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儿童的发现”之后，外国儿童文化资源的广泛译介与传播，为现代中国提供了新的认知视野。近年来，翻印现代文献典籍蔚为风潮，许多从事外国儿童文学工作的翻译家和出版人逐渐为读者所熟知。可遗憾的是，许达年这个名字对广大读者来说依旧极为陌生。许达年，生卒年不详，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编辑，主要从事翻译与编辑工作，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
2014年，国内出版社翻印、出版了一套“世界经典童话集”丛书，共有9种，包含八个国家的传统童话和一本《都娜童话集》，八个国家指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伊朗、土耳其和印度。实际上，“世界经典童话集”丛书的编译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原名叫做“世界童话丛书”。许达年正是“世界童话丛书”的编者与译者之一，分管编译《法国童话集》《西班牙童话集》《丹麦童话集》《伊朗童话集》《土耳其童话集》《印度童话集》以及被翻印版遗漏的《埃及童话集》。毫不夸张地说，许达年占据了“世界童话丛书”的半壁江山，作出了最大贡献。
《埃及童话集》系埃及的童话汇编，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原编者是日本学者永桥卓介。据笔者考证，永桥卓介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活跃于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他于1942年出版学术专著《原始文化——人类学序说》，出版社为日本生活社，昭和16年初版，32开，148页，是一本人类学研究专著。永桥卓介还从事欧美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译介工作，在1951—1952年翻译过弗雷泽的《金枝》5卷，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也翻译过佛雷塞的《俗信之社会制度》。永桥卓介的译介和研究成果斐然，影响巨大。
《埃及童话集》于1937年4月在中国出版，发行者为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平装，16开。封面朴素简洁，最上面印有小字“世界童话丛书”，往下为红色大一号字体的“埃及童话集”，再下印有黑色小号字体的“许达年译”。正中间是一幅富有冲击力的插图，鲜艳开放又不失精致细腻，插图下边印有“中华书局印行”。版权页的内容简洁清晰：上面的正中间由花边框着八个大字“有著作权，不准翻印”；最右边印有“国民政府内政部注册二十六年六月廿三日执照警字第九五二七号”，右下角标注价格“上海实价新法币六元（邮运区费另加）”；从右到左的其他内容依次为：原著者“永桥卓介”，译者“许达年”，发行者“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代表人路锡三）”，印刷者“美商永宁有限公司（上海澳门路）”，总发行处“昆明中华书局发行所”，分发行处“各埠中华书局”。《埃及童话集》于1941年出第三版，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有趣的是，1978年香港国光书局也出版了同名《埃及童话集》，译者为“许大彦”。笔者将该书的目录、内容与中华书局版本进行对照，发现完全相同，不难推断国光版的译者“许大彦”应该为“许达年”。
在《埃及童话集》的《译者小序》中，许达年表达了翻译该书的目的，那就是让中国读者了解埃及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小朋友们看厌了欧美的童话后，由我来介绍几篇材料特异的埃及童话，想来大家一定欢迎的吧！”许达年希望将《埃及童话集》的翻译提升到审美艺术的高度。在现代中国，单独为儿童读者提供审美艺术格调是翻译家所忌讳的，因为当时翻译的文化姿态是救国，梁启超在《论译书》中就这样强调：“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但是，许达年依旧乐意将与中国境遇相当的“老伯伯”埃及的童话介绍给国人，正如他在序中所说：“因为虔敬鬼神而想象奇幻，于是魔法神奇等类的传说，便人人所乐道，这对于传授给儿童听的童话故事，当然也不能例外了。”许达年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在当时背景下确实难能可贵，可见他译介的审美理念相当前卫。
许达年语言翻译的艺术性同样不容小觑。少年儿童作品的翻译较成人作品，需要考虑到少年儿童的审美接受能力，与许达年同时代的徐调孚先生在《一个广告——世界少年儿童文学丛书》中对翻译提出过要求：“译者务必浅显，使适宜于才读过几年书的孩子的自阅。”翻译照着原文直译，或许不难，但在原文翻译基础上保持原样的风格与韵味，同时又要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许达年的译作《埃及童话集》多以讲故事的形式展开，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叙述，以“从前”“很久以前”作为开头，满足少年儿童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口味。人物的对话常常以儿童的口吻展开，清新灵动，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在《比赛魔法》中，沙托尼的魔力消失，没能从魔法书读取真相，回家之后向满脸忧色的妻子说道：“啊啊，我真抱恨，实在没有办法！如果我再能恢复成从前一般，读那册书是算不了一回什么事的。可是，如今我已一无所能了。”沙托尼以语气词“啊啊”开口，渲染了无奈气氛，吸引了他人的注意，与儿童的口吻一致。所以，接话的并不是沙托尼的妻子，而是他的儿子。舍诺沙理斯在旁边听见了，忙说道：“父亲！那是算不了什么一回事的，且让我去读吧，我一定能读出来的，同时也可以恢复父亲的声誉。”后面的对话全部在父子之间进行，而且儿子占据主导地位，为他最后解决难题埋下伏笔，这完全符合童话的逻辑思维。许达年表现语言通俗性的同时又不忘艺术性，语言带有中国古典文学的味道，例如人物说话时用“道”取代“说”，使用“嫣然一笑”“石匠说罢”“且说，有一天”“且说，以后不久”等等词句，结合中国语境，既保留传统文学的韵律，又把握住原著的神韵。
当然，评价《埃及童话集》译作的美学价值，除了语言的艺术性，插图的生动形象性也是评价标准之一。日本图画书学者松居直在《我的图画书论》中认为：“文章与图画用不同的方法都在说话，来表现同一个主题。”在儿童启蒙认知时期，《埃及童话集》独特的画面叙事对于埃及童话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封面。《埃及童话集》的封面呈现出埃及传统壁画、图案的风格，例如人物以侧脸的形式展现，背景以几何式的图案排列，画面透视技术的巧妙应用，等等。同时，作为童话的封面，它也有着独特的儿童审美趣味。封面的右边有一个正面的小人，能言善辩的形象在他的手势动作与丰满圆润的表情描绘中得以彰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法老和皇后吃惊的表情，两者在严肃与诙谐的对照中展现了民间艺术的张力。这种画面情趣正是童年乐趣与游戏精神的体现。
其次是文本中的插图。插图追求黑白相渗、虚实相生、动静相宜的美学品格。例如，第一幅插图《国王看管着珍宝》，国王的眼神被聚焦和放大，与熊熊燃烧的烛光交相辉映，把《破入宝库的大窃贼》中的吝啬鬼国王表现得活灵活现。有些插图通过横向放置来增加视角的开阔性，例如其中一幅插图名为：《沙托尼在古廊的庭园里散步，忽然有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出现了》。散步的行为意味着视野的移动，而视野移动则对插图的行动范围作某种程度上的扩张。作者很巧妙地将插图横置，解决了这类开本的童书空间局促的问题。《埃及童话集》中的插图不是简笔画或者速写，而是用版画绘制，相比一般的儿童书显得更加精美别致。
既然《埃及童话集》的艺术价值不可忽略，那么它在2014年版“世界经典童话集”丛书中的消失，确实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但是考虑到《埃及童话集》的性质，它被遗漏也是历史的必然。
《埃及童话集》涵盖灵魂说（“脱离躯体的魂灵”）、木乃伊（“木乃伊和魔法书”）、古巫术（“魔法黑箱”）等埃及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再结合原著者永桥卓介的学术经验，说明它主要是一册介绍埃及民间文学的普及读本。童话确实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土壤，但是并不能说民间文学就是童话。严格来说，《埃及童话集》中的许多故事“少儿不宜”，例如《破入宝库的大窃贼》渗透着盗窃不受惩罚的错误道德观念，《妖女》和《魔法黑箱》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霍拉斯的复仇》隐藏着民间的血腥暴力倾向。由此不难看出，《埃及童话集》很大程度上具有民间藏污纳垢的无意识书写，已经不适合今天的儿童读者，这或许正是出版社没有把它收入“世界经典童话集”丛书的原因。
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埃及童话集》的译介是很有意义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许达年译介《埃及童话集》利大于弊，不仅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而且为现代儿童文学提供了创作的参照，是一股使得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现实驱动力。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许达年的《埃及童话集》拓展了国人的认知视野和能力，为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故而，许达年译介《埃及童话集》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应当载入史册。
