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7级大学生活，我的业师
我的77级大学生活，我的业师
1954年9月24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阿波斯托尔（左二）率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活动，与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博士（左一）在北京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右二）迎接，裘祖逖老师（右一）担任翻译。
1981年1月毕业前师生合影。前排站立者左起：办公室黄友梨老师、东欧语系党总支书记赵申老师、裘祖逖老师、罗语教研室主任杨顺禧老师、副系主任丛林老师；后排左三起：冯志臣老师、系主任史迁老师、辅导员王茂中老师、毛春普老师、孟慧荣老师；余为77级罗语班同学。
北外罗语教研室的部分老师与77级罗语班同学在校园合影：后排右二为张志鹏老师，右五为弗洛里契格老师，左一为卢云久老师，左二为毛春普老师；前排左二为奥克塔维娅-吉奥切尔老师。
2011年3月，77级罗语班的三位同学去看望弗洛里契格老师（右二）和夫人（左二）。右一为宿彦文同学，时任中国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中为甄淑琴同学，中国驻摩尔多瓦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大学毕业后与宿彦文结为伉俪；左一为闫建武同学，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文化参赞。
今年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40年，一些媒体从年初就开始陆续推出与此相关的文章，纪念在邓小平同志关怀领导下，党和国家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迅即作出的这一英明决策。笔者作为当年的一名考生，每当看到那些考场的画面，看到显示着一张张年轻面庞和不同地域的准考证，读到天南地北许多亲历者的回忆和感言，包括《中华读书报》不久前刊发的《推倒“两个估计”与恢复高考》等回顾性文章，都不禁感触万千。想到那并不遥远的年代，想到个人经历的77级大学生活和培育我们的诸多恩师，往事如潮似水，涌入脑海，萦绕心头。
一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悄然流逝，或许只有记忆还偶尔唱起年少的歌，带人穿越时间的隧道，去寻觅似曾相识的岁月光影。1977年10月的一天清晨，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里听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真是无比兴奋。当时，我正在北京西南的云岗中学读高二。那年的12月，我和许多同学一道加入了高考行列，十分幸运地被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录取。第二年春天，我来到北外，开始在东欧语系学习罗马尼亚语。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中断十年，造成了77级学生的年龄结构极为特殊。周围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有工人、插队知青、中学教师、军人，在艰苦的基层磨练了多年。尽管经历不同，乡音各异，但同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都受到命运眷顾，彼此也倍感亲切。北外77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有相当扎实的外语基础，英语、德语、日语等专业都有一批同学，入校后一两年就达到了毕业水平，有的直接转入了研究生。另外，当时大家都受到了理想主义和集体精神教育，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比较能吃苦。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陈景润等一批科学家成为同学们崇敬和学习的榜样。
在北外，我们从字母开始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小国语言，困难很多。我和另外三名同学属于北京地区“扩招”后录取，入学比其他同学晚二十几天，到校后一边学新课，一边在老师的帮助下补上了前面的内容。
77级同学入校后，带来了一股清新和活力。老师们对“文化大革命”破坏教育的种种行为深恶痛绝，对通过高考入校的学生格外器重和关爱。同学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简单再简单，挤出时间拼命学习。北外的前身属于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重视政治教育和外事工作纪律的培养，本色朴实，学风优良。我们入校后每天早晨像军人一样出操，大家都非常自觉。各系的同学自己带队，在操场上集体跑步。每天出操后还有时间晨读，校园里春风拂面，书声朗朗，各种外语交织在一起，声音美妙而动听。其实许多同学在早操之前就已“闻鸡起舞”，开始加班加点学习。
每天课后，同学们大多到操场进行体育锻炼，自觉成风。晚自习的学习气氛很浓，不亚于白天的课堂。我们罗语班共十人，八位同学毕业于北外附中或白堆子外国语学校，三位同学还当过中学外语老师，学习经验丰富。他们组织大家互相听写，轮流对话。学校给每个班配有一台磁带录音机，每个同学一副耳机，一有时间，同学们就围坐在录音机旁，反复听课文录音，逐字逐句地跟着朗读。这种强化听说、相互切磋的集体学习方式让我受益匪浅。
罗语教研室属东欧语系，有六位老师，他们对我们关爱备至。在入学后的全班座谈会上，老师们说，现在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积极因素也很多，他们有信心把我们培养成又红又专的罗语干部，在水平上要超过历届学生。这些话使我们倍受鼓舞。
教研室最年长的是裘祖逖老师。他解放前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作为新中国最早派往东欧国家的留学生，于1950年到布加勒斯特大学专攻罗语，回国后在外交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1956年受命到北外组建罗语专业。裘先生见多识广，学养丰富。他和同学们在一起，总是纵谈古今中外，各种掌故信手拈来，我们感到枯燥难记的动词变位在他可以倒背如流，令人赞佩不已。他告诉我们：学习外语就像万米赛跑，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学习上下大工夫，花大力气；同时加强政治学习，注意锻炼身体，练好基本功，全面发展。
我们入学时，国内刚好上映罗马尼亚影片《沸腾的生活》，译者就是裘老师。1978年初夏的一天，他从北影厂借来原版拷贝，在主楼的“三大”教室为大家放映。当时我们刚开始学习罗语，只能听懂影片里几句话，但也都为之欣喜，感到了“学以致用”“立竿见影”的成效。看完电影，裘老师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一起交流。他强调了两点：一是做翻译工作思想要高度集中，翻译工作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平时讲话办事要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不拖泥带水，要注意培养自己良好的记忆力。二是翻译要有速度，特别是口译要讲得流利，不重复。为此，平时就要反复练习，要大量背诵课文，背句型，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翻译工作也不例外。那一天，裘老师送我们八个字：“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多少年过去了，这八个字一直记在我的心里。
最初给我们上专业课的是孟慧荣老师。她是73级“工农兵学员”，我们入校时她刚留校任教。孟老师是天津塘沽人，身材高挑，聪慧热情。她给我们上罗语精读，口音清晰，讲课认真，对同学们非常耐心，是我们专业学习的启蒙老师。
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是杨顺禧老师，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外英文系学习，后被选派到布加勒斯特大学留学，是正宗的“洋科班”。杨老师在罗语语言学和语法教学方面造诣很深，工作极为细致。我们初到北外的第一个学期，有不少课是杨老师上的。当时，我在语音学习上遇到很多困难，杨老师帮助我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改进办法。在我们四年大学期间，几乎每天晚上罗语教研室的灯都是亮的，多是杨老师在那里伏案，一边编写教材、词典，一边辅导小女儿的功课。同学们使用的《罗马尼亚语语法》等教材，都是他焚膏继晷的工作成果。
毛春普老师早年在山东大学读英文，50年代在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工作，同时学习了罗语。他的汉语功底深，写得一手好字，经他翻译或修改的文章，准确精炼，典雅传神。他给我们上翻译课，无论多长多难的句子，总能给出最好的译法。
张志鹏老师是罗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课，但晚自习的时候经常来教室指导我们。张老师性格幽默，语言风趣，很有亲和力，经常在轻松谈笑中就帮助我们纠正了学习中的一个个问题。张老师也反复强调要练好罗语基本功，他没有过多灌输正面道理，而是喜欢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以罗语翻译界和他本人的一些典型事例，包括教训和“洋相”来启发我们。张老师的罗语完全是在国内学的，工作后很多年都没有出国机会，但凭着勤学苦练和大量的语言实践，他在口语和口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北外小语种教师中的佼佼者。
二
1978年9月，根据中罗两国的有关协议，罗马尼亚教育部向北外派遣了语言专家扬·弗洛里契格老师和夫人奥克塔维娅-吉奥切尔（Prof.IonsiOctavia-GhiocelFlo⁃ricica）担任教学工作。我们在学习上刚刚起步，希望有更好的语言环境，对罗马尼亚专家也充满了好奇和期盼。
专家到学校后，很快就在张老师的陪同下来教室与同学们见了面。那一年，弗洛里契格老师才三十几岁，但已经是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一级语文教师。他身材魁梧，目光炯炯，嗓音洪亮，英俊洒脱，有的同学说他像电影《沸腾的生活》中的造船厂厂长科曼，有的同学觉得他像南斯拉夫电影中的英雄瓦尔特。由于我们掌握的罗语太少，还听不懂他的话，只能靠张老师翻译。老师们讲话后让我们提问，我想问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学习单词，憋了半天却说成了“罗语中哪些词有用”，专家回答我：“罗语中所有的词都是有用的”。这就是我和罗马尼亚老师的第一次课堂“互动”。
弗洛里契格先生接手了我们的全部课堂教学。他和中国老师一样都十分重视基本功训练，要求我们首先发好每一个语音，经常为纠正大家某一个不太标准的发音而反复领读，到了大三甚至大四的时候，他仍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纠正语音语调。当年的外语课堂教学主要靠教师讲授、示范、板书，还有组织学生问答、复述等方法。弗洛里契格老师每天都在教材之外给我们补充新的内容，他很了解我们的需求，对所有给出的语词不仅都配上例句，还认真地写在黑板上。他的板书近似英文的KunstlerScript那种，清晰规整，飘洒优雅。我们每天在笔记本上抄写老师的板书，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审美。虽说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但在罗语学习上仍要像小学生学语文那样做大量基础练习。老师每天都留笔头作业，大约两三个小时的量，多为造句、课文内容的问答和改写、小的命题作文等。作业本通常在每天下课时交给老师，第二天上课时就会拿到经过老师精心批改的本子。对有错误的句子，老师要求一律重新抄写，之后还要经他批改，直到没有错误为止。今天在大学里能够如此认真对待笔头作业的老师和学生可能已经不多了。
弗洛里契格老师的教学内容丰富，方法多样。除了课堂教学外，他还经常安排一些专题讲座，为我们介绍罗马尼亚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譬如组织我们欣赏排箫演奏大师赞菲尔的作品，为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等历史事件举行纪念活动，介绍圣诞节和新年习俗等，都生动而有趣。
就这样，在老师们的“调教”下，我们很快“上路”了。1978年的最后一天，全班同学应专家夫妇的邀请，到他们在友谊宾馆的家中做客。老师夫妇热情好客，家里布置得非常温馨且有文化品位。我们听着罗马尼亚民间音乐，品尝他们精心制作的美食，感受异国的节日文化，我们已能用罗语与他们比较自如地交谈。那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
三
弗洛里契格老师到北外以后，对罗语专业的教学内容做了全面调整。他在张志鹏老师的协助下，编写了全新的罗语精读教材，数量有七八册之多。
新教材在内容上包括政治、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题材，范围相当之广。弗洛里契格老师喜爱文学，因此精选了不少作家的名篇佳作。我们从中学习语言，陶冶性情，了解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记得当年的课文有民间文学，像民谣《羔羊》《阿尔杰什修道院》，切扎尔·彼得列斯库辑录的寓言等；有19世纪罗马尼亚文学“经典作家时代”的作品，包括大诗人爱明内斯库的代表作《金星》、卡拉迦列的戏剧和讽刺小品、克良格的《故事》；有20世纪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剧作家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的《假期游戏》和《无名星》，杰奥·博格扎的散文《奥尔特河书》；有许多战后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尼古拉·拉比什、马林·索列斯库等人的诗歌，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的小说；还有介绍古希腊戏剧的文章与《安提戈涅》片段，等等。这些作品凝聚着朴素的民间智慧，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描写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情，探究生活哲理与生命意义，开启了我们年轻的心灵，让我们的眼光接触到异域文化，受到理性的熏陶和人文的滋养。
弗洛里契格老师编写的教材，每课都有一个“评注与习语”栏目，对课文的作者、出处、人物、事件等提供说明，为常用词组和短语配上更多的用法实例，生动活泼，其中很多句子同学们都能背诵。这强化了我们的罗语基础训练，对后来参加翻译工作也很有帮助。
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是典型的屈折语。名词有性、数、格和定冠、不定冠的形式；动词按时态变位，词形变化十分复杂，还不要说其他的难点。若没有苦练强记和长期积累，根本无法达到正确掌握、熟练运用的程度。开始学习时，我们都希望多学、快学，巴不得第二天就能去当翻译。弗洛里契格老师对此不以为然，他总喜欢用一句拉丁语“Nonmulta, sedmultum”来提醒我们“不求数量多，但要质量好”。
弗洛里契格老师强调技能训练，更注意方法的培养。他经常对我们说，“温故而知新”。每天讲新课的同时，他总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带我们复习学过的知识；解释一段课文或一个新的词语，也是尽量借助大家学过的语言。在老师的影响下，大家都养成了每天“三段式”的学习习惯，即复习旧课，巩固当天教学内容，同时预习新课。正是这种日积月累、循序渐进、融会贯通的方法，夯实了我们的罗语基本功。
除了课堂教学外，弗洛里契格夫妇还想方设法，为我们创造实践机会。每个学期他们都要组织全班同学到北京的一些历史文化景点进行实地翻译训练，多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为我们后来参加中罗两国的文化交流做铺垫。他们在北外工作时，我们国家尚处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和学校对少之又少的外国专家十分重视，经常安排他们走访工厂、农村，游览古迹，观看文艺演出。每次活动，老师总要带上一两个同学，让我们轮流翻译，许多时候还给我们讲解相关的知识，补充罗语词汇和用法，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1981年夏天，我们已到大四第一学期。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我们成为第一批作学士论文的毕业生。就在这个时候，弗洛里契格老师也要结束在北外的三年工作，离任回国了。行前的最后几天，他一直在和我们商量论文题目，帮助大家制订写作计划，选择参考文献，告诉每一位同学应当注意的地方。他帮我选的题目是《论中国人学习罗马尼亚语的困难》，老师鼓励我说，这个题目很有意义，值得深入探讨，甚至可以作成一篇博士论文。老师从大量书刊中为我指定应读的文献，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罗马尼亚科学院编的权威刊物《语言学研究》和《罗马尼亚语文》。
弗洛里契格老师教了我们整三年，为我们奠定了职业生涯的基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他多次对我们说，不希望我们只满足于一般的语言翻译，而是要为中国与罗马尼亚的文化交流多做贡献，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他把语言教学提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在与我们的日常接触中传递着一种普世情怀。他喜好读书，尤其喜爱诗歌，引导我们接触了许多罗马尼亚杰出的诗人和诗作。他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务实高效。在生活中，他情趣高雅，自尊而从不媚俗。这些对我后来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都影响至深。
四
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我们国家冲破“左”的禁锢，倡导思想解放的年代，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如沐春风，一派兴旺。那时的物质条件还比较落后，一台最简单的“黑砖头”录音机已属奢侈品，但社会的氛围、人们的精神是纯朴而向上的。我们在北外读书、成长，得益于国家的大环境，也受益于周围许多师长。北外的许国璋、王佐良等一批大家名师，在全国的外语教育界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都很有影响，我们所在的东欧语系的一些老师的翻译著述活动也相当活跃，对我们也产生了长久的激励。
冯志臣老师与张志鹏老师一样，都是1956年考入北外的“罗语一期”，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被派往布加勒斯特大学，在语言学家亚里山德鲁·罗塞蒂院士的指导下攻读语言学，1965年取得博士学位。虽然冯老师平时与我们交流不是很多，但有两件事让我们对他的治学为人格外钦佩。
1979年，冯老师翻译的《考什布克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直接从罗文翻译的诗集，此前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过法文、英文、俄文转译。那时候不像现在如此商业化，随便一本书都可以搞场新书发布或签名售书活动。但老师们却为我们77级罗语班同学安排了一次专题讲座。那是一个下午，我们聚集在教室，活动由专家弗洛里契格老师主持，他先介绍了冯老师的译著出版情况以及诗人考什布克的生平和创作。接着，冯老师分析了所选作品的主题、特点和翻译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处理，指导同学们欣赏了其中的若干片段。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提一两个问题。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语种的译著并非轻易之举，而冯老师始终以一种谦逊平实却充满睿智的话语来谈诗论事，让我们深受教益。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一次“新书发布会”。
冯老师是“文化大革命”后最先开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罗马尼亚文学译介方面成就突出。1979年，他翻译发表了《权力与真理》和《公正舆论》，都是当代政治题材的名剧。其中《公正舆论》是奥雷尔·巴琅格创作的一部两幕讽刺喜剧，以一家报社编辑部为背景，通过各种人物和日常故事，抨击官僚主义，批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种种弊端。译作发表后，很快引起戏剧界注意。1980年，北京人艺将它搬上舞台，同时武汉话剧院也上演该剧，一北一南，颇有影响。当我们在首都剧场观看演出时，除了被剧中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所打动，还深为我们的老师而自豪。
在老师的榜样激励下，我们77级罗语班的同学在专业学习上都十分投入。从大二开始，我们开始接触翻译实践，先后参加了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的翻译，大四又分批到山东济南汽车制造厂为引进罗马尼亚“罗曼”载重卡车生产项目做翻译，其间还陪同过其他一些来华的罗体育、文艺团组，锻炼了能力，也接触了社会。在课余时间，我们都学会了外文打字，还尝试翻译浅易的文学作品。1981年夏，我和同学闫建武翻译的杜·拉·波佩斯库的小说《沙漠下的海洋》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看到自己的习作被印成铅字，心里充满了喜悦。
1982年1月，我们完成了四年的学习，走上了工作岗位。光阴荏苒，转瞬就是35年。当年的裘祖逖老师、毛春普老师，系主任史迁、副系主任丛林等老前辈都已作古；赵申老师从北外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后定居上海，但一直心系学校的发展，鼓励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冯志臣、杨顺禧、张志鹏等老师年逾八旬，仍老当益壮，每天笔耕不辍。弗洛里契格老师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和夫人奥克塔维亚-吉奥切尔老师相濡以沫，在罗马尼亚的山城锡纳亚安度晚年，受到家乡人民的尊敬和几代学生的爱戴。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无比庆幸自己能够赶上一个伟大的时代，从心底感激国家和北外对我们的培养，也格外珍惜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机会。35年间，我们当年的同学先后在不同岗位工作，也像兄弟姐妹一样多次亲切相聚。岁月可以带走青春的纯真，选择可以改变人生的轨迹，但拼搏、砥砺、炽热的77级大学生活，会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对那些用人文智慧之光引领我们的恩师，我将永远铭感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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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77级大学生活，我的业师丁超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