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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园春讌” ——中西文化交往的“绝响”

作者:萍庵第383(2014/11/19)期

柯劭忞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80年)中收有一通陈垣的短信:

  适之先生撰席: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之间颇负时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凤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主人玉笙先生莹之孙,叔裕先生宗浚之子,亦能诗词,精赏鉴也。专此即颂

  晚安

  弟垣谨上 十三晚

  信中提到的伯希和、陈寅恪当为我们所熟悉,而柯凤荪(即柯劭忞)、杨雪桥(即杨锺羲)之名或许略显生疏,至于“主人”云云就更为陌生了。将祖孙三代人放在一块儿说,大约是传统汉语表达的特点吧,故略作解释。谭莹,字玉笙(也作玉生),广东南海人,清道光间举人;其子谭宗浚,字叔裕,清同治间榜眼,父子二人生平《清史稿》中均有记载;其孙谭祖任,字瑑青(瑑字同“篆”),民国初尝任议员,秉承家学,精古董金石赏鉴,擅诗词书画。《全清词钞》(叶恭绰纂辑)中收载其兄谭祖楷和他的词作多首,并在他的名讳下有简介云:官邮传部员外郎,有《聊园词》。那么,“聊园”是其雅号,也是诗词同志雅集处无疑了。不过,他之有名却是另有溪壑,全在饕餮美食之“谭家菜”而名闻京师,即陈垣短信开头所说颇负时名的丰盛胡同谭宅之菜。杨树达于1932年4月6日曾有记事云:“与陈援庵、尹石公、伦哲如(明)、余季豫(嘉锡)公宴章先生(太炎)于谭瑑卿(青)家,粤菜也。”(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积微翁回忆录》第62页)

  陈垣的这通短信不禁使人疑惑,即请客做东的是“主人”谭祖任呢,还是陈垣本人呢?须知,“聊园”的饭局多为一时贤达名流,作为“聊园”和“谭家菜”的主人谭祖任出面应酬自不可少,也是礼数,却不一定做东。《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有谭祖任写给陈垣的信札多通,但并未提到这次雅集,也找不到什么旁证以说明何人做东,宴请谁。

  确实有人因陈垣这通短札而误以为是陈垣借谭祖任的“聊园”做东宴请伯希和。如有人说,1933年初,伯希和来北平,“陈垣做东邀宴谭家菜最见礼重。此宴由陈寅恪、胡适、柯劭忞、杨锺羲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国学与汉学》第125页)。这似乎坐实了是陈垣做东宴请伯希和,而以陈寅恪、胡适之及柯、杨等为陪客。

  1996年我最早读到新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其书最末一章附了一帧照片,即“1933年初有陈垣、陈寅恪与伯希和等”共十多人的合影。但此最末一章的文字并未涉及这帧旧照片,也无任何解说或议论,我私揣著者陆君键东先生插录这帧旧照片或隐含“绝响”之义吧?因这最末一章的标题就是“绝响”!所憾者因年久而照片印得不清晰,照片上方原有的题词也难卒读,以致胸中一直存疑。数年后于无意间又见到此照片的较清晰版,终于认清照片上方的题词,现迻录之于下(原件文字自右至左毛笔书写于底片上,晒版印出后字呈白色。今按原文改作横行自左而右,并加标点):

  聊园春讌

  癸酉二月七日,与尹石公觞伯希和、柯凤荪两君于聊园,座客为陈援庵、陶兰泉、心如、孟莼孙、朱叔琦、谭瑑青、陈寅恪。

  杨锺羲记

  原来如此!“癸酉”为民国二十二年,即公元1933年。事实是杨锺羲和尹石公二人“做东”,假谭祖任(瑑青)的“聊园”宴请伯希和、柯劭忞(凤荪)二位,其他均为陪客。当年陈垣的家,即“励耘书屋”就在丰盛胡同,与谭府“聊园”可说近在咫尺。地利之便加上他与两位东道主的关系亦非同一般,因此,按照片上的序次及位置,我悬揣杨、尹二位东道主委托陈垣(援庵)联络诸人作陪以及雅集的地点。

  先说杨锺羲,清末民初最有成就的旗籍学者(按,我未用“之一”),字子勤,也作子晴、芷晴,号雪桥。光绪十五年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曾参湖北巡抚端方幕,署襄阳知府,转安陆知府。端方调任两江总督后,他随改任江宁知府。辛亥以后蛰居沪上,以著述自娱,后与王国维同例,被末代皇帝召为“南书房行走”,因之携家入京。溥仪被逐,他未随往天津,仍以读书著述为职。宴伯希和、柯劭忞之“聊园春讌”应是这个时段,“聊园春讌”的三月初他就应日本学者狩野君山博士之邀东渡访学去了,此是后话。

  人们知道杨锺羲,自是因其皇皇巨著《雪桥诗话》(《八旗文经》为最重要的八旗文献,乃与其表兄,宗室盛昱合作,我未曾寓目,不能置一辞),窃以为,治有清一代(包括明末)文史者之必读,既有诗,亦有人事,更有史料,不少资料足补史阙,若晚近郑逸梅氏所云“为诗话中资料最丰富者,写诗话时所依据之诗集凡数千种。后由其家人售与复旦大学”(见《艺林散叶》309则)。

  上世纪80年代,我因关注旧时学者文士的家书信札而获睹清代施闰章的家书十四通精裱的长卷,此为陈垣早年的珍藏,后捐献与首都博物馆。卷子末尾有多位近世名家的题跋,打头的一通即杨锺羲的手迹,为行楷,略近于欧、赵,又与“聊园春讌”题识的工楷的似。可从中看到他对清代学者掌故的熟稔。姑录题跋之后半段于下:

  ……辛未夏(1931年)援庵道兄得先生(按,指施闰章)家书十四通,自试词科官京朝以后略备。年谱引家书四段,有三段在此卷中。文字初不经意而辞旨敦厚,字画安舒,想见德人睟盎之致(按,“睟盎”是成语“睟面盎背”的缩略,语出《孟子·尽心上》,形容有道的学问者的温润敦厚貌)。借观累月,亟欲题识数语以志仰慕,适以肝郁湿蒸,辅颊间时作痛,苦未能搦管。今逾年矣,书此归之。援翁博闻强识,上下千古,乃心折先生之为人,籍逮新会(按,陈垣是广东新会人),与施氏略有因缘(按,指施闰章的曾孙施念曾尝于乾隆八年任新会县宰),宝藏遗翰,什袭爱护,彼朋旧尺牍十巨册安得尽归邺架以资赏析,其欣快更当何如耶!

  壬申(1932年)三月朔,杨锺羲写记

  杨锺羲年长于陈垣几十五岁,“道兄”“援翁”自是长者的客气称呼不待言。应注意的是这宗“什袭珍藏”的施闰章家书手札卷子竟“借观累月”,到写好跋语奉还时已“逾年矣”,两人的关系确乎非泛泛之交可比,委托陈垣代为联络、订餐之类实不足道。

  另一位做东的是尹石公。杨锺羲与尹氏订交在1923年,即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下一年,因杨度之介而相识,(见《来室家乘》,今称《雪桥自订年谱》)。他本名尹炎武,字石公,当时在北大、辅仁、中法诸大学任教。他又是藏书家(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并在当时的教育部任职,加上“辅仁”的背景,和陈垣相识自是不成问题了。但二人非仅相识而已,1963年《文物》杂志第5期刊登陈垣一篇《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的文字,开头即云:“钱竹汀(大昕)手简十五函,原裱十四开,尹石公先生自沪寄京,展阅一过,皆竹汀寄家人子弟信……”

  尹石公炎武为学者兼藏书家,又尝受江苏省政府委托纂修《江苏通志》,搜罗江苏籍先贤名人的手简遗墨正在他的职责之内(乾嘉学者钱竹汀大昕为江苏嘉定人,尹石公炎武亦为江苏丹徒人),唯不知这十五函手简是寄赠,还是仅委托陈垣作考释?不拘怎样,二人交情亦非泛泛之交可比也。

  关于尹石公,还有件逸事可资谈助,见于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即回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那篇,题目是《爱罗先珂下》:

  爱罗先珂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廿四日到京,寄住我们的家里(按,爱罗君被日本驱逐出境,旧北大聘其教世界语,因是盲人,不通汉语,但通日语,故蔡元培托周作人家照顾),至七月三日出京赴芬兰第十四回的万国世界语学会的年会,我同内弟重久和用人齐坤送他到东车站(按,在今前门东头),其时离开车还有五十分钟,却已经得不到一个坐位了,幸而前面有一辆教育改进社赴济南的包车,其中有一位尹炎武君,我们有点认识,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应,于是爱罗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这是很可感谢的……

  “包车”大约是将整节车厢包揽下来而不一定满员的,或此为尹石公任职于教育部之公差?如今,这种“包车”的事多有,但恐不能如石公这般能通融耳,虽为逸事,亦资联想。在“聊园春讌”照片的十一人中,后排站立者靠右,陈寅恪与陈垣之间即是尹石公炎武;靠左第一位即“聊园”及谭家菜的主人谭祖任;前排落座的正中是法国学者伯希和,他是本次“聊园”雅集的真正主角,用胡适之先生语,是西洋汉学家“泰斗”级的人物。我尚未了解到有哪位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历史、典籍等的研究熟悉程度能达到他那样的水平。在伯氏心目中,“汉学”就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故巴黎国家图书馆设有他收藏敦煌文物的专室,就名曰“伯希和的中国”(Chinese Mes Pelliot)。他还有个治汉学的三要素不可不知,即目录学和藏书、实物的收藏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聊园春讌”正是这“交流”的实例。

  《艺风堂友朋书札》中载有一通伯希和致缪荃孙的信札,现照录之于下:

  奉手书,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岛夷志略》,谨领以谢。嘱钞《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后,遵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此覆敬请

  撰安

  缪大人  弟伯希和顿首二十二日

  此虽为短笺,也足窥这位西洋学者的汉文水准之一斑。信中所说《岛夷志略》,为元代汪大渊所著,是研究古代南中国海诸岛及航线最具价值的文献,唯不知是缪氏主动赠予,还是之前经伯希和的请益咨问而“惠赐”。或许为后者较有理据,因伯氏于此书不仅撰有札记,还精心翻译整理,直至晚年。试摘几句札记中的话于下:

  ……余于1912年《通报》(按,指《东方杂志》)中曾略叙及此书……同时并将其中与占波国及其三个属国的有关几条译成法文……《岛夷志略》一名“岛夷”二字,殆指中国周围许多原始民族。而“岛夷”二字,司马迁作“鸟夷”……

  札记洋洋洒洒历数各国对这本书的研究、考订、版本源流等,从中可看出伯氏对中国古籍版本的熟悉及对南海地理状况之了然于胸。我们阅读《史记》,有谁会留意《五帝本纪》中的“鸟夷”呢?“鸟”即古“岛”字,见《集韵·皓韵》和张守节《史记正义》。昔年编《汉语大字典》时,“鸟”字头下虽据《集韵》立了“dǎo,同‘岛’”的音义,而书证却付缺!其时,谁也没能拈出《史记》如此典型的语例来,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虽为末节,能不佩服伯希和的详核与博识!

  与他有交流的中国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张元济、叶恭绰……均为不世出的一代学者,堪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学者。仅举时在沪上的张元济先生的日记略述之。1916年7月20日记曰:“法人伯利和到涵芬楼看旧书。”又曰:“晚,约伯利和、沈子培(曾植)、叶菊裳(昌炽)、张石铭、缪小山(荃孙)、蒋孟苹在寓晚饭。”这说明两点:一为张元济译伯氏名为“伯利和”(P. Pelliot)未错,叶昌炽更译其为“毕利和”(见《缘督庐日记》当天的记载),只是后均约定俗成为“伯希和”矣;二是与“聊园春讌”不同的是此为“家宴”,从名单排列顺序上看,伯氏仍为主角,沈曾植似相当于“聊园”雅集之柯凤老(见后文,这是就其学术地位言之)。兹再举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来照应这次“家宴”:

  ……知伯希和近日过此赴北京使馆武官之任。今日过乙老(按,沈曾植号乙庵)始得其详。此次伯君过沪,张菊笙(按,张元济号菊笙)?之,请乙老往陪,伯出《舜典释文》照片(并有《周易释文》),乙老劝菊笙及蒋孟苹印之,菊笙许诺……

  “交流”云者非仅在于菜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文化交往,“聊园”雅集亦然。

  伯氏右边就是题词的东道主之一的杨锺羲,其左边端坐握一手杖的老者,即这次雅集的另一主角柯劭忞,字凤荪,号蓼园,光绪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等。民国肇始,尝任清史馆长(原赵尔巽为馆长,聘柯氏任总纂,赵殁后,柯为馆长)。《清史稿》中的《天文志》《儒林传》《文苑传》《畴人传》等大半是他的手笔。他最享盛名的是穷数十年之功完成的《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以及相关的数十卷《译史补》《新元史考证》,民国政府列《新元史》入正史,称“二十五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为之特赠予文学博士学位。按,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衔从不轻易授予,尤其对于外籍学者,相比于哈佛等美国“常春藤”诸校的博士学位要困难得多。但柯老先生似乎并未在意,没见他自夸或炫耀过。所著《蓼园集》是他的诗文总集,之外还有《文选补注》《文献通考注》《尔雅补注》《春秋榖梁传补笺》……应算得著述等身了。

  50年代以后出身于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无论口头还是笔下多会谈及之前的旧北大,更往上溯至京师大学堂,而说到主政者则多提蔡元培、胡适之等(我不知道蔡元培、胡适之当年办北大是否扯上京师大学堂是其前身),却罕有提及“柯劭忞”三字的。“大学”者有“大学者”之谓!柯氏算哪种学者?具世界影响的《新元史》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刊印出版过,知者寥寥。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的前言仅提了一句:参考了“柯劭忞《新元史》”而已,什么原因呢?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曾拟过这样的考题:“二十五史中,哪几种史不具备‘表’和‘志’?”(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闻一多年谱长编》)此处闻氏所提为“二十五史”而不是“二十四史”。

  如今,“聊园春讌”中的人物都已远去了,即当时较年轻,不过才四十六七的尹石公也早不在人世了(据施蛰存先生的日记称,丁酉后的1963、1964、1965各年均与尹石公有过从,如借书、探望等,见文汇出版社,2002年,《闲寂日记》,则尹氏晚年尚在沪上,他去世于1971年,已是耄耋之龄,唯不知“文化大革命”如何熬过)。陈寅恪先生为照片中之最年轻者,时年四十有三(我用的实岁),但早已是清华研究院四导师之一,博学通贯,人所共仰,后之来者又何能加一语!唯其晚年境遇坎坷以至于终,非拙笔所能道其万一。杨锺羲逝于1940年7月11日,阴历出伏的头一天,当时的报纸刊登了这则消息(见邓之诚日记)。1945年10月,伯希和逝于美国麻省康桥,只67岁,无疑是中西文化学术史上难以填补的空白。彼时中国学界的反应及怀念甚多,可参阅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及1946年《燕京学报》第30期有关文章可也,不赘。照片中最年长者柯凤老劭忞,时年八十有五,也在当年“聊园春讌”后不久即溘然而逝,如张孟劬为柯氏所撰墓志铭所称“自君之卒,海内老师宿儒亦尽矣!”(见《遯堪文集》卷二)“绝响”二字实耐人深长味之也。

  最后提一句,“适之先生撰席”未应邀约,胡氏的缺席给“聊园春讌”平添了一点疑惑,余皆俟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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