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霸道与“中国威胁论”

今夜清光 ——《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自序

作者:童元芳第402(2015/11/18)期

《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童元芳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定价:32元

  《译心与译艺》在台北出版的时候,说什么也不曾料到自己会在来年仲夏的蝉鸣中,离开住了将近二十年的香港,飘过了海峡,回到了台湾——我的出生地,在东海大学的浓荫绿树中驻足了。台中没有之藩先生的踪迹,我从寻觅他的音声与身影的梦中醒来时,不至于因惜春、送春而太过伤春。花残、花凋、花落时,面对斜阳流景的怅惘也可以是在有无之间了。

  这一转眼,就又两年了。花事正浓的季节接到书林转来的外研社的电邮,原来这本书的内地版,已经在二校了,真有说不出的惊喜。外研社的编辑甚是仔细,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大多是有关音译的不同拼法。一些早期的翻译,很多出自英国的译者,远在汉语拼音颁布之前,自然用的是威氏拼音。有些我以为是人尽皆知的引文,尤其是引自《论语》的段落,都不再加小注,但既然编辑问了,加回去罢,可以更周严些。还有我提到的许多人名,比较现代的、当代的都没有附上生卒年,为了形式上的统一,也一并注上了。

  在本书最后的《翻译余话》里,我举了一个例子是韦理(1889—1966)翻译的《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Look at that little bay of the Ch’i,

  Its kitesfoot so delicately waving.

  Delicately fashioned is my lord,As thing cut,as thing filed,As thing chiseled,as thing polished.

  编辑问我,这“kitesfoot”作何解释?这个字在传统字典、网上字典都不怎么查得到。时日已久,我也怕有抄写的笔误或传讹的可能,想再查查韦理的诗经翻译The Book of Songs。书是1937年在伦敦出版的。当年写作此篇时用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图书馆的藏书,东海图书馆则有两本:一是1954年伦敦再版的,一是1960年纽约印行的美国版第六刷。原来韦理为“kitesfoot”做了一个小注,说是一种芦苇类的茅草。这是对绿竹的不同解释,开启了新的话题。也许来到了淇水的小湾,方可知道当地适合种的是竹子,还是芦苇。

  这两个本子,不论是英国版,还是美国版,因为是后出的,其实都是第二版。摩挲旧卷,我想起第一次读到韦理的诗经译本是在七十年代初到美国时。当时着重在义理,没有留意其他。这第二版有两篇序,韦理郑重其事列出第一篇与第二篇。二在前,一在后。原序甚短,还不到一页。他特别感谢了一个人和一套书的几位编辑。这个人叫GustavHaloun(1898—1951),这套书是哈佛燕京学社在1934年出版的《毛诗注疏引书引得》。

  GustavHaloun是捷克汉学家,我没有找到他的汉名,不知道有没有。韦理感谢他在哥廷根的汉学书院做主任时成立了中文图书馆,而且从德国其他的图书馆为韦理借书,并指导他做研究。否则没有书,这研究很不容易做。我后来在Haloun的讣闻中知道他日后去了剑桥,隶属于国王学院。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Giles,1845—1935)以威妥玛(ThomasWade,1818—1895)之名在剑桥所建的中文图书馆也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成为世界知名。从欧陆到英国,在欧洲汉学的推广与传承上他功不可没。

  《毛诗注疏引书引得》是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丛刊》的一种。学社于1928年春在哈佛大学成立,但《引得》编纂处却设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图书馆。经费由哈佛统筹,编辑、印刷、发行都由燕大负责。韦理说如果不是《毛诗引得》的出现,几乎不可能有严肃而独立的研究。也因为此书,我们对诗经的了解超过了公元前二世纪以来所有论诗的书卷所言。《引得》编纂主其事者是燕大的教授洪业(WilliamHung,1893—1980)。不过韦理在序里只说编纂而未称其名。

  第二篇序略长,但也只是一页多一些。韦理提起了一件事,又谈到一个人。这件事是因为燃烧弹的意外引起火灾,他的诗经译本因而绝版。他也就利用这段空档,修阙补遗。意外发生在1941年,我不禁浮想联翩。是在二次大战的炮火中,穷经究译;在文明销毁的过程中再逐步建构。短序没有详加说明,但多少呈现了俯瞰全景的格局。

  韦理谈到的这个人,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1942至1946年间他在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分三次发表了他的诗经翻译与注解。

  高氏这个文本的特色在逐字翻译,韦理在修订自己的译本时,因此套书的出版而及时参照了高本汉的研究。在第二序的最后一段,韦理提到自己在第一版中铭感于心而今已然逝世的GustavHaloun教授。这第二版还是要献给他。韦理说:“这书是我的,也是他的,在十三年的停顿之后,能够再版,他一定会很开心。”朴实的字句,没有什么修饰,却在简单中看到求知若渴的那种激情。想起八十年代早期我初到哈佛,洪业刚辞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徘徊流连时,仿佛还能感觉到他的声息与脚踪。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看见整套的《引得丛刊》。我读了他的名作《春秋经传引得序》,也译了他的《史记三讲》。在知识的积累与传递中,依稀看见辗转的流光。

  从燕京到哈佛,哈燕社的设立是一个故事;从燕京到东海,大学的创建是一个故事;而我跨洋渡海,从哈佛经香港来到东海,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繁花满树的春天,走在校园的大道或小径上,每当微风拂过枝头,便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又一个种树的前人。

  我也像韦理似的,仍以新版献给永在心头的陈之藩先生。相信新版的发行一定让天上的陈先生感到无以伦比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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