欧各个战场，又通过盟军传遍整个欧洲战场。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在欧美许多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记忆文化研究已普遍成为一项综合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以致心理学的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它同时也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研究证实，《美人，再见》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不仅是战争记忆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它早已成为许多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关于战争的记忆文化在战争结束时便已开始。战争刚刚结束，犹太游击队员莱维便已开始写作自传性作品《如果这是人》（Sequestoèunuomo,1947）。在作品中，自然科学家出身的莱维放弃了对个人感受和情感的描写，而是以冷峻的笔触呈现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11个月的见闻经历。书中描写了在集中营中求生的各种手段和悲惨情景，在自由世界中极为平常的东西，诸如鞋子和勺子在集中营里全都具有保证生存的重要性。在苏联红军节节逼近的情势下，为了消灭他们灭绝种族的罪恶证据，德军将集中营中的囚犯送上了“死亡之旅”（通过“步行”或使用“货车运输”将靠近东欧前沿的集中营中的囚犯“转移”到德国内地，导致大多数人不堪饥饿劳苦，倒毙路边）。莱维本人因为当时患猩红热被隔离，从而幸免于参加“死亡之旅”的厄运。——中国读者熟知的德国法学家、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中的女主人公成为被告与她的看守身份和“死亡之旅”直接相关。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在《如果这是人》中，莱维还放弃了任何道德评判的视角，作者认为应将评判的任务交给读者。在给德语译本翻译的信中，他解释道，尽管他无法理解德意志民族在纳粹统领下的野蛮行为，但是，他并不痛恨他们。对于作者来说，回忆和记录集中营的经历首先也是关于人性的思考，小说的写作是理解人性的一种尝试，因此，书中多处涉及尼采的《善恶的彼岸》和但丁的《神曲》，并将集中营大门上的“劳动带来自由”与《神曲》中地狱大门上的铭文并提。今天，这部小说早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入选法国《世界报》“二十世纪的一百部书”，被德国著名文学及戏剧评论家约阿希姆·凯泽（JoachimKaiser）选入经典介绍《千卷集评》（DasBuchder1000Bücher,2002）。
尽管战争残酷的现实使得不少游击队员都未能实现“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的愿望，但是，人们并未忘记他们的勇敢和为自由献身的精神，他们成为记忆文化和集体记忆的重要篇章。在史学的冷静中，他们或许只是一个数字中的一员，一个名字，然而，幸存者的记忆却将他们生动的形象传承给后代。记忆的传承便成为他们坟墓上一枝永不凋谢的美丽的花。2011年11月27日，在抵抗运动中化名为“莱拉”的玛拉瓦司去世了，人们在花圈的挽联上写着“BellaCiao，莱拉”。
在1968年的青年运动中，这首战争歌曲被赋予新的“重任”。1963年，法国意大利裔的著名香颂歌手伊夫·蒙当（Yves Montand,1921-1991）在新唱片中重唱这首歌，也促进了法国思想界和民间开始广泛地对纳粹占领期间法国人的行为进行反思，使得抵抗运动的记忆直接融入最终导致了1968年全国大罢工的学生运动。60年代初开始，西德战后出生的一代青年开始质疑自己父辈、师长在纳粹时代的身份、思想和行为，通过关注艾希曼审判（Eichmann-Prozess，1961年4至12月)，将纽伦堡审判和“去纳粹化”清理运动开启的战争反思更加广泛而深入地推向社会各个领域。同时，欧美各地左翼青年反对美国越战、核军备、支持黑人运动的抗议中，这首歌始终伴随着他们的步伐。21世纪的今天，《美人，再见》继续伴随着人们抗议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的呼声，意大利民众在抗议贝卢斯科尼的腐败行为时，总是高唱着这首抵抗运动的歌曲走上街头。
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并不仅仅满足于历史教材中抽象的数字和叙述，各种通过现当代音乐语言加工的“战争歌曲”则使得历史更加生动，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时间的疆域而更具有鲜活的现时性。无论属于哪种音乐风格，许多乐团都将《美人，再见》作为他们的保留曲目。成立于1991年的意大利庞克摇滚乐团“摩德纳城市漫游者”（ModenaCityRamblers）经常应邀参加每年4月25日举行的“解放日（抵抗运动纪念日）”音乐会，低音吉他手马西摩·吉雅奇（MassimoGhiacci）说，“《美人，再见》是我们每次必演的保留曲目，不仅是在纪念音乐会上，而是在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上，这首歌总是会带动全场的大合唱，总是成为音乐会的最高潮。”
今天，这首曲调简单、节奏明快的小歌早已飘越过国界，跨过语言的障碍，被翻译成近四十种语言。它融化了社会群体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宣泄着道义的力量和公正的诉求，延续它形成初期时的抗议功能，而成为世界各地向往和平自由的人们共同的心灵之歌。
本版主要内容
- 飘越疆域的歌声：《美人，再见》韦凌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