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全集》，外研社，2016年2月第一版 
 
王佐良与夫人徐序在昆明（20世纪40年代初） 
 
王佐良于牛津毕业留念（1949年）

编者按：在王佐良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十二卷本的《王佐良全集》，旨在全面呈现王佐良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外语教育等领域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作为诗人、翻译家和作家留给后人的优秀文学遗产。全集更全面搜集了王佐良先生散见于报章、杂志、书籍、手稿中的作品及珍贵历史照片，少数作品为首次发表。本刊特刊发陈琳教授为全集撰写的序言，以志纪念。 



　　《王佐良全集》正在编辑、准备出版。佐良师的家人要我写一篇序。我因力不胜任，感到惶恐。但能有机会用文字记录下近二十年来对老师的思念，我愿试写此文。 

　　甫一提笔，浮现眼前的，是18年前深冬的一件往事。 

　　1995年1月19日，那是在佐良师因心脏病住院的第三天，听说佐良师被移送至特护室（ICU），有些担心。虽已是晚上八点多钟，我还是赶到了医院。得到护士的特许，我穿上消毒衣，走进病房。佐良师精神还好，见到我很高兴，向同房的两位病友说：你们认识他吧？他就是电视上教英语的陈琳老师，我们是老朋友、老同事了。我连忙说，王先生是我的老师。 

　　在护士的提醒下，我不敢多留。走出病房，我隔着玻璃回望，佐良师向我频频招手，脸上还留着笑容。 

　　出了病房，我马上借用了护士办公室的电话与徐序师母通了话。我高兴地告诉她佐良师精神很好，叫她放心。 

　　但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20日）一早，校长办公室来电话，告诉我佐良师已经在半夜时因突发心衰而去世了！ 

　　我竟然成了与佐良师生前见面的最后一个亲友！ 

　　此后近二十年来，每当我拿起一本佐良师的书时，这一场景必然首先涌上心头！ 

　　现在，在我提笔写这篇忆恩师的文章时，从这一场景接下去应当写什么呢？佐良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他给爱他的人们留下了什么？ 

诗人的王佐良 



　　写下这六个字，另一场景又浮现眼前。 

　　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做大学成教学院院长。一次，我请佐良师给学生作一场关于文学与语言学习的报告。在向听众介绍佐良师时，我说：王佐良教授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他是诗人、文学家、作家、翻译家，当然又是教育家。 

　　接着佐良师开始讲话。他说，刚才陈老师介绍我时，说我是诗人。是的，我喜欢诗，我爱诗，我爱中国诗，我爱外国诗，我也翻译了许多诗；但我自己诗写得不多。然而把我称作诗人，而且首先介绍说我是诗人，我是高兴的，我是感谢的。 

　　这里，佐良师说：“我自己诗写得不多。”应当说，他正式发表的诗的确不是很多。但是，人们或许不知道：他在1936年还是一个年轻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诗： 

　　暮 

　　浓的青，浓的紫，夏天海中的蓝； 

　　凝住的山色几乎要滴下来了。 

　　夕阳乃以彩笔渲染着。 

　　云锦如胭脂渗进了清溪的水—— 

　　应分是好的岁月重复回来了。 

　　它于是梦见了繁华。 

　　不是繁华！夜逐渐偷近，如一曲低沉的歌。小溪乃不胜粗黑树影的重压了。树空空地张着巨人的手徒然等待风暴的来到——风已同小鸟作着亲密的私语了。 

　　静点吧，静点吧；芦管中有声音在哭泣。看！谁家的屋顶上还升腾着好时 

　　候的炊烟？ 

　　假如说，在1936年还是一个年轻人在徒然等待着风暴的到来，那么，到1942年就是更加成熟的呐喊了： 

　　看他那直立的身子，对着布告，命令，或者将军们长长的演讲，对着歌声和行列，对着于我们是那样可怕而又愿别人跌进的死。看他那直立。 

　　那点愚笨却有影子，有你我 

　　脆弱的天秤所经不住的重量。 

　　那愚笨是土地， 

　　和永远受城里人欺侮的 

　　无声的村子。那点愚笨 

　　是粗糙的儿女和灾难。 

　　这是一个年轻诗人在当时充斥大地人间的压迫、腐朽、黑暗和反抗下发出的呐喊。它和另一首诗，被闻一多先生收入了他编选的《现代诗钞》（见《闻一多全集》，1948年）。 

　　这是七十多年前的诗。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佐良师写了许多应当是自己一吐心声的诗，许多没有发表过的诗。 

　　1947年他在赴英国的途中写了《去国行》，共五首：《上海》《香港》《海上寄吟》《新加坡》和《哥伦坡水边》。 

　　且让我们看看他怎样写那十里洋场的上海： 

　　有几个上海同时存在：亭子间的上海，花园洋房的上海，属于样子窗和夜总会的上海；对于普通人，上海只是拥挤和欺诈。 

　　关于香港，他写道： 

　　饿瘦了的更加贪婪，为了重新 

　　长胖，他们维持下午的茶， 

　　维持电车上贴的奇怪中文 

　　和中文报纸里的色情连载。 

　　北平的学者们将要哭泣， 

　　看见这么多光亮的白报纸， 

　　而哪里有像样的杂志？ 

　　在欧洲时，他写了《巴黎码头边》《伦敦夜景》《长夜行》《1948年圣诞节》等篇。 

　　1949年初从欧洲回到祖国，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他没有时间写诗了。1966—1976的十年间，就更谈不到写诗了。 

　　然而，在我们多难的祖国于1976年结束了“十年浩劫”，又在197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之后，佐良师写下了他的心声： 

　　城里有花了 

　　草呀草，绿又绿，水边有树了，城里有花了。 

　　一个多事的秋天， 

　　人们等待着过节， 

　　忽然所有的花都不见了， 

　　吹起了凄厉的西北风， 

　　从此沙漠爬上人的心胸。 

　　…… 

　　早已有了哥白尼， 

　　早已有了加利略， 

　　早已有了爱因斯坦， 

　　早已有了几百年的星移斗转， 

　　难道就是为了这样的终点？ 

　　不，人们说不， 

　　人们说不是为这个，人们开始只对自己说，人们终于向大地吐露，而人们是时间的宠儿。 

　　草呀草，绿又绿，水边有树了，城里有花了。 

　　佐良师不太写什么政论诗文。但是，在这短短的几行写于1979年的诗里，我们清晰地读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与抗争，对“时间”（历史）终将证实真理在谁一边的信念，以及对1978年末起始的又“有花了”的欢欣鼓舞。而这欢欣是以一首清新的、从心底流出的而却又无限深沉的小诗道出的。 

　　在那以后的十多年里，佐良师每年都有新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佐良师以诗的形式写出自己对文学以及语言探究的心得。最令人心仪的是以《春天，想到了莎士比亚》为总名的组诗七首（1981年）： 

　　一、心胸 

　　二、马洛和莎士比亚三、十四行 

　　四、仲夏夜之梦五、哈姆雷特 

　　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七、莎士比亚和琼生 

　　且让我们从这组诗中引出几段，看看一个诗人是怎样以诗来论一位异国的诗人的： 

　　一、心胸 

　　莎士比亚，你的心胸坦荡荡 

　　吸收这个的俊逸，模仿那个的 

　　开阔， 

　　只要能写出更动人的诗剧， 

　　让感情在舞台上燃成烈火。 

　　但又比火永恒。多少人物的命运留下了长远思索的命题：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困惑，一个老年父亲在荒野的悲啼， 

　　一个武士丈夫的钟情和多疑，另一个武士在生命边缘的醒悟，都曾使过往岁月的无数旅人停步，重新寻找人生的道路。 

　　……因此你坦荡荡。四百年云烟过眼，科学登了月，猜出了生命的密码，却不能把你销蚀。有什么能代替 

　　你笔下的人的哀乐，生的光华？ 

　　而诗人又不止于用诗写诗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以诗来记下自己对他所钟爱的一门外国语言，尤其是对自己祖国语言的深情： 

　　语言 

　　中心的问题还是语言。 

　　没有语言，没有文学，没有历史，没有文化。 

　　有了语言，也带来不尽的争论：是语言限制了思想， 

　　还是语言使思想更精确，使不可捉摸的可以捉摸，使隐秘的成为鲜明， 

　　使无声的愤怒变成响亮的抗议， 

　　…… 

　　我学另一种语言， 

　　我要钻进去探明它的究竟，它的活力和神秘， 

　　它的历史和将来的命运， 

　　…… 

　　但我更爱自己的语言， 

　　无数方言提供了各种音乐，永远不会单调！ 

　　各个阶段的历史，各处的乡情和风俗， 

　　永远不会缺乏深厚而又深厚的根子， 

　　而协调它们、联系它们、融合它们的 

　　则是那美丽无比、奇妙无比的汉字！ 

　　…… 

　　但愿它能刷新， 

　　去掉臃肿，去掉累赘， 

　　去掉那些打瞌睡的成语，那些不精确的形容词， 

　　那些装腔作势的空话套话， 

　　精悍一点，麻利一点，也温柔一点，出落得更加矫健灵活， 

　　…… 

　　只有对自己祖国语言的爱、对它的更加完善美好的期盼，才能令诗人用它写出好诗。这就是诗人的王佐良。 

翻译家的王佐良 

　　说起作为翻译家的佐良师，不能不提到一件对佐良师个人及对我国文学事业来说都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遗憾的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佐良师还是西南联大的年轻助教时，就翻译出了爱尔兰大文豪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合集《都柏林人》，但此译本未来得及出版，就毁于日本飞机轰炸引起的桂林市大火之中了。 

　　之后，在英国留学期间，佐良师主要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研究，回国后的50年代，他因专注于教学，没有能从事翻译工作。但自1958年起，佐良师以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开始翻译他一向钟爱的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的诗，并于次年出版了《彭斯诗选》（后于1985年出了增补版）。 

　　多年来，除翻译了诸多英文散文、随笔之外，佐良师的译作主要是英诗。说佐良师是翻译家，首先必须说他是诗译家。除了上述《彭斯诗选》和1986年出版的《苏格兰诗选》中的诗全部为佐良师所译外，在他所著的《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诗的境界》、《英国诗文选译集》、《英国诗选》等书中所选的英诗，除部分用了当代我国诗译家已有的译文外（均在书中注明），都是佐良师自己译出的。 

　　在与佐良师多年的师生交往中，我深深感受到他对诗和诗人的一往情深。 

　　首先，是他对老师威廉·燕卜荪和他的诗的崇敬和喜爱。虽在师从燕卜荪之前，他就早已初试诗笔，但是燕卜荪的诗作以及他对诗（尤其是莎诗）的钟爱为佐良师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并引导他走上一条以译文的形式向国人介绍英诗的道路。 

　　在《穆旦的由来与归宿》一文中，佐良师写道： 

　　燕卜荪是奇才：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英国大学的最好产物，然而没有学院气。讲课不是他的长处……但是他的那门“当代英诗”课内容充实，选材新颖，从霍普金斯一直讲到奥登，前者是以“跳跃节奏”出名的宗教诗人，后者刚刚写了充满斗争激情的《西班牙》。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燕卜荪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也非一般学院派的一套，而是书上找不到的内情、实况，加上他对于语言的精细分析。…… 

　　在1993年出版的《英国诗史》的序言中，佐良师写道： 

　　在本书进行中，我时时想到在南岳和昆明教我读诗写文的燕卜荪先生。先生已作古，然而他的循循善诱的音容笑貌是永远难忘的。谨以此书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在《我为什么要译诗》一文中，佐良师写道： 

　　我为什么要译诗？主要是因为我爱诗。原来自己也写诗，后来写不成了（区区六字，但含深意——笔者注），于是译诗，好像在译诗中还能追寻失去的欢乐，而同时译诗又不易，碰到不少难题，这倒也吸引了我。 

　　另外，我也关心我国的新诗坛，希望自己所译对于我国的诗歌创作有点帮助。中外诗歌各有优缺点，应该互相交流、学习。 

　　从这短短的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佐良师之所以致力于译诗，在一个深层的意义上说，是希望这样做能够对自己国家文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但首先，是他爱诗，因而他也爱翻译自己所爱的诗。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诗能不能翻译？ 

　　对于这个历来众说纷纭的问题，佐良师在他1980年出版的《英国诗文选译集》的序言中写道： 

　　谁都说诗不能翻译，然而历来又总有人在译。诚如歌德所言，这里的矛盾在于译诗一方面几乎不可能，而另一方面又有绝对的必要。……在我们中国，诗的翻译不但行之已久，而且对于新诗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是希望看到更多的同志来译诗的，自己也作了一点尝试（请看此中的谦虚——笔者注）。此中的体会，主要一点是译诗须像诗。这就是说，要忠实传达原诗的内容，意境，情调；格律要大致如原诗（押韵的也押韵，自由诗也作自由诗），但又不必追求每行字数的一律；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要保持其原有的新鲜或锐利，特别是形象要直译。更要紧的，是这一切须结合诗的整体来考虑，亦即首先要揣摸出整首诗的精神、情调、风格，然后才确定细节的处理；……译者要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深入了解原诗……又要在自己的译文上有创新和探索的勇气……文学翻译常被称为“再创作”；其实出色的译文还会回过来影响创作……当然，这些事说来容易做来难，我对自己的译文常是感到不如意的，明眼的读者还会发现我自己未曾觉察的错误、毛病，但是虽然困难不少，我却仍然喜欢译诗，也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它的要求是严格的，而它的慰藉却又是甜蜜的。 

　　读者可以看出，在上段引文中，有些句子省去了。这完全是因为篇幅之故，实际上我是很舍不得的。但从这经删节的引言中，已可看出一个极为精练的、重点突出的、一语中的的关于“诗词翻译艺术”的定义或总结。其中的重点，如诗是能译而且必须译的、译诗像诗、结合整体、注意原诗的精神等等，是十分明确的。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从中看出佐良师对诗的钟情，在诗和译诗中感到的甜蜜和慰藉。说到“甜蜜”，我清楚地记得，佐良师曾说过一句话：我确实感到翻译诗歌，其乐无穷！ 

　　记得是在90年代初，为了祝贺佐良师一家人搬入“中楼”新居的乔迁之喜，我带了一包花生米（佐良师最喜欢的“零嘴”，但他曾说过：“在困难时期，这种‘奢侈’也不是时常能有的。”）到他们新家小聚时，谈到翻译。他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尤其是诗的翻译。他说：译诗是写诗的一种延长和再证实。 

　　我是完全相信这一点的：一个真正能译出好诗的人，自己不可能不是诗人。 

　　为了能看一看佐良师如何将自己的诗风融入译诗里，让我们来读一首他所译的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的脍炙人口的爱情诗ARed,RedRose的译文： 

　　一朵红红的玫瑰 

　　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迎风初开； 

　　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奏得合拍又和谐。 

　　我的好姑娘，多么美丽的人儿！请看我，多么深挚的爱情！亲爱的，我永远爱你，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看一看，这样美的译文，不是一种再创作么？不是写诗的一种延长和再证实么？但是，别看这么一首白话小诗的翻译，佐良师也没有随随便便一挥而就。正如他所说： 

　　反正这首看起来很简单的小诗给了我不少麻烦……有一行诗表达主人公对一位姑娘的爱，说是即使所有的海洋干枯了，岩石都被太阳熔化了，他仍然忠于爱情。我想在原诗里，这关于海和岩石的比喻一定是很新鲜很有力的。我们汉语里恰好有一个成语——“海枯石烂不变心”——可以说是完全的“对等词”。但是它在中国已经用得太久太广了，变成了陈词滥调。所以我在译文里避免用它，另外用了一个说法，文字不那么流利，但保存了原来的比喻。

　　（《答客问：关于文学翻译》） 

　　从这里加上我在前文中所引的佐良师自己写的若干首诗，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约略看得出一点佐良师的诗风：清新、简约、顺达、优雅，以及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讨论佐良师的诗作和译诗，还必须认真探视一下他对英国文学史中第一巨匠莎士比亚的剧作和诗作的研究（其实莎剧都是诗）。 

　　佐良师的“莎学”研究，起始于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师从威廉·燕卜荪时期。而后，他又在牛津大学茂登学院奠定了基础。而见诸文字的莎学研究论述，主要起自他60年代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论文，如《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除专著之外，还有《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时辰》、《莎士比亚的一首哲理诗》以及在他所主持编写的巨著《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中有关莎剧的篇章。 

　　应当说，对莎翁作品的钟爱，以及对莎学的深入研究，是佐良师之所以能成为诗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写诗和译诗的关系，或者说诗人和诗歌译者之间的关系，佐良师在多处写得很清楚。在《译诗和写诗之间》一文中，他说：“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诗人译诗，也有益于他自己的创作。”在《穆旦的由来与归宿》一文中，他又说：“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诗才，但通过翻译诗才不是受到侵蚀，而是受到滋润。” 

　　而佐良师自己正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诗才译诗，而又从中得到无限滋润的诗人。 

　　在对待译诗这一艺术的认识上，还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对佐良师来说，“译诗”不仅是译外文诗为汉语诗，它还包括“译”我国古诗为今诗，以及译古代佛经为现代汉语等。 

　　且看佐良师在《翻译：思考与试笔》一书中就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 

　　余冠英先生译《诗经》为白话，体会 

　　到五点： 

　　一、以诗译诗； 

　　二、以歌谣译歌谣，风格一致； 

　　三、不硬译； 

　　四、上口、顺耳； 

　　五、词汇、句法依口语。 

　　何等切实，何等新鲜！ 

　　这里，出于与佐良师的感情，忍不住要提一件事：古典文学大家余冠英先生是佐良师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作文老师，师生关系极亲。而余冠英先生又恰恰是我的姑父。我一直为能与佐良师除师友之情外还有这点渊源而感到幸福。 

　　关于他自己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成员的我国翻译家队伍，佐良师提出过一个重要的理念： 

　　中国翻译家是否有一个独特的传统？ 

　　有的。根据古代译佛经和近代译社科和文艺书的情况来看，这个传统至少有三个特点： 

　　一是有高度使命感，为了国家民族的需要不辞辛苦地去找重要的书来译。 

　　二是不畏难，不怕译难书、大书、成套书。 

　　三是做过各种试验：直译，意译，音译，听人口译而下笔直书，等等。 

　　因此成绩斐然，丰富了中国文化，推进了社会改革，引进了新的文学样式。 

　　（《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次专题翻译讨论会上的发言》） 

　　请注意，他这里说，翻译家所做的工作，“推进了社会改革”，这绝对不是夸张。想一想，严复、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林语堂、林纾等等这些先哲，他们的翻译成就难道不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1919年起始的新文化运动么？而对于这些人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佐良师说： 

　　诗译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从另一种文化中给我们引来了某些振奋人心的作品，而在此同时，也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进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在这一转换和交流中，一个更加丰富的、更加多彩的世界涌现出来了。……诗可能在翻译中失去些什么，但是一种新诗诞生了——伴随而来的，是一个更加灿烂的世界。 

　　（见英文论文SomeObserva-tionsonVerseTranslation［论诗歌翻译］，译文为笔者试译） 

　　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诗译家”，佐良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文学史家的王佐良 



　　佐良师在1949年回到祖国后，一段时间内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工作上。但自50年代后期起，他开始利用课余和工余时间，从事英国文学的论述、推介和翻译工作。尤其是，他将很大精力放在英国文学史的研究和论述上。他在1996年出版的686页的巨著《英国文学史》，从英国中古文学一直论述到20世纪后期的当代文学，并以很大篇幅对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联作了论述。但佐良师这一对英国文学史“盖棺论定”的论著，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一日之功，而是他多年潜心研究、锐意进取、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晶。在这一巨著的序中，他写道： 

　　这些话说来容易（指写一本英国文学史——笔者注），做来却有不少困难。为了取得经验，我先写了一部文学潮流史（即《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接着又写了两部品种史（即《英国散文的流变》和《英国诗史》），并与同志们合力写了一部断代史（即《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才进而写这部通史即单卷本《英国文学史》。 

　　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佐良师对一个国家的文学史的研究所持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实际上，作为《英国文学史》这一巨著的奠基研究，他不仅先撰写了上面提到的三本书，其后，又分别在《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1994）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1996）中就有关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问题作了逐步深入的论述。直至《英国文学史》的出版，可说是一个历时五年的系统工程。 

　　为了能清晰地了解佐良师关于文学史观的理解是如何逐步深化和充实的，我们且以编年的方式看一看佐良师在这五年中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都写了些什么。 

　　在这一系列专著的最早一本——1991年出版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的序言中，佐良师写道： 

　　对于文学史的写法，近来讨论颇多，我也想说明一下自己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写此书的。 

　　这部断代英国诗史是由中国人写给中国读者看的，因此不同于英美同类著作。它要努力做到的是下列几点： 

　　1.叙述性——首先要把重要事实交代清楚…… 

　　2.阐释性——对于重要诗人的主要作品，几乎逐篇阐释…… 

　　3.全局观——要在无数细节中寻出一条总的脉络……对所讨论的是个整体应有一个概观，找出它发展的轨迹。 

　　4.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大题目，针对诗史，这里只谈两点：一、把诗歌放在社会环境中来看。诗人的天才创造是重要的，但又必然有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潮流、国内外大事等不同程度的影响；英国浪漫主义本身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两大革命的产物。二、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阐释与评价作品。 

　　…… 

　　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这是任何写历史的人应有的观点……我们当代中国学者特别需要用它来研究和判别外国文学史上的各种现象。它会使我们把文学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思潮等等所组成的全局的宏观之下，同时又充分认识文学的独特性；它会使我们尽量了解作品的本来意义，不将今天的认识强加在远时和异域的作者身上，而同时又必然要用今天的新眼光来重新考察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品质。 

　　这是佐良师在1987年为到1991年才出版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所写的序言中说的。就我个人的认识，这是一切研究和书写任何一个民族文学史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出发点。没有这一观点，就写不出正确的文学史。 

　　那么，到了1993年，他为自己的又一巨著《英国诗史》所写的序言中，又是怎样说的呢？且看： 

　　关于怎样写外国文学史，曾经几次有所议论，这里只扼要重述几点主要想法：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一个总的骨架；要有可读性。 

　　也许还可加上一点，即要有鲜明个性。就本书而言，我让自己努力做到的是：第一，在选材和立论方面，书是一家之言，别人意见是参考的，但不是把它们综合一下就算了事；第二，要使读者多少体会到一点英国诗的特点，为此我选用了大量译诗，在阐释时也尽力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诗歌爱好者的地位，说出切身感受。 

　　…… 

　　写书的过程也是学习和发现的过程。经过这番努力，我发现我对于英国诗的知识充实了，重温了过去喜欢的诗，又发现了许许多多过去没有认识的好诗，等于是把一大部分英国好诗从古到今地又读了一遍。衰年而能灯下开卷静读，也是近来一件快事。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发现”，在主要是“重述”了几点原有的关于写史的“想法”之外，又增加了一条新意：写史“要有鲜明个性”。而同时，说自己“衰年而能灯下开卷静读”是“一件快事”，也使我们这些后辈和今后的新来者得到无限激励和鼓舞。 

　　到了1994年，在由佐良师参与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他对于写史的观点，就更加明确了： 

　　撰写之初，我们对此书内容和写法是有一些想法的，当时曾归纳为这样几条： 

　　1.书是由中国学者为中国读者写的，不同于外国已有的英国文学史 

　　…… 

　　2.因此它以叙述文学事实为主 

　　…… 

　　3.要包括较多信息…… 

　　4.指导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再次强调。——笔者注） 

　　5.要着重作品自身，通过研究作品来讨论问题…… 

　　6.写法也要有点文学格调……7.尽量吸收国内外新材料、新发现…… 

　　8.规格尽量照当代国际通行方式 

　　…… 

　　在序言最后，佐良师说： 

　　进行这样从中到西的学习，占领新材料，进行新分析——我们面前的工作还多得很，二十世纪卷的完稿仅仅是一个开始。 

　　请注意这里的“学习”二字。佐良师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史的。 

　　最后，在佐良师于1992年动手撰写、到他离世后一年的1996年方才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一书中，他写道： 

　　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有一个问题始终令我困惑，即一部文学史应以什么为纲。没有纲则文学史不过是若干作家论的串联，有了纲才足以言史。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我感到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起来，这样文学本身的发展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也有大的线索可寻。同时，又要把文学同整个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变化联系起来谈，避免把文学孤立起来，成为幽室之兰。 

　　…… 

　　至于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其他原则，我的想法可以扼要归纳为几点，即：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可读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讲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史，不仅只是介绍和评述历史中的重要文学著作，更应当对所涉及的重要文学家作出介绍和评价。这在佐良师的几部英国文学史专著和有关论文中，是十分突出的。 

　　为举例说明这一点，且让我们来看一看，佐良师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一书中以二十多页的篇幅介绍并评论了莎士比亚的剧作之后，是如何评价这个巨人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所处的地位的：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回头来看他，仗着时间所给的优势，至少看清了下列几点： 

　　1.他描绘了几百人物，许多有典型意义，而又每人各有个性。 

　　2.他不只让我们看到人物的外貌，还使我们看到他们的内心…… 

　　3.他深通世情，写得出事情的因果和意义，历史的发展和趋势…… 

　　4.他沉思人的命运，关心思想上的事物，把握得住时代的精神。 

　　5.他写得实际，具体，使我们熟悉现实世界的角角落落…… 

　　6.他发挥了语言的各种功能，……让传达工具起一种总体性的戏剧作用。 

　　7.他的艺术是繁复的、混合的艺术，从不单调、贫乏，而是立足于民间传统的深厚基础…… 

　　8.而最后，他仍是一个谜。……他写尽了人间的悲惨和不幸，给我们震撼，但最后又给我们安慰，因为在他的想象世界里希望之光不灭。他从未声言要感化或教育我们，但是我们看他的剧、读他的诗，却在过程里变成了更多一点真纯情感和高尚灵魂的人。 

　　这样来写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和其中一个重要的作家，就不仅能使我们读者了解作品和作家，更会让我们在这宝贵的人类遗产中获得灵魂的升华和飞越。 

　　说到此，我们可以看出，从80年代后期起至90年代中期，或者说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到《英国文学史》这一系列有关英国文学史的专著的出版，佐良师对文学史的写法、原则、指导思想是有一条既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而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红线的；那主要就是：要有中国观点（由中国人写了给中国人看的），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文学同整个文化的变化联系起来），要以主要文学品种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为纬，同时，对文学史中的重要人物要有全面的、客观的评价。 

　　佐良师有关英国文学史的这一系列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为我们今天和今后研究中外文学史的人指出了正确的、可循的方向。我认为，这是佐良师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的遗训。 

文采夺目的王佐良 

　　除了众多文学研究专著和论文，以及诗词和诗歌译文外，佐良师还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游记。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人们获得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佐良师的“文采”。 

　　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佐良师的文采呢？我思之再三，只能用一个被用俗了、似乎已成陈词滥调的词：美。只有这一个字，正如它的英语对等词beauty，能够最完整、最深切、最恰当地道出佐良师的文学风采。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一段小文。 

　　199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心智的风景线》，收集了14篇游记。为这个小集子，佐良师写了一个小小的序。他写道： 

　　出游外国有各种体会：紧张，疲惫，辛苦，都感到过，但也尝到过乐趣。我是一个喜欢安定和宁静的人，但又向往着流动——流动的色彩，乐声，语言，风景，人脸，都吸引着我。远程旅行在个人生活上更是一种大流动，身体在动，心灵也在动，因此印象特别鲜明，思想也比较灵活，这种时候就不免想写下一点东西来，作为日后回忆的印证，于是而有这里的若干篇游记。 

　　既写，就想脱出一般记游的格局，有点个人色彩。于是投下了更多的自己，力求写出真情实感。另外，我试着要反映一点所接触到的文学情况、文化环境、社会思潮，也都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仍然包含在对人对地的观察里，着重的是当时的情，而不是抽象的理。要知道，一只学院墙后的田鼠，虽然多年掘土也自得其乐，有时候也想到墙外骋驰一番，甚至高翔一下的。 

　　是为序。 

　　我怕我这篇东西写得长了，在抄录时想节略掉其中一些话。但实在舍不得，好在不长，三百几十个字，真可说是字字珠玑。 

　　且让我们再来看看这远不是“墙后的田鼠”的人，是怎样在他的文中“投下了更多的自己”和“当时的情”的。 

　　1982年，佐良师有机会去苏格兰的一个小岛——斯凯岛，他专门去拜访了一位用盖尔语写作的重要诗人绍莱·麦克林。佐良师曾译过他几首诗，也曾在爱尔兰举办的文坛聚会上与其见过面。 

　　这次两位故友、两位诗人重逢，自是无限快乐，佐良师同老友及其老伴莲内和女儿玛丽、女婿大卫愉快地欢聚了一晚。两个老友谈的自然主要是诗和共同的诗人朋友。这里，且让我们来看看佐良师是怎样写他们短暂的重聚之后的道别的，也看看这里面的文采： 

　　一夜好睡，第二天早上我早早醒来，……莲内给我们做了一顿好早餐，我吃完之后，十点钟就告别了莲内和玛丽，坐上大卫开的汽车，由绍莱陪着去到城里，然后到达飞机场。那是一个大晴天，昨天的雨和阴云都已消失，阳光照得一切明亮。我在途中想把岛上风光多看几眼，然而心情已经不同。人生总是这样来去匆匆，刚谈得投机就分手道别了。我走上几乎是全空的机舱，看着站在地上挥手的绍莱和大卫在变远、变小，一会儿连斯凯岛也抛在后面了，于是收纳起欢欣和惆怅，准备面对下一站的旅行和更多的离别。 

　　（《斯凯岛上的文采》） 

　　两位诗人以后未能再见，而且也先后离去了。而这样的离别，这样的文字，能不让我们动情么？ 

　　这就是佐良师的语言的美、他的文采。 

　　说到这里，还是要提一下一件大家都熟知的事：佐良师的文采，不仅见诸他自己的写作中，也表现在他的译作中。而且，他不仅写白话文美，写文言文也美。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佐良师所译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随笔三则。在16、17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中，文人学者喜欢用类似我国文言文这样的古雅文字。培根的《谈读书》（OfStudies）一篇就是如此。我们且引几句： 

　　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e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 

　　佐良师的译文是：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忍不住再引一段： 

　　Readingmakethafullman;conferenceareadyman;andwrit⁃inganexactman...Historiesmakemenwise;poetswitty;themathematicssubtile;natural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Abeuntstudiainmores.(拉丁语；英译为：Studiespassintothechar⁃acter.——笔者注) 

　　佐良师的译文是：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这是何等的文采！他若与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作文老师余冠英先生九泉相聚，当无愧色。 

教育家的王佐良 



　　在追忆了佐良师在英国文学、文史学、诗学以及翻译事业诸多领域的重大成就后，我们不能忘记：他一辈子是一位教师。 

　　佐良师在清华、西南联大就学期间就已为生活之需而兼任教学工作。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回国后，被安排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担任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院长、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校长顾问等职务；并先后担任本科、硕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导师工作。 

　　我在课堂上受教于佐良师的时间不长，不久就被调出参加教学工作。但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无论是在教学还是教材编写或科研工作中，始终得到佐良师的帮助和指导。佐良师是我终身的老师。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佐良师授课的方式。他永远以一个共同探讨者的身份与学生“交谈”，而不是“教授”。他善于就所学内容提出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在探讨中不时插入一些自己的带启发性的观点，引导学生能更深入地思考。但是，在这样的课堂研讨活动的最后，他总会以似乎是在总结学生意见的态度和方式来提出结论。这些结论，实际上是将学生引导上了一个更高的认识层次，但又使学生感到有自己的意见在其中；这就是佐良师的教学艺术。重要的是，这里充分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更是对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有效引导。 

　　对中青年教师的帮助、引导甚至“提携”是所有曾受益于佐良师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的。许多后辈教师在他的指引下选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甚至明确了自己在学术生涯中的最终目标。在主持编写许多大部头“文集”时，他总不忘主动邀请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写工作，并要求他们独立自主地编著一定篇章，使他们得到锻炼成长的机会。尤其应当提到的，是他对中青年教师的尊重。在他担任外国文学所所长期间和以后，每次有教师自国内外学习或参加学术会议归来，他总要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他们的体会心得和信息，仔细记笔记，提出启发思考的问题，并常说从中受益。 

　　佐良师的诲人不倦、乐于助人的精神是所有他的学生和同事都深有体会的。1976—1978年间，我奉调到毛泽东著作翻译委员会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英译工作（佐良师因身体原因未参加）。那时，我虽已从事英语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多年，也做过一些口笔译工作，但翻译“毛著”对我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一次，在遇到一个十分难译的概念以及涉及的句子的译法时，我打电话给佐良师向他求教。他当时在电话中就给了我一两个可供选择的译法，我已觉大为受益。不料第二天，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要我回电给他。后来在通话中，他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他经过深思之后，对那个词和句子有了更恰当的译法。我被佐良师这种严肃、负责的学风深深地感动了。后来，在讨论文稿的会上，我把这一段故事讲给了共事的学者们听，其中有北京大学的老教授李赋宁。李先生说这就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的“脾气”。 

　　在我们说佐良师的诲人不倦精神时，还必须提到他对弟子们的严格要求。佐良师经常鼓励年轻人，很少严词批评，但得到他直面的夸赞和表扬也不太容易。但是，当他看到你确实用心做了功课，并确实感到满意时，他会以真心实意的态度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但绝不会有任何溢美之词。记得有一次大约是90年代初，上级给了学校一个突击任务，要将一份有一定篇幅的重要文件立即翻译出来。佐良师找了几个人参与其事，有我在内。我把自己的一部分译好之后，交给了佐良师。第二天，我心神不安地问他是否可用，他只说了一句：Quitereadable，但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 

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王佐良 



　　佐良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 

　　我们都知道，佐良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从来都不是在象牙之塔里面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处处显现出他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认识。 

　　佐良师从青年时代起就热爱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这固然是由于其诗中所描绘出的一个农民青年的纯真的爱情，更主要的是诗中所表现出的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他写道： 

　　然而彭斯不只是关心爱情，他还注视当代的政治大事。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喜欢同被统治阶级目为叛逆的民主人士往来。他自己还特意买了一条走私船上的四门小炮送给法国的革命者。正是这样一个彭斯写下了《不管那一套》那样的辛辣而开朗的名篇，宣告社会平等，歌颂穷人的硬骨头，并且展望人人成为兄弟的明天。（《苏格兰诗选》） 

　　佐良师绝不是只喜爱莎士比亚和彭斯。当中国文坛上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苏格兰近代诗人休·麦克迪尔米德时，他向国人介绍了他。关于他，佐良师写道： 

　　他的诗作经历了几个时期：初期，他用苏格兰方言写抒情诗；中期，他揭发和讽刺苏格兰现状，同时又写政治诗，如对列宁的颂歌…… 

　　（《休·麦克迪尔米德（1892—1978）》） 

　　他特别介绍了麦克迪尔米德的《未来的骨骼（列宁墓前）》一诗： 

　　红色花岗岩，黑色闪长岩，蓝色玄武岩，在雪光的反映下亮得耀眼，宛如宝石。宝石后面，闪着列宁遗骨的永恒的雷电。 

　　佐良师并且阐释说： 

　　诗人利用了一些地质学上的岩石名称来写列宁墓室的坚实与闪耀，而室外反射过来的雪光则代表了俄罗斯的大地和人民。最后出现了“永恒的雷电”这一形象，它同诗题“将来的骨骼”一起点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列宁对人类的永恒的影响。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诗，然而在艺术上又是完全成功的。 

　　（《休·麦克迪尔米德》（1892—1978）） 

　　这样的介绍，不是鲜明地道出了作者本人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的情感么？ 

　　关于佐良师的文学探究，我们还必须着重指出一点：他是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实际上已经在不一定完全自觉的情况下这样做了；但是以后，他就是完全自觉地这样做了。他不仅自己如此，而且公开地宣扬这种观点，并且要求自己的共事者们也遵循这样的观点。他说： 

　　我们可以对其中的作家作品重新审视，做出评价。这不仅仅是一个要有新见解的问题，而是要有新的观点——在我们说来就是经过中国古今文学熏陶又经过马克思主义锻炼的中国观点。（《一种尝试的开始》）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佐良师在强调文采、强调语言要“美”的时候，他绝不是只讲语言形式，他首先是要求写的东西要有内容、要有思想、要有灵魂、要有真理。在一篇讨论英语写作中如何利用强调手段的文章的最后，他写道： 

　　……内容的重要。关键在于要有值得强调的思想感情、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才能产生动人的语言，真理是最强音。 

　　（《英语中的强调手段》） 

　　请看，唯物主义的观点何其鲜明！ 

爱国者的王佐良 

　　多年来，学习和研究佐良师的学术造诣的人们，主要集中在研读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文革”结束以来撰写的作品，而很少或说几乎没有人论及过他当年在北平的清华以及昆明的西南联大时作为一个爱国热血青年的著作。 

　　说起来，也是令人痛心的。之所以佐良师自己也很少谈及那段时期的事和当时的作品，是因为他的一个“隐痛”：长期以来，佐良师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昆明时曾从事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主持的对外宣传工作而被认为曾为国民党服务。这个历史包袱直到“文革”之后才真正得到平反纠正。不仅如此，从近日佐良师的公子王立博士所获得的珍贵资料中方才得知，他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撰写过许多充满爱国激情的散文。 

　　1935年夏，19岁的佐良师考取清华大学，来到北平。然而，他不是陶醉在这古都昔日的辉煌中，而是为许多人在国难日益逼近的时候“沉醉在过去的迷恋里，守住积满尘灰的古董”而忧心。 

　　1936年初，在《北平散记》一文中，他写道： 

　　古老并不是荣耀，印度埃及的故事早就是教训了，唯有自强不息永远的青春才是最可贵的。有一天北平的人不再看着夕阳的宫殿而怀古，不再幽灵似的喊着“文化、文化”，而人人看向前面，朝初升的阳光挺起胸，跨着大步走去的时候，这古城还有一点希望。 

　　1936年冬，这个20岁的爱国青年的激情化作了行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大爆发了。年轻的大学生王佐良与大批热血青年一道“挺起胸，跨着大步”走在游行队伍的洪流中，向旧世界发出了呐喊。在《一二·九运动记》一文中，他写道： 

　　山山海海的呼声响应起来了，北平的学生是不会寂寞的。在上海，在天津，在武汉、广州、保定、太原、邕宁、宣化、杭州，在中国的每一角落，千千万万的学生都起来了，浪潮似的怒吼充满了整个中国。 

　　其后，佐良师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和留校任教期间，他的两首爱国诗作被闻一多先生收入《现代诗钞》中。当抗日战争进入40年代的关键阶段时，许多大学生或离开课堂投笔从戎，或在课余或教余时间投身多种多样的抗日活动。佐良师以其优秀的英语水平，参与了由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对外英语宣传工作。其中包括一项以英语出版的Pamphlets on ChinaandThingsChinese（《中国与中国事物》）系列宣传册。佐良师结合他的中外文学知识和素养撰写了TrendsinChineseLiteratureToday（《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小册子。他从一个爱国者、一个中国文学的捍卫者的角度，以28页的短短的篇幅，描述了我国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当时战时文学的状况。他认为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高度赞颂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新文化作家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和影响。同时，他也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表露出充分的信心。他写道： 

　　这个文学会变成什么样的？我们已经看到，它始于模仿。现在人们都说到回归，但归往何方？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然而，鲁迅的成就，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熏陶出对这位伟人的深深的敬意。我们发现，旧文学赋予了他那种倔强的、中国式的性格，藉此鲁迅修炼成一种具有如此奇特魅力的风格。那么，在这里有没有些许启示呢？虽然现时正在发生变化，将来又尚未可知，但我想会有机遇回到根深蒂固的过去的——或许不是为获得咨询参照，而是宣示一种亲缘关系。发展的意义亦即在此。 

　　（王立译，杨国斌校）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佐良师提到“亲缘关系”的理念。这表明，早在他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时就已经看到，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道路，那个“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的道路，就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一种“亲缘关系”。 

　　在这本小册子中，佐良师从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认识出发，写出了他对祖国文化和文学的爱心和对它的发展的信心。而这种深厚的爱国心在那以后的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不断深化地、日益深刻地表现出来。在他的大量著作中，在关键性的、理论性的问题上，到处都体现出了他深厚的爱国情操。 

　　是他，首先提出了外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中国化问题。他说，我们编写的外国文学史是由中国学者为中国读者写的，应该不同于外国已有的外国文学史。同时，他提出了有没有中国的文学史模式的问题。他说：粗看几乎是没有。直到1990年左右，才有一本名为《中国文学史》的书出版。但是深入一看，这类书古已有之。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时序》就是一篇从上古时期到5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从杜甫到元好问又可见用韵文评述前代诗人的一种诗史的雏形。到了这个世纪，则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和闻一多的《中国文学史稿》，一直到钱锺书的《谈艺录》和《宋诗选注》，都说明我国是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及其重大成果的。为此，佐良师还专门用英语写了一篇LiteraryHistory:ChineseBeginnings（《文学史在古中国的先驱》），让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史的沿革有所了解。 

　　这是爱国主义者的王佐良的骄傲。 

　　说到佐良师的爱国情操，我们不能不在篇幅有限之下节引一首他在1984年为改革开放后的祖国的新面貌而发自内心的欢歌： 

　　雨中 

　　我站在一所大学新盖的楼前， 

　　看着雨点和雨中走着的青年。 

　　…… 

　　我站在雨里看着这些新学生， 

　　心里过去、现在都浮起， 

　　还想到雨里见过的都市和街巷，中国、外国的都出现， 

　　但是我的脚踏在北京的土地上，而北京在改变着风景线， 

　　…… 

　　这样彻底的改造显出了大气魄，在过去也许要登报夸几天， 

　　但如今北京有多少大工程， 

　　中国全境更何止广厦千万间！ 

　　我们学会了埋头讲速度， 

　　要追回逝去的华年！ 

　　呵，有心人何必多感慨， 

　　不妨把这多难的世界看一看， 

　　这雨会下到白水洋黑水洋， 

　　却只有这边的彩虹最灿烂。 

　　我站在大学的楼前看着雨点， 

　　感到凉爽，而不是辛酸， 

　　忘了寒霜悄悄爬上了自己的鬓边， 

　　也无心站在路口再旁观， 

　　打开伞我踏进了人流， 

　　在伞下一边走路一边顾盼， 

　　我似乎应该感到老之将至， 

　　但又似乎还有一个约会在面前， 

　　何止是一个人一生的梦， 

　　还有一个民族一百年的焦虑和心愿！ 

　　这是出自一个古稀之年的爱国者的心声，他惦记的是一个民族和它的一百年…… 

　　性情中人的王佐良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我要说一说：佐良师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普通人。 

　　佐良师是一个敬师爱友的人。他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中有所成就时，始终不忘中外恩师和同窗对自己的影响。且不说他在诸多著作中提及他们之处，专门的纪念文字就有如下这许多： 

　　《怀燕卜荪先生》 

　　《译诗和写诗之间——读〈戴望舒译诗集〉》 

　　《穆旦的由来与归宿》《怀珏良》 

　　《周珏良文集》序 

　　《在文华中学学英语》 

　　关于他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燕卜荪，他写道： 

　　燕卜荪同中国有缘，但他不是因中国才出名的。早在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才华——特别是表现在他的论文《七类晦涩》之中的——就震惊了他的老师……《七类晦涩》于1930年出版，至今都是英美各大学研究文学的学生必读的书，而作者写书的时候还只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 

　　（《燕卜荪（1906—1984）》）他来到一个正在抗日的战火里燃烧着的中国。……那时候，由于正在迁移途中，学校里一本像样的外国书也没有……燕卜荪却一言不发，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是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很快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怀燕卜荪先生》） 

　　关于他的诗友查良铮（穆旦），他说： 

　　似乎在翻译《唐璜》的过程里，查良 

　　铮变成了一个更老练更能干的诗人，他的诗歌语言也更流畅了。这两大卷译诗几乎可以一读到底，就像拜伦的原作一样。中国的文学翻译界虽然能人迭出，这样的流畅，这样的原作与译文的合拍，而且是这样长距离大部头的合拍，过去是没有人做到了的。 

　　（《穆旦的由来与归宿》） 

　　佐良师就是这样敬爱他的老师和诗友的。 

　　然而，对于自己，佐良师永远是一个虚怀若谷的人。他翻译了他最喜欢的彭斯的爱情诗之一《一朵红红的玫瑰》，读者在吟诵原诗之余，也叹服译文之美。但是，佐良师却说： 

　　《一朵红红的玫瑰》这样著名的诗篇，英语是如此简练，如此清新，而我的中文译文，念起来就不大好了。 

　　（《翻译：思考与试笔》） 

　　他又曾说： 

　　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深入观察，不断地深入实践。翻译者是一个永恒的学生。 

　　（《翻译与文化繁荣》） 

　　佐良师挚爱妻子儿孙。夫人徐序在他留英学习时，在战火纷飞中抚养着他们的孩子。1947年秋，在去国途中的轮船上，佐良师写下了这样的诗： 

　　海上寄吟 

　　离开北平是离开习惯了的温暖， 

　　我恨你跟着火车在月台上跑， 

　　因为那使坐在窗口的我 

　　重演了一切影片里的离别。 

　　…… 

　　现在你可能明亮地笑着， 

　　孩子们只觉得少了一个威胁， 

　　而我却在惦记家里的门窗， 

　　是否锁好了每一道安全开关。 

　　…… 

　　翻滚的海水才是真实的存在， 

　　每一分钟我离你更远更远， 

　　只在看着别的女人的时候， 

　　我知道我愚蠢地失去了你。 

　　到了43年后的1990年，当他们俩已是老夫老妻的时候，佐良师以42阕的长诗《半世纪歌赠吟》记下了两人50年的恩爱和患难。 

　　半世纪歌赠吟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我们相会在贵阳的小旅店， 

　　我带着从昆明来的沿途风尘， 

　　你只提一只小皮箱就离了校门。 

　　…… 

　　回到昆明的清风明月， 

　　我们又有了笑声， 

　　…… 

　　战争在进行，物价在飞腾， 

　　为一点糙米我常排在长队中， 

　　…… 

　　内战和恐慌终于过去， 

　　你迎接了北平的新生， 

　　我也赶紧从海洋那边归来， 

　　要出一点力，看新社会升起。 

　　…… 

　　这168行的长诗的最后两阕 

　　是： 

　　这就是五十年来的大轮廓，有过欢乐，也有过痛苦，两人之间也有过波折，却没有让任何力量劈开。 

　　有你坐在我桌旁的藤椅里， 

　　不说话也使我写得更安心；无须衡量命运对我们的厚薄，今天不是终点，时间还在奔流 

　　…… 

　　然而，令人心酸的是：时间只奔流了五年！ 

　　佐良师的孙女王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与爷爷又有一层师生关系；在爷爷熏陶教养之下，还是初中生时就曾以初生牛犊的劲头小试译笔；现在做《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有志继承祖业。她在1995年爷爷去世的第二天，写了一篇《爷爷的书房》。此文最后，她写道： 

　　此时此刻，坐在爷爷的书房里，我忽然想起还有许多问题应该问爷爷的。 

　　书房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恍惚间，仿佛听见有缓慢的脚步声，正如同每天中午爷爷午睡后向书房走来时的脚步声。 

　　…… 

　　我又回想起几年前那段时光：那时我坐在这张沙发上，一页一页地读着那本《名诗辞典》，听到在那个阴郁的夜晚，爱伦·坡的不祥的乌鸦栖在雅典娜神像上，高声叫着： 

　　“永不再！” 

　　真的吗？我抬起头，看到日正当午，爷爷的书房窗外，一片阳光灿烂。 

　　这里，我们读到了一个深爱爷爷的孙女的心愿和信念。这使我的耳边响起同样也是美国诗人的H.W.朗费罗的名句： 

　　Lives ofgreat men allre⁃mindus 

　　Wecanmakeourlivessub⁃lime, 

　　And, departing, leavebehind 

　　us 

　　Footprints on the sands of 

　　time; 

　　好了，我这支拙笔，无论再写多长，也无法将一个完整的王佐良以及他的学术成就充分地、准确地、如实地描绘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即使我们的读者把《王佐良全集》十二大卷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全部读了，却不曾有机会同王佐良有过面对面的接触的话，也仍是不可能完全地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有情、有笑有泪、有好有恶的王佐良的。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佐良师在《译诗和写诗之间》一文的最后曾写下纪念他的诗友戴望舒的几句亲切感人的话。我想稍许模仿这一段话，来结束我这篇序，寄托对老师的思念，并希望能表达众人之情于万一： 

　　至今人们都在惋惜王佐良先生过早的离世。正当他在经历了一段文学创作的辛勤劳动和巨大收获高峰之后，在我们这个曾经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刚刚走上一条复兴的道路，因而我们在等待着王佐良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会有一次新的飞跃的时候，命运制止了他。然而，命运却夺不走他的辉煌成就。他在搁下他的那支笔以前，已经把他对人民的深情，秀美动人的文采，有关文学理论、英国文学史、英国诗歌、西欧文学、不同民族文学的契合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通过文化交流来实现和谐世界的梦想以及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高尚情操传达给了爱他的人群——这个人群更多的是中国人，然而也有外国人。这一广大的人群对这位文坛巨匠是充满了无限尊敬、怀念和感激之情的。而这套《王佐良全集》将成为他们永远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