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享誉世界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巡回画派”代表之一别罗夫（В. Г. Белов, 1833-1882）的名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1871—1872）：“那半俄罗斯农民的面庞，半罪犯的面容，扁平的鼻子，神经质地抖动着的眼睑，以及埋藏其下的小而锐利的双眼，还有那高贵、漂亮的前额，以及讲述着无际的苦难、深不可测的忧郁、不良的癖好、无限的怜悯和不可遏制的嫉妒的富于表情的嘴巴！”如果说，托尔斯泰是光芒四射的太阳，让人感到灼热无比，心生敬意，永远无法与其一样比肩而立；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清冷孤寂的月亮，让人感到忧郁痛苦，眉头紧皱，永远不能如其一般洞烛幽微。在我的阅读印象和研究视野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可感知而难以分析的文艺巨匠，一个可钦敬而不可亵渎的思想大师，一个在文学中探讨人生的哲学大家。
一
伴着四月早春的乍暖还寒，带着对作家的崇敬和疑问，我和好友、苏州大学文学院朱建刚教授乘坐四通八达的莫斯科地铁，奔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试图在作家故居中寻找一直惦念的答案。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前行左转，直行片刻，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Музей-квартира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远远望去，一座三层黄白相间的石质楼房掩映在稀疏的树林中，静静依偎在铁制栅栏中，在湛蓝晴朗的天空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古朴雅致。古朴的楼房久经历史的波云变幻，历经风雨的风化侵袭，外墙已然斑驳陆离，油漆脱落生锈。唯有入口处墙柱上的两个石狮，依然姿态雄伟，神态威猛，让人不禁遥想当年景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街2号，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静静享受着莫斯科的安宁与静谧，与气势雄伟的“俄罗斯军队模范剧院”隔街相望，不远处即是春色乍现的“叶卡捷琳娜花园”。
轻轻推开博物馆一楼白色木门，伴随着吱吱作响的转动声，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我似乎在不经意之间，一脚踏入百年前的罗曼诺夫王朝，追溯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快乐的童年时期。陈旧的家具，枯黄的古书，定格的画像，暗色的木板，破旧的地毯，破旧的木马，如走马灯般在我的眼前不断穿梭，来回闪烁。置身百年前作家的居所，呼吸着曾经的房间味道，恍惚间我仿佛看到天真活泼的费佳（即作家名字费多尔的爱称）骑在木马上前后摇晃，沉醉于想象世界自得其乐；我似乎目睹着费佳在父亲古板的威严下，谨言慎行心惊胆战，对权威和父亲充满发自内心的恐惧。枯燥乏味的童年生活，让童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养成敏感多思的性格，而东正教故事和圣母博爱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抚慰。古旧的祈祷烛台，庄严的墙壁画像，严肃的家庭环境，让博物馆充盈着一股宗教气息和情怀。一路走来，我细细观看其中的生活场景，慢慢体验其中的隐含气息，寻找着灵魂何以痛苦的答案。别有深意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工作的医院背后，耸立着一座小型的木式东正教教堂，木式洋葱头和灰色十字架，在蔚蓝色天空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庄严，分外神圣。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困苦，坎坷不断，命运多舛。1850—1854年间在西伯利亚的四年流放、监狱劳作和宗教浸淫，使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反抗毫无意义；他只看到压迫、道德基础的崩溃、资产者的胜利、贫穷、卖淫、饥饿……而看不到出路何在。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上只有两种可能——压迫和被压迫；只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种可能和第三种力量。他的笔记中曾写道：“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这句话透露出其主要作品中主人公们的苦闷，反映出他们心目中的社会法则：不做奴隶主，就做奴隶，不压迫别人，别人就压迫你；“主子的道德”是与人性相抵触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后者：宁做牺牲者，不做刽子手，宁被践踏，也决不践踏别人。诸种经历和如此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以教师的姿态面对人民大众，不是作为启蒙者来俯视、教育俄罗斯民众，而是以人民大众中的普通一员的身份，“描述了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度”，倾听人民的声音，融入到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共同构成一首人民土壤的多声部协奏曲。
1861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的月刊《时间》创刊，宣扬“根基论”思想。他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进步知识界之所以与人民群众之间有隔膜，在于知识分子脱离了人民大众的“土壤”之根基：“没有土壤，什么也不会生长，什么果实也不会有。”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斯特拉霍夫等为代表的“根基派”，认为俄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德信念的沦丧，源于俄国有教养的知识阶层长期脱离“人民的根基”，因而出路在于知识分子必须“顺从人民”，吸取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根本因素——虔诚的基督教博爱精神和忠君思想。这样才能使俄国社会各阶层克服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信仰危机，重振俄国的经济文化，甚至能为陷于道德精神危机的西欧社会指明新的出路。就美学理念而言，他们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狭隘的唯物主义美学纲领，认为艺术与科学不同，不应为某种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服务，而应体现“人和人类思想”——永恒的散发着神性之光的基督精神。同时，他们也不同意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认为真正的艺术永远能促进社会的道德进步和个人的道德完善，永远是“人民的和民主的艺术”。不难看出，“根基派”的美学思想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强调艺术是生活理想的表现，是对具有全人类普遍价值的真善美的肯定和追求。
二
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复杂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想上接近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人物。在政治观念上，他早年接受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的影响，后来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热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阶段。19世纪60年代后，他在思想上形成明确的“根基派”思想，并与新斯拉夫主义派的斯特拉霍夫、格里戈里耶夫接近；到晚年又与持保守观点的斯拉夫派如阿克萨科夫、卡特科夫、波别多诺斯采夫合作。在思想不断裂变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部分接受着不同文化和哲学思潮的观念，保持着对原教旨东正教、神性基督、圣母索菲娅的信仰和崇拜，形成重视下层民众的神性维度、珍视普通人民的精神之光的“根基论”思想。他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但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思想，始终把俄国的“根基”归为广大的俄罗斯人民土壤；他主张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但反对由少数人来指令文学必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关于文学的价值，他更多地着眼于文学的先知和预言，重视文学内涵更高层次的哲理、宗教思想；关于文学的本体问题，他对诸如想象、幻想、讽刺、心理描写以及语言运用，都提出相当精彩的真知灼见。
带着久久萦绕在心头的忧郁苦闷，缓步走出阴暗坚实的博物馆，望着痛苦挣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那种痛苦而忧郁的情绪再一次击中我的心头。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俄罗斯列宁国家图书馆入口前黑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作家弓着腰身，双手低垂，眉头紧蹙，双目凝视，神情苦楚，似在洞察着来来往往的不同肤色读者的复杂灵魂，又似倾听着克里姆林宫的浑厚钟声，又似在俯视着红场教堂的虔诚朝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四周，是一片细碎方石铺就的小广场，一群觅食的灰鸽神情悠闲，在方寸之间一直跳来蹦去，围绕着雕像不断飞回盘旋，盘旋在作家的伟岸雕像和精神世界之内，盘旋在每一颗相信“美将拯救世界”的心灵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之恶和人生之丑的发掘和展现，让人触目惊心又痛苦挣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令他的灵魂痛苦不已的，不仅仅是现实的丑恶与人性的丑恶，也是社会的肮脏与人心的肮脏；令他的精神寻找不止的，不仅仅是人求真向善的途径，也是民族未来道路的选择；让他身心感动不已的，不仅仅是东正教圣母圣女的博爱坚忍，也是俄罗斯广大民众的坚实土壤。在《穷人》、《群魔》等小说中，通过以杰乌什庚为代表的“穷人”的悲惨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了自己对“小人物”的人道情怀，形象阐述着对平等、正义、公正、基督救赎的迷恋和神往。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经由拉斯科尔尼柯夫的“超人理论”的破产和卡拉马佐夫“偶合家庭”的分崩离析，作家与不同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潮进行对话论辩，谴责了追求物质进步和理性主义现代化进程偏离和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在反虚无主义小说《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沙托夫之口，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首要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唯一‘体现了上帝旨意’的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俄罗斯民族扮演的正是一个充满“弥赛亚”精神的独一无二的民族角色；在世界文化历史中，俄罗斯文化扮演的也是一个兼具东西、左右摇摆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角色；在俄国文学长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一个创造“心理现实主义”和“复调小说”的独一无二的作家。在东西兼顾、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面对忍耐顺从、生生不息的俄罗斯虔诚民众构成的精神土壤，陀思妥耶夫斯基犹如永不停息的十字钟摆，在个人灵魂与个体精神、民众土壤与知识分子、东正教与民族未来之间不断探求，左右摇晃，变动不居。为了精神的救赎与民众的未来，他在文学创作和思想探求中，将人的精神和人的灵魂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神经质般痛苦而忧郁地挣扎着，无奈地寻找着。他的灵魂为何痛苦？他的精神为何煎熬？他的思想为何深邃？答案也许很简单，也很复杂：为人，为人性，为人生，为民众，为民族，为国家，为理想乌托邦，为宗教土壤论。这是一颗注定不断思考的灵魂，一颗永不停息找寻的灵魂，一颗永远痛苦不已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