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沃尔科特:加勒比海的“哈姆雷特”

德里克•沃尔科特:加勒比海的“哈姆雷特”

作者:石蕾第436(2017/07/05)期

 
德里克·沃尔科特 
 
《海难余生及其他诗歌》英文版书影



  如同西方殖民对加勒比海群岛文化的长驱直入的影响一样,代表西方正典的莎士比亚走进了沃尔科特的灵魂,使其成为加勒比海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王子对国仇家恨的犹疑、顾虑和胆怯不同,沃尔科特这位加勒比海的哈姆雷特王子具有锐意进取、智慧坚毅、大胆开拓的精神。沃尔科特以幽默的口吻颠覆了莎士比亚的原文本意,愉悦地承认与莎士比亚所代表的西方传统的联系,但同时又借莎士比亚经典的普适性来彰显他自己的加勒比的独特性。这便是在模仿、继承、超越中发现和建构自我。他把加勒比海与西方的文学传统混合起来,从而爆发出一种惊人的力量,重振加勒比海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沃尔科特不仅是家族的哈姆雷特,也是“加勒比海的哈姆雷特”。 

  2017年3月17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Walcott,1930-2017)在家乡加勒比海的圣卢西亚去世。这位有着“当代荷马”之称的文学大师曾被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获得过包括诺贝尔文学奖(1992)在内的多项大奖,包括英国皇家文学会奖(RoyalSocietyofLiteratureAward)、女王诗歌奖(Queen'sMedalforPoetry)、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MacArthurFounda⁃tion"Genius"Award)、艾略特诗歌奖(T.S.EliotPrizeforPoetry)等。诺贝尔奖授奖辞说,沃尔科特的成功在于“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他用娴熟的英语、细腻的想象,将深邃的理性思考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融为一体,既反映了加勒比文学对西方流行风格和时代模式的贴近,也显示出加勒比本土意识的成长和发展轨迹。 

  然而,与2016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各地举办纪念活动的隆重场面不同,沃尔科特的去世在中国似乎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显得比较沉寂。沃尔科特当然不能与莎翁相比,“莎士比亚和但丁是经典的中心”,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在《西方正典》(TheWest⁃ernCanon)中指出,“因为他们在认知的敏锐、语言的活力和创造的才情上都超过所有其他西方作者。”然而,沃尔科特也不是庸碌之辈,他凭借自己非凡的文学成就,在认知、语言、才情等方面成为出类拔萃的世界文坛骄子;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谓是当今莎士比亚的继承人之一。 

  一 

  沃尔科特与莎士比亚的结缘始于幼年时母亲的影响。作为一名教师,他的母亲艾利克斯(Alix)经常将她喜欢的文学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莎士比亚作品;她甚至在家里背诵莎士比亚经典,这对年幼的沃尔科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利克斯在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奖的两周前去世,她虽没能见证儿子获得世界最高文学殊荣的风采,但她对沃尔科特的文学熏陶无疑为其一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沃尔科特一生都对莎士比亚充满敬意,我们还能依稀回想起他的戏剧《奥德赛:舞台版》(TheOdyssey:AStageVersion)在莎士比亚家乡斯特拉特福(Stratford)演出时的情形。莎士比亚以《哈姆雷特》等作品为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文艺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沃尔科特也肩负着如文艺复兴一样重大的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不仅如此,他也承担着莎剧中哈姆雷特一样的家族责任。 

  莎翁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因作品的不朽而成为跨时代的经典,在世界人民的心中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回忆,哈姆雷特王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哈姆雷特因“为父复仇”的家族使命和“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朱生豪译)的济世报国志向,与深具家国情怀的沃尔科特产生了共鸣与契合。如同西方殖民对加勒比海群岛文化的长驱直入的影响一样,代表西方正典的莎士比亚也走进了沃尔科特的灵魂,融入到这位西印度群岛之子的血液中,使其成为加勒比海的“哈姆雷特”,给人们留下了像那位丹麦王子一样的深刻印象,并激起无限的想象。 

  沃尔科特是荷兰、非洲黑人和英国三种血统的混血儿;这一特殊身份铸就了其作品文化的多元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哈姆雷特的影子,比如在《王子》(“ThePrince”)一诗中,“哈姆雷特”一样的主人公通过反思母亲“淫欲”和父亲被谋杀的过程,指出了世间道德的堕落。戏剧《亨利·克里斯托夫》(HenriChristophe)的第一部分更是直接引入了《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以烘托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出色的英雄人物形象。正如批评家爱德华·鲍(Ed⁃wardBaugh)指出的,“年轻的沃尔科特在寻找能为西印度群岛代言的戏剧中惊喜地发现,在克里斯托夫身上体现了经典的伊丽莎白模式下(以莎士比亚作品为典型代表)的加勒比海的英雄形象”。 

二 

  如果沃尔科特最初是从其母亲那里接触到的莎士比亚,那么是他的父亲沃里克(Warwick)使他成为了“哈姆雷特”王子。沃里克在沃尔科特一周岁时就去世了,但是他一直活在沃尔科特的思想和作品中。在长篇史诗《奥梅罗斯》(Omeros)中,沃尔科特就描述了与父亲的鬼魂团聚的情景:“父亲”亲口诉说了自己的生平和死亡的经历,“我死在四月,他(莎士比亚)的生日……/像哈姆雷特的父亲那样(因)耳朵感染蔓延(而死),/我相信这种相似已经给你带来某种平静,/死亡模仿艺术……”沃里克死于“哈姆雷特之父”莎士比亚的生日,并与《哈姆雷特》剧中的老国王有着同样的死因:耳腔中有了毒液。批评家布鲁斯·金(BruceKing)认为,这是沃尔科特将自己坚定不移地看成是其父的“遗愿”继承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德里克经常把自己看成是哈姆雷特,目的是要超过父亲沃里克在完成艺术事业和解放自己方面做出的成就”。 

  其实,沃里克本就是一位民间的、可爱的哈姆雷特王子般的人物,善良能干且多才多艺。沃尔科特在《来自布鲁克林的信》(“ALetterfromBrooklyn”)中描述的“父亲,是一个尽责、诚实/忠诚,有用的人”,做着“被确信”是“伟大的事业”。虽是混血儿,但他却成为“白人、英国绅士的典范”。虽不同于哈姆雷特的迟疑徘徊,但沃里克却因太过拘泥于绅士身份,而不肯向亲友借钱,延误了手术,以至于在34岁不幸英年早逝。与哈姆雷特在为父报仇和继承王位上所表现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相反,沃尔科特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提到对父亲未竟事业的承继,包括他的绘画爱好,并在多部作品中表达了对过早离世的父亲的怀念与追思,其中也饱含了对家族的热爱与“寻根”:“他的名字叫沃里克·沃尔科特”,沃尔科特在《仲夏》(“Midsummer”)中写道,“我有时相信/他的父亲(诗人的祖父)出于爱或苦涩的祝祷”,才用英国的沃里克郡(又名华威郡)为他命名。 

  沃尔科特的祖父是一个“有销量的”橡胶种植园主,却放火烧掉了他自己的庄园,也烧死了他自己。于是,祖孙“人鬼情未了”的“奇遇”便上演了,在《阳台》(“Verandah”)一诗中,沃尔科特遇到了祖父的鬼魂,与莎剧中哈姆雷特在露台上遇到了父亲的鬼魂如出一辙。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莎士比亚)让我们不论在外地还是在异国都有回乡之感”,而哈姆雷特使沃尔科特想到了血浓于水的家族亲情与传承责任。沃尔科特“现在是,过去也是父亲(混血儿)的所爱”。与哈姆雷特对父王鬼魂“真伪”的怀疑形成鲜明对比,沃尔科特这位家族第三代传人“爬上梯子/伸出变黑的手去(迎接)那些朋友(鬼魂)”。然而只有“阳台尽头的灰色的、幽灵般的轻便躺椅”,别无其他。哈姆雷特对鬼魂的请求半信半疑;沃尔科特却想“拥抱”祖父的鬼魂,求而不得。作为白人,祖父不仅代表了家族的血脉传承,也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另一个种族、另一种文化。在沃尔科特看来,那“燃烧着的房子的火光就是天上的星星”,给“我”以启蒙的希望。正如东西方元素同时在他的血液里流淌,他也将把加勒比海与西方的文学传统混合起来,从而爆发出一种惊人的力量,重振加勒比海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沃尔科特不仅是家族的哈姆雷特,也是“加勒比海的哈姆雷特”。 

  沃尔科特在早期诗歌《来自非洲的呐喊》(“AFarCryfromAfri⁃ca”)中说,“在非洲和我喜欢的英语之间,我如何选择”。这种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尴尬与苦闷与哈姆雷特经典独白“生存还是毁灭”的纠结何其相似。然而,沃尔科特不但继承了父亲的多才多艺和热忱坚毅,更是致力于将加勒比海融入世界文明中,使其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与其他加勒比海艺术家一样,沃尔科特也处于“加勒比文明的无根性、无本土文学”的恐慌与自卑中,面对着来自西方影响所造成的“影响的焦虑”;而不同的是,沃尔科特作为“幸存者”,一扫莎翁笔下哈姆雷特的懦弱与自怜,在《海难余生及其他诗歌》(TheCastawayandOtherPoems)中立志要成为当地的“第二个亚当”、新型的“鲁滨逊”,去为他的家乡命名并掌控、改造它,将文明和文化赋予在西方凝视下的荒芜、蛮夷的加勒比岛屿。 

三 

  在国际上,沃尔科特因诗歌享有更高的知名度;而在加勒比本土,其戏剧则更加深入人心。参演过沃尔科特几乎所有戏剧的演员威尔伯特(WilbertHolder)曾经说,“欧洲有莎士比亚的演员,但我是沃尔科特的演员”。沃尔科特在戏剧作品中多次挪用莎士比亚经典,植入“哈姆雷特”形象。如《蓝尼罗河的支流》(ABranchoftheBlueNile)就常被评论界视为对莎士比亚经典剧目《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AntonyandCleopatra)的后殖民改写。与莎翁剧中主要人物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对应的男女主角分别是“克里斯”(Chris,意为救世主)和“希拉”(Sheila,意为少女)。然而,莎翁剧中男主角的“爱情至上”、“失去理智”没有在沃尔科特剧中上演,他的男主角克里斯虽然对希拉很有好感,但并不打算与妻子分手,与她结婚。他的名字像“基督”,也暗示了希拉最终离开剧院、走向宗教的命运归宿。 

  希拉经历了从“除了狂欢节之外,特立尼达不是埃及(文明的象征)”的怀疑,到“承认该岛可能成为埃及”的转变,“我听见我的血液/像尼罗河一样低语”,即承认了特立尼达所代表的加勒比海具有一定的身份和文化。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类具有“为爱而失去理智”的普遍弱点,而沃尔科特则抒发了戏剧艺术所需要的宗教式的信仰和热忱。沃尔科特以幽默的口吻颠覆了莎士比亚的原文本意,愉悦地承认与莎士比亚所代表的西方传统的联系,但同时又借莎士比亚经典的普适性来彰显他自己的加勒比的独特性。这便是在模仿、继承、超越中发现和建构自我,这是加勒比海王子的使命,也是艺术家的责任,形成了对经典莎士比亚的“加勒比式挪用”。 

  沃尔科特这部剧的情节以希拉的个人危机及发展作为中心而展开,这位女主人公与“埃及艳后”有着不一样的命运,带有鲜明的加勒比海特色。加勒比的戏剧界可以看成是加勒比岛屿的一个缩影;剧中所有主要人物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爱着戏剧舞台,爱着加勒比岛屿。虽然沃尔科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里任教,但他的作品从未偏离他出生的加勒比海岛。他渴望将“那里”的精华拿来,经过艺术的想象力的改造,为“这里”赋予希望和力量,使其拥有文化与身份的独立性。正如沃尔科特在诗集《另一生》(AnotherLife)中写道,“我们是世界之光/福赐于我们处女般、未被图画的世界/授予我们亚当般的任务,即为这里的一切命名”。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王子对国仇家恨的犹疑、顾虑和胆怯不同,沃尔科特这位加勒比海的哈姆雷特王子具有锐意进取、智慧坚毅、大胆开拓的精神。 

  2008年,他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表达了对西方传统的欣然接纳:“任何艺术家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传统。”他说,最大的荒谬便是“因为莎士比亚是白人,就不去读他”。他似乎也在告诉世人,也不要“因为沃尔科特是黑人,就不去读他!”沃尔科特曾坦言,自己毕生都爱着英语、加勒比岛屿和非洲,他终生的求索都展现了对它们的爱。他用娴熟的英语表达对家族的爱与对故土的深情,思考民族的身份与未来。他没有因为英语是殖民者的英语,就憎恨它、抛弃它,艺术的力量使他走向圆融与豁达。历史的车轮驶过太多的传统。无论是四百年前去世的莎士比亚,还是刚刚离开的沃尔科特,人们都会带着崇敬之心去纪念他们。后世作家会将莎士比亚所代表的西方经典和沃尔科特所体现的文明互鉴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