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嘉卉，思慕中华——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印象记
芳草嘉卉，思慕中华——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印象记
1976年，吴芳思访问石家庄某小学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英文版书影
《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千年年》》英英文文版版书书影影
吴芳思在2015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去年六月底的一天，笔者借在英访学之便，专程赴伦敦拜访英国著名汉学家、前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Wood）。她的家坐落在伦敦一条幽静的街道内，旁边一个小小公园，莺踏花枝、绿柳成荫。屋子四旁遍植玫瑰月季，清芬馥郁。街道内不闻车马喧阗之声，颇有闹中取静的意思。通报姓名后，老人家很热情地将我迎进屋内。房间内木桌木椅，朴素大方，四壁的书架上，地板上几个编筐内，盈箱满箧地都是书。“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东方的诗句很恰切地描绘了这间西方书斋内的氛围。
接下来一个下午的时间，吴芳思老师向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求学之路、治学之法，纵论古今、评骘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人生为一大事来”，吴芳思的“人生大事”，毫无疑问地，就是著书立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探究这样一位汉学家的成长史是很有意思的。结合她的介绍，鄙意以为，吴芳思之所以成为蜚声中外的汉学大家，可以说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因为当初考大学选专业时，十八九的吴芳思，带着几分少年意气，几乎是“未经思考地”就填报了中文专业——她坦言道，这并非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在走入大学校园之前，少年吴芳思对中文也是一无所知，跟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也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大事”。另一方面，冥冥中，吴芳思之成为汉学家又似乎是某种“必然”——她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以及之后的工作性质，都注定让她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不斐的成绩。一切似乎又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
吴芳思出生于语言学世家，父亲专攻法语，长期任职于大英图书馆，母亲也在中学教法语。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她就掌握了法语，中学时期又学习了西班牙文，两门外语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吴芳思对外语、外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兴趣。为学习中文也起到了相当的铺垫作用。
如果说家庭氛围和幼时的成长环境将吴芳思引上了“语言学习”的道路，大学的专业教育，则为她真正打开了中文世界的大门。1967年吴芳思入剑桥大学学习中文，授业老师包括MichaelLoewe（鲁惟一）、PietvanderLoon（龙彼得）、De⁃nisTwitchett（崔瑞德）等人，都是当时的名师大家，各擅胜场。老师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且尤为重视古代汉语的学习。古代汉语初级教材是亚非学院“刘太太”（YinC.Liu）编著的一些孔孟老庄的格言和小故事，此后即是直接阅读原典。众老师中，古汉语教师龙彼得最为严厉，强调学生一定要用权威厚重的老字典，要对每个汉字追根溯源，本义、引申义等种种含义都要全面掌握。如果学生偷懒用了新字典，肯定会被老师发现，并引来严厉的批评：“你干什么呢，白痴！”“你看看你，想什么呢，蠢货！”当然，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男同学的。作为班上唯一的女生，吴芳思颇受一些照顾，即便偶尔回答不上问题也没关系，只要低下头就可以了，老师不会说她。
在大学学习期间，吴芳思相当勤奋，因为翻字典太过频繁，一度还患上关节炎。但她乐此不疲，因为中文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感觉每个汉字都很优美，字形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更是让她着迷。
二
要认识中国，只在书本上了解终是浅了一层，还需亲自到中国去。吴芳思十分幸运，早在1971年毕业后不久，就获得了前往中国的机会。1975至1976年，她还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大学学习。改革开放后，吴芳思来往中国的次数愈加频繁，足迹遍布中国各地。许多汉学家都对中国社会中“古代”的一面十分痴迷，这一点在吴芳思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70年代北京城古雅的四合院、幽深的胡同，观象台上冲天而立的古代观天仪，成为吴芳思念念不忘的最爱。她绘声绘色地对我讲道，1971年初到北京后的一天深夜，她半睡半醒间听到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异响，探头外望——月光下，一队队绵羊正“哒哒”地缓缓通过长安街。这一田园牧歌似的场景令她至今难忘。除北京外，最吸引她的是浙江的绍兴，四川的大足等地——同样也是历史厚重、文化色彩浓郁的地方。
自中国回英后的隔年，吴芳思即被调任至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直至2013年退休。这数十年来，她一方面管理图书馆的日常运作，一方面也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开展自己的研究。就前者而言，相当大一部分工作是帮助来访的中国学者查找、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吴老师还要经常做很多职责以外的事，比如经常带着中国学者去买菜等等，以帮助他们适应英国的生活。“那会儿跟现在真的不一样，信息交流不发达，在外国生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中国学者来英国，就跟我1975年去中国一样，都是进入不同的世界，有太多陌生的事物。我在中国受到很多照顾，中国学者来，我当然也要好好招待人家。”在自身的研究方面，吴芳思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中国的魅力》《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与方广锠合编）等多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95年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该书可谓是集“疑马论”之大成，出版后在中西方都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著名学者，如南开大学的杨志玖教授都纷纷撰文反驳。现在二十多年过去，吴芳思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对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过中国早已云淡风轻，不放在心上，“我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重视材料、证据的可靠性，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地看待它们，敢于提出不同的设想。”吴芳思坦承，大英图书馆的工作为她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无论是收集资料、还是与各方学人联络合作，大英图书馆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家庭熏陶、学校教育、留学经历、工作性质的天然优势，都促使着吴芳思一步步前进，成为知名汉学家。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吴芳思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深的热爱。在拜访的最后，同行的一个朋友问她：“如果时间回到五十年前，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历史吗？还是会尝试不同的领域？”“当然，还是会选中文，永远如此，”吴芳思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道，“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与众不同，非常有意思，从研究中可获得很多快乐。”
自古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能够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乐，自然是孜孜不倦、终生无悔而成绩斐然的了。事实上，退休后吴芳思还在坚持写作，有着一系列的出版计划。我们在分别时，也预祝她的写作一切顺利！
三
在英国访学期间，我一共拜访了两位汉学家：除吴芳思外，还有杜伦大学的司马麟（DonStarr）老师。此前，我们并不相识，准备拜访时颇惴惴，待见面后发现完全没必要，两位老师都极随和，蔼然仁者，对中国学生非常热情，他们是真正对中国抱有感情的汉学家。
两位老师身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中国历史、古汉语、古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功底。他们在讲述求学经历时，都着重强调了从古代中国经典中感受到的魅力。不管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还是剑桥大学，也都很重视古汉语课。即使在今天的杜伦大学，笔者亲眼所见，古代汉语课上老师就是带着同学逐字逐句地翻译经典，课堂材料也都是竖排版繁体字，同学们虽然觉得难，但也都乐在其中，觉得很有意思。这是否能对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有所启发呢？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日常会话固然重要，但世界上有多少人学了几句日常中文，就会对中国文化心生敬畏、心向往之呢？
同理，在外语学习中，似乎也应重视对对象国经典的学习。以英语为例，现在中国英语教育完全围绕日常生活展开，就是英语系的专业教材，里面的文章也多半是《读者文摘》这类的水平，市面上所谓的“最美英文”大多也不过是高级点的“鸡汤文”罢了。学生学了英语十几年，究竟接触到多少文辞优美、思想深邃、读完让人怦然心动的富有感染力的文字？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是语言学习者和文化传播者应予以重视的道理。
而所谓的“软实力”也不应只是对外展示的，也应是对内培养的。少年吴芳思在当时并未接触到什么宣传，只是纯粹为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所吸引，才坚定信念学好中文，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内”重于“外”的道理。子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里的“修文德”当然是国人修，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精粹进一步在国内得到推广，每个中国人都洵洵儒雅，富而好礼，那几乎用不着宣传，中国文化自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大的推崇。1976年，吴芳思的父母来北京看她。在北大，“我母亲看见我们的盥洗室和厕所，不禁留下了眼泪”。现在北京的物质条件应该不会让留学生的母亲们流眼泪了，但社会文化环境还有进一步提高改善的空间。只有物质、文化都繁荣昌盛到一定程度，中国才可以让“远人”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叹服不已。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努力实现这个愿景，正是每位国人，应去尽力追寻的。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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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草嘉卉，思慕中华——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印象记陶欣尤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