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存在着一种“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这种“中国威胁论”有一定的市场。这其中的原因可能需要从澳大利亚的历史说起。
到悉尼歌剧院游览的人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歌剧院的确气势宏伟，设计新颖，形似贝壳，与大海相得益彰。旁边的悉尼湾跨海大桥修建于二十世纪，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这座公路铁桥仍然巍然矗立，让人叹为观止。然而，人们不太留意的是歌剧院旁边的海角上的一条石凳。从历史的角度讲，这条石凳可能与歌剧院和跨海大桥的意义同样重大。很不起眼的巨石上凿开有一个台阶，被取名为“麦考利夫人的石凳”（Mrs.Macquarie’sChair）。
自从詹姆斯·库克（JamesCook）船长1770年发现了澳洲之后，英国就开始在澳洲殖民，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英国人都不愿意去。1788年，英国政府将澳洲变为流放之地，将囚犯及家属送往这里，以对大英帝国的殖民计划形成补充。据说，“麦考利夫人的石凳”是新南威尔士州总督麦考利将军于1810年为其妻子开凿，目的是为了让她在此欣赏悉尼湾的风景，观看那些从英国驶来的商船。
在历史上，澳大利亚的国防一直依靠英国。在悉尼，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大英帝国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纪念铜像。当时的澳大利亚人的自我定位是大英帝国的一个部分，是它的一个海外属地。因此，澳大利亚的语言、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人口多数是英国移民的后裔，有着白皮肤、蓝眼睛。直到现在，澳大利亚都是一个英联邦国家，其国旗上有着英国的标志。
从文化传统来讲，澳大利亚是一个欧洲国家，信仰基督教，但是从地理位置来讲，它又是一个亚太国家，与亚洲更近。基于这个理由，有些当代澳大利亚人主张脱欧入亚，更多地融入亚太事务。这样做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脱离英联邦，成为一个共和国。1999年澳大利亚举行了全民公决，但是公投结果否决了建立共和国的提议。这说明澳大利亚仍然愿意保持与英国的紧密联系，但同时也说明它并没有完全做好成为一个共和国的准备。从地理上讲，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有天然的大洋屏障，应该很安全，但是澳大利亚人并不这么想。他们会告诉你说：澳大利亚面积7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0多万，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其人口数量仅与北京市差不多。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很脆弱，总有一种可能被入侵的焦虑。据说，二战时期的“新加坡陷落”（1942）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具创伤性的事件。澳大利亚人认为，新加坡沦陷后，下一个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将是他们的国家。
因此，澳大利亚总是寻求与大国结盟。二战之前，它与英国结成天然联盟，但是在二战之后，它转向了美国，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紧跟美国。1972年，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EdwardGoughWhitlam）访问中国，促成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他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违背美国指令，与中国接触的西方政要。据说，当时有人嘲笑他说，“你去中国就是上了周恩来的钓鱼钩。”但后来澳大利亚人引以为豪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澳大利亚走到了美国人之前，并不总是美国的“跟班”。
有些澳洲人认为，在当今，他们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中国持续不断的经济腾飞，已经有能力用经济手段控制别国，即它可以使用经济制裁对别国施压，迫使它们就范。这些人还会列举阿尔巴尼亚、瑞典、菲律宾等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是采矿、教育、金融、旅游。作为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中国的买卖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澳大利亚已经不敢轻易对中国说不。
应该说，澳大利亚的“中国威胁论”源于其对于“来自北方的威胁”的焦虑。这种焦虑本来是来自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但是有些人却把它强加到当今的中国头上。他们认为，中国给予了周边国家巨大的实惠，目的就是希望换取它们的“感恩”和“臣服”，最终通过经济手段建立它曾经拥有的“朝贡体系”。
但是，“中国威胁论”可能把澳大利亚置于非常尴尬的外交境地。比如，在中日的钓鱼岛争端中，澳大利亚选择与日本站在一边，反对中国设置防空识别区。同时他们又从日本进口潜艇等军事装备，称日本为“澳大利亚在亚洲最好的朋友”。他们甚至可以原谅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原谅安倍政府否认慰安妇历史。也就是说，某些澳大利亚人不惜原谅日本的军国主义，遗忘澳大利亚在二战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有与日本新军国主义站在一起的嫌疑。中国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来没有向海外扩张或寻求海上霸权的历史，这些都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人的人际哲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也是一样。中国从来没有输出社会制度的野心，其对外援助要么是无私的，要么是以互利互惠为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
如果说中国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全球的领导作用，那多是用榜样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得以实现。即使在朝贡的时代，中国从来没有对附属国实施武力控制，或者对附属国进行殖民统治。中国的统治阶层一直有一种“民本思想”，“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因此，倡导国家治理以人民的利益为根基，这就是儒家所谓的“王道”。
世界上真正的危险和威胁来自霸权。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水平不同，能力也有所不同，因此强国常常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弱国，对它们进行政治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干涉和干预。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是一种霸权，在今天，有些国家仍然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把航空母舰开到别国的海岸。这就是儒家所谓的“霸道”。
应该说，澳大利亚对华关系的主流是友好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种杂音。从历史角度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研究和对中国事务的关注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倾向。今天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在清末民初之际一度以“莫理循大街”而闻名，当时就是以澳大利亚记者乔治·莫里循（GeorgeErnestMorrison）的名字命名的。在清王朝灭亡后的军阀统治时期，此人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是他揭露了日本欺辱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帮助中国争取作为战胜国应有的权利。另一位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WilliamHenryDonald）曾经在民国时期任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今的澳大利亚也有一批像莫里循、端纳和惠特拉姆一样支持中澳友好的人士在坚持和平和发展的主流，在为中澳关系的改善做着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