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心与译艺》在台北出版的时候，说什么也不曾料到自己会在来年仲夏的蝉鸣中，离开住了将近二十年的香港，飘过了海峡，回到了台湾——我的出生地，在东海大学的浓荫绿树中驻足了。台中没有之藩先生的踪迹，我从寻觅他的音声与身影的梦中醒来时，不至于因惜春、送春而太过伤春。花残、花凋、花落时，面对斜阳流景的怅惘也可以是在有无之间了。
这一转眼，就又两年了。花事正浓的季节接到书林转来的外研社的电邮，原来这本书的内地版，已经在二校了，真有说不出的惊喜。外研社的编辑甚是仔细，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大多是有关音译的不同拼法。一些早期的翻译，很多出自英国的译者，远在汉语拼音颁布之前，自然用的是威氏拼音。有些我以为是人尽皆知的引文，尤其是引自《论语》的段落，都不再加小注，但既然编辑问了，加回去罢，可以更周严些。还有我提到的许多人名，比较现代的、当代的都没有附上生卒年，为了形式上的统一，也一并注上了。
在本书最后的《翻译余话》里，我举了一个例子是韦理（1889—1966）翻译的《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Look at that little bay of the Ch’i,
Its kitesfoot so delicately waving.
Delicately fashioned is my lord,As thing cut,as thing filed,As thing chiseled,as thing polished.
编辑问我，这“kitesfoot”作何解释？这个字在传统字典、网上字典都不怎么查得到。时日已久，我也怕有抄写的笔误或传讹的可能，想再查查韦理的诗经翻译The Book of Songs。书是1937年在伦敦出版的。当年写作此篇时用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图书馆的藏书，东海图书馆则有两本：一是1954年伦敦再版的，一是1960年纽约印行的美国版第六刷。原来韦理为“kitesfoot”做了一个小注，说是一种芦苇类的茅草。这是对绿竹的不同解释，开启了新的话题。也许来到了淇水的小湾，方可知道当地适合种的是竹子，还是芦苇。
这两个本子，不论是英国版，还是美国版，因为是后出的，其实都是第二版。摩挲旧卷，我想起第一次读到韦理的诗经译本是在七十年代初到美国时。当时着重在义理，没有留意其他。这第二版有两篇序，韦理郑重其事列出第一篇与第二篇。二在前，一在后。原序甚短，还不到一页。他特别感谢了一个人和一套书的几位编辑。这个人叫GustavHaloun（1898—1951），这套书是哈佛燕京学社在1934年出版的《毛诗注疏引书引得》。
GustavHaloun是捷克汉学家，我没有找到他的汉名，不知道有没有。韦理感谢他在哥廷根的汉学书院做主任时成立了中文图书馆，而且从德国其他的图书馆为韦理借书，并指导他做研究。否则没有书，这研究很不容易做。我后来在Haloun的讣闻中知道他日后去了剑桥，隶属于国王学院。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Giles，1845—1935）以威妥玛（ThomasWade，1818—1895）之名在剑桥所建的中文图书馆也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成为世界知名。从欧陆到英国，在欧洲汉学的推广与传承上他功不可没。
《毛诗注疏引书引得》是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丛刊》的一种。学社于1928年春在哈佛大学成立，但《引得》编纂处却设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图书馆。经费由哈佛统筹，编辑、印刷、发行都由燕大负责。韦理说如果不是《毛诗引得》的出现，几乎不可能有严肃而独立的研究。也因为此书，我们对诗经的了解超过了公元前二世纪以来所有论诗的书卷所言。《引得》编纂主其事者是燕大的教授洪业（WilliamHung，1893—1980）。不过韦理在序里只说编纂而未称其名。
第二篇序略长，但也只是一页多一些。韦理提起了一件事，又谈到一个人。这件事是因为燃烧弹的意外引起火灾，他的诗经译本因而绝版。他也就利用这段空档，修阙补遗。意外发生在1941年，我不禁浮想联翩。是在二次大战的炮火中，穷经究译；在文明销毁的过程中再逐步建构。短序没有详加说明，但多少呈现了俯瞰全景的格局。
韦理谈到的这个人，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1942至1946年间他在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分三次发表了他的诗经翻译与注解。
高氏这个文本的特色在逐字翻译，韦理在修订自己的译本时，因此套书的出版而及时参照了高本汉的研究。在第二序的最后一段，韦理提到自己在第一版中铭感于心而今已然逝世的GustavHaloun教授。这第二版还是要献给他。韦理说：“这书是我的，也是他的，在十三年的停顿之后，能够再版，他一定会很开心。”朴实的字句，没有什么修饰，却在简单中看到求知若渴的那种激情。想起八十年代早期我初到哈佛，洪业刚辞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徘徊流连时，仿佛还能感觉到他的声息与脚踪。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看见整套的《引得丛刊》。我读了他的名作《春秋经传引得序》，也译了他的《史记三讲》。在知识的积累与传递中，依稀看见辗转的流光。
从燕京到哈佛，哈燕社的设立是一个故事；从燕京到东海，大学的创建是一个故事；而我跨洋渡海，从哈佛经香港来到东海，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繁花满树的春天，走在校园的大道或小径上，每当微风拂过枝头，便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又一个种树的前人。
我也像韦理似的，仍以新版献给永在心头的陈之藩先生。相信新版的发行一定让天上的陈先生感到无以伦比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