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
中国儒学作为一份古老而丰富的思想资源，从汉晋时传入日本，千百年来曾滋养和催生了古代日本文明之花，江户时代以后，经林罗山朱子学、伊藤仁斋古学派以及荻生徂徕古文辞学派的传承与创造，逐渐形成具有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特色的日本式儒学思想体系。这一堪称“日本儒学”的思想资源，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却参与并帮助了近代皇权观念、军国主义理论的构建，这一历史事实，业已被一些中日学界人士所关注与研究。我国日本中国学研究前辈、吾师严绍璗先生，二十多年来著书立说，屡有揭示论说，近年来，又有刘岳兵先生、刘萍女士等研究者申论于后，提醒我们关注儒学在近代日本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负面作用，让我们对于日本儒学抱有不同于“儒学在中国”的警示与反思。
最近，又读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刘萍女士新著《〈论语〉与近代日本》，该书从哲学思想领域、历史学领域、文学领域以及文人创作四个方面，介绍和论述了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论语》研究，以及以《论语》为中心素材的小说创作，让我们对于《论语》在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界出演的多面相，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当《论语》在哲学研究者服部宇之吉笔下，被作为营造当代日本“孔子教”的素材时，思想史研究者武内义雄，则正在着力于对《论语》历代文本的厘定和对《论语》内容的“原典批评”；在山路爱山从近代立场出发，提出要从材料、时事、孔子像三方面更新《论语》研究的方法论时，津田左右吉则从“道德观”和“政治观”两方面入手，直接指斥《论语》“不过是知识的灌输，缺乏实际意义”，这种“道德说教，不免充斥着虚饰与夸张的成分”，表达了对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深刻怀疑和批判精神。要之，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在对中国文化怀疑和批判的总体氛围中，《论语》要么成为反对民权、帮助稳固皇权的理论依据，要么沦为“阴惨沉郁”的过时思想，遭到遗忘或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吉川幸次郎充满文学感性和道德善意的“人本主义”《论语》观，便显得格外引人关注并给人以希望。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家中，吉川幸次郎以对中国文化怀抱深情而著称。他对元杂剧的研究、对杜甫诗歌的注译等文献学、语言学的工作，体现出既具有实证主义理性又兼具理想主义情怀的治学方法与态度，他的令学界瞩目的巨大研究成果与他独特的中国观，可谓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这种研究方法与治学态度，同样也体现在他对于《论语》的注译与评说中。从战后一直到他去世前的25年间，吉川先后发表了十多种关于《论语》的讲演、注译与研究著作。刘萍女士在书中辨析说，日本学术界往往将吉川幸次郎的儒学观称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而吉川自己的表述则是“文化主义”，这源于吉川《论语》研究对江户时代日本前辈学者的继承，特别是对荻生徂徕《论语》说的继承。“在荻生徂徕看来，孔子原本是倾心于‘诗书礼乐’的，风雅的文化生活是孔子的理想，而《论语》就是述说这一理想的书籍。”（《〈论语〉与近代日本》，第145页）吉川幸次郎曾屡有论文将中国历代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主题，概括为“希望与绝望”、“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对峙，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关注点，落实在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上（参见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中国文学所体现的人生观》等文，载于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在《论语》研究上，我们同样也看到吉川这种“人本主义”的视角与关怀。
贯穿于《论语》始终的，是令人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对于人的肯定，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类拥有的善良的肯定。至少对于我来说，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孔子对人类的能力、人类的善意的充分的信赖。（吉川幸次郎《中国的智慧》，见《〈论语〉与近代日本》，第148页）
他还说：
虽然有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并没有否定非不义的富贵；“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也并不否定名誉的价值。“克己复礼为仁”中的“克己”虽不乏禁欲的意味，但“复礼”则可以理解为以向文化基准看齐为己任。尊重文明与快乐的中国人，其文明就是在这部著作的伦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吉川幸次郎《关于〈论语〉——庆应义塾小泉信三纪念讲座讲演》，同上，第152页）（楷体结束）可以看到，吉川从《论语》中读取的，或者说《论语》带给吉川的，是中国人“希望”与“乐观主义”的文化信念。
《论语》在近代日本，还有两种文学的面相。
一种是1938年下村湖人的小说《论语物语》。该小说取材于《论语》，通过28个故事塑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群像，表达了作者对于孔门人物身上折射出的儒家文化光辉的赞美。下村说，《论语》是探索天道、引领理想的“苍天之书”，更是行走于大地、践行平凡人生之路的“大地之书”，他要通过《论语物语》的创作，用心与心的交融，超越历史、超越时空，走进孔子的世界，体现作为人的孔子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求道之路”。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部物语中，与其说我是把孔子的门人当作两千年前的中国人，不如说是更把他们当作能在我们周围出现的普通人来描写”（下村湖人《论语物语》序文，见《〈论语〉与近代日本》，第178页）。把“孔子的门人”当作“周围普通人”一样来描写，是为了让读着这本小说的周围普通人——当代日本人，也能够像书中的孔子门人一样，追随和践行孔子《论语》的理想。下村毕业于东京大学（原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科，曾经在台湾工作生活过六年，任总督府立台中第一中学校长及台北高等学校校长，对中国文化，具有从书籍文化接受到实地生活体悟的认知升华。回到日本后，他主要以文学创作和自由演讲的方式继续从事他对于青年的社会教育理想。结合下村文教事业的经历来看，把《论语物语》作为帮助青年品德养成、获得为人之道的教育课本，就并不是无根据之说。
另一种是中岛敦的《弟子》。以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路为原型，倾注热情铺陈、描绘了子路“伉直磊落，甚至有点鲁莽”、“勇武实干，勇于担当”、“敬爱忠诚，严守礼仪”的品格形象。中岛敦具有较深的汉学学养，《弟子》与其传世著名小说《山月记》《李陵》《名人传》一样，都是以中国历史题材为素材创作的。这篇小说，一开始题为《子路》，继而改成《师徒》，最后才定为《弟子》。刘萍女士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弟子》的取材、对子路性格的刻画以及时时作为映衬者的老师——孔子的形象。品读至此，不由得令人进一步追问，中岛敦在1942年日本侵华战争之中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依托中国古典文化、赞美古代儒家弟子的小说呢？孔门弟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人才济济，他又为何选取子路作为《弟子》的主人公？联系到古代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师徒关系，联系到子路身上所具有的那些更接近于日本“武士”性格的东西，以及子路拜孔子为师之后，一直追随左右，以尊崇和保卫孔子为自任的形象，加之小说篇名的一再更动后终于定于《弟子》，以突出“弟子”这一形象的主体性，那么，小说欲为日本是“儒家文化的弟子”这一身份定位与张本，几乎是不言自明了。
哲学的“孔子教”，历史的“道德政治观”，文学的“人性关注”，乃至小说的“人物塑造”，《论语》在日本近代呈现出多面相，虽然研究视角与手法不一，但将《论语》拉近日本社会、拉近现实人生，进行创造性转化，为当下文化建设、思想教育提供精神资源，却是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此，不由得让人想起，那本被封为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经典的《论语与算盘》，不也正是另一种《论语》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